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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与杀人


   我常说:现实主义创作者的立场,乃是认定现实之中发生的一切超过了人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和想象能力。现实比我们头脑之中的概念、感情、理想、精神等,都要来得更严密、更广博、更深邃和更匪夷所思。能够尽可能地接近现实的真相,揭开表象的皮面,挖掘问题的根源,力求解决的道路,这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功夫。比如今天所谈的赌博与杀人,它的牵涉面与我们头脑中知道的、理解的、想象的,就有很大差距,因为这种普通中国人生活之中的极端现象,远不是一般人所能够预料到的。但是它们的的确确发生过,直到我们再回首时,我们才惊诧地感叹:原来竟有这种事!于是乎,我们开始警示人性之恶。殊不知悲剧仍处于激烈的进行时态,现实就这样再次超过了我们的警示。
   (一)冲动的惩罚
   这里特指“小冲小动”,意即突发性质。在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世事沉浮的人爱讲“大海弄潮,物欲横流”,但对于青年、少年来说,他们所能感受到的,更大层面上是自己的得失,即便是恶性犯罪,之前也根本无法料定,甚至连一个详细、严密的谋划方案都没有。他们可能内向、贫困、压抑、扭曲,受排斥,同时也不甘于、并嫉恨受到排斥,比如马加爵这样的人。在他们突然爆发出那种平日里你根本无法预见的惊人狠毒时,一股惊骇的寒颤惶恐将令你久久不可停歇。赌博的本身,正是对这种潜在危机进行加速恶化的过程之一,一旦这个危机遇到一个超过其本身最大容忍量的导火索,悲剧便极容易发生,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翻开自己剪辑的旧报,便看到一个不寻常的案子:2004年福建惠安“3·31”案。因冲动而受到惩罚的主角之一,是在惠安县惠南工业区某针织厂打工的王龙,年仅17岁。这位从黑龙江汤原县跑到福建打工的少年,其最大的恶习,说起来也不过就是爱玩“赌博机”,这个习惯是从他的学生时代传承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个王龙,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他只不过是个贪玩的孩子罢了。是的,直到现在我依然在假设,假如王龙并没有被针织厂开除,或者假如王龙即使被开除了但也仍然有钱可花,那么他会不会去杀人?想来想去,我认为他还是会去杀人。他那种孤僻的性格里隐藏的是对现实的愤怒和报复,尤其是当他因为迷恋“赌博机”而失去工作之后,这个在他人生之中出现的第一个重大打击令他难以承受,他的第一个打算就是“要活下去”,而且这种活法还要来得最快、最及时,另外还得足以“可持续发展”。
   于是乎,17岁的王龙开始壮胆。先是邀约朋友喝酒,当然是最铁的哥们、老乡。酒毕之后,已是深夜,他和刘某再次来到以前经常光顾的公话超市店玩“赌博机”,这一夜是 2004年3月31日。我又开始假设了:假如这一次王龙能够在“赌博机”上赢点钱,那么他会不会去杀人?想来想去,我认为他还是会去杀人。生存的危机、被开除的厄运、 “赌博机”带来的疯狂,这使得他已把现实当中的规则抛弃,并进入虚拟之中的狂飙意气。当店中终于没有其余人时,王龙和刘某一前一后将唯一留下的人--店主庄某-- 压倒在地,一人关小铁门,一人用手捂住他的嘴巴使其无法呼救,再用一根绳索套在他的颈部,致其窒息死亡。随后,两人在受害者身上和店内抽屉搜寻,抢走现金3000多元及其它物品,迅速逃离现场。凌晨3时许,两人搭车潜回黑龙江汤原县老家;10余天之后,被捕。
   这是一个抢劫杀人案。“赌博机”在这个案子之中,始终都是一条叙事的线索,拿鲍家街43号乐队的一句摇滚歌词来形容它的感觉,那就是“濒临疯狂的彻底孤独”。赌博,对于王龙这样的少年而言,虽然只是“玩”那么肤浅,看似并不那么专业、老道和大牌,但是它的游戏规则并不是论输赢那么简单,而是作为摆脱压抑、逃避现实的利器,从中找到“杀尽一切、毁灭一切”的虚幻胜利感,这也反证了这样一批少年的心灵是何其浮躁和空洞。当然,也因之而危险。
   (二)马加爵的升级版
   马加爵留给我们的启示,实在太过广泛,最扣人心弦的,就是他的“逃”。但他毕竟没有到达那种反抗国家机器--例如反抗警察--的地步。然而社会形形色色,为了“逃 ”,干脆与抓捕人员决一死战的人仍然存在。下面我举出的这个案子,是2002年贵州电视大学“3·15”案,赌博仍然是该案的噩梦先兆。如果要做一部非常深刻的大学生电影,别的剧本我看就免了,干脆就选它。
   王文德,23岁,贵州电视大学直属分校二教部学生。这个人一边上学,一边在乌当区一所小学代课,算是勤工俭学的人了。他家在农村,在这个家里面,他上头有6个兄弟姐妹,最受父母宠爱的便是他。应该说,3月15日凌晨发生的事情,的确非常偶然,换成有海涵的人,退一步风平浪静。可是,他却绝不屈服。3月14日晚上,王文德走进电大学生宿舍304室,看到几个同学正在“打金花”,王文德参与进去了,而且竟然还赢了。42张扑克牌,每人拿3张,这种赌博我实在是太熟悉了。问题是,大家都是学生,贵州人的性格是有那么一点“冲”,遇到钱上面的拉扯,麻烦就来了。3月15日凌晨1点,王文德与骆某等人发生争执,动了手。王文德被人劝解,返回宿舍。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也并不是要找兄弟操家伙来大干一场,而是做好自卫的准备:将一把匕首放在兜内。
   骆某等人又追来了,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动刀子,而是想到去报警。如果这个报警电话能够打成功,或许问题还不至于发展到杀人的地步,但问题是他被人抢下电话,并被扯掉了电话线。骆某手里拿着双截棍,开始威胁他:“不还钱就把你摔下楼去!”王文德只是一个劲儿地挣脱,最后恼羞成怒,向骆某刺了两刀,又朝段某颈部猛刺一刀,将骆某和段某当场杀死。当周围的同学上前夺刀时,王文德又将两名同学杀伤,然后逃离现场。如此,便发展成为“两死两伤案”。学生打牌,不过几十块钱的输赢,但事情恶化至此,王文德也傻了眼,他关心的已经不是自己对错的问题,而是开始考虑犯罪情节的轻重。他想知道:究竟有没有被自己杀死?如果没被杀死,那么就不用逃了。问题是骆某和段某的确死了。
   这个重大打击,使平日里拘谨、内向、沉默寡言的王文德只想到一个字:逃。对于这样一个重大杀人刑事犯来说,生命的意义也仅限于此。强烈的畏惧与罪恶感,延伸出来的是逃生的能力和彻底的反抗。他沿着铁路往遵义方向跑,又累又渴又饿,于是他吃起了树叶。甚至在他躲进山洞之时,他还吃起了豌豆、蘑菇,还有灰萝卜,并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这可真是惶惶不可终日啊,但也助长了他对一切危机的警觉。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两种随时可能从天而降的人物:一种是仇家,一种是警察。当他看见他父亲王启明出来锁牛时,他找到了帮手,也就是年近七旬的父母。他让父亲偶尔给自己送饭、加衣,地点则由自己选择。6月的一天,天上下起冰雹,他在极度饥饿的时候,选择在夜晚回到了家中。
   在意识到随时都可能被警察抓住的情况下,他开始做一件我们很难想象得出来的事情- -造枪。这可比行为艺术来得更逼真,他让父亲借来电砂轮,找来钢管、镊子等,一支在枪柄上刻下“天堂军火厂监制”字样的步枪就这样制造出来了。他甚至准备打一场地道仗或者伏击仗,在房间里挖了一个约1米深的地洞,制造了一个炸药包。这个23岁的小伙子,从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生,就这样逆转成为一个暴力分子。2003年1月 31日,恰好离案发之时有10个月,又恰恰是大年三十,警方突然降临。一场搏斗竟真的爆发了:王启明持菜刀将两名警察砍伤,其中一名警察受重型轻伤;王文德持匕首将一名警察左胸部杀伤。其后,被捕。
   从法律的角度讲,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制造枪支罪、窝藏罪、妨害公务罪都占齐了,但是比法律更耐人深思的是什么呢?是平民的惊人爆炸力--好事者也会称之为“革命性”,所谓的“杀人的革命”。这个案子绝非冲动的惩罚那么简单,而是暴力因子的疯狂发育,已经侵蚀到最普通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内心深处。
   (三)施辣手的江湖老手
   这样的社会畸形儿,可不是一般的老道。一旦选定一个目标,他们的智慧与手段便几近高超,对回旋余地和逃遁之道,有长足的准备和谋划。他们有深刻的社会体验,曾经有过让数以万计的人艳羡的体面生活,经历过人生乃至历史的沉沉浮浮,无论是洞察力,还是交际、算计、特长,以及对这个社会黑暗面的了解和玩弄,都能做到普通人无法到达的熟透。就是从作案的手段来看,也是干净利落,而且还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然而在作案之前,很明显的一些缺陷也能暴露出来,比如爱赌、爱嫖、贪得无厌等,随他们再如何暴戾狠毒,最终仍然败于正义之下。当年的张君已经魂飞魄丧,而今的张君们是否已经吃一堑长一志?我看也不尽然。请看2000年四川泸州“黄加宁案”。
   黄加宁这种人,就是放在十年以后,也算得上是个智慧型的人物。1959年出生的他,15 岁下乡当知青,16岁应征入伍,后来升迁成为连指导员,并被军区政治部授予“优秀政治教员”称号。27岁时,黄加宁转业到家乡金融部门,几年之后升任中国人民银行泸州支行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副主任。这个长期经历军队生活的人,行监察之政,大权在握,在当地可以说是个上层人物。33岁,此人已是银行开办的泸州市金融实业发展公司的总经理。到39岁时,这个公司已经成了他个人的公司。这个巨大的转型带给他的,台面上自然是道貌岸然,但背地里却是形同黑社会式的人物,一不做二不休。这个人的阴谋诡计,表面上确实很难察觉。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在两个问题的处理上搞得非常失败:一个是女人,一个是赌博。其它的嘛,都是由此引伸而来的报复手段,只不过他做得比一般人残忍和干脆。
   嫖,使他纵欲不止,也使他极度贪婪,且憎恨第三者。此人刻骨铭心的情妇有两人,而有露水之情的女人则有几十人。这是个强烈占有欲的恶习。例如他的一个情妇另耍了男朋友,他就暗制爆炸装置悄悄安放在这个情妇的住宅门上,将这个情妇和男友炸伤。而赌博,则是彻底地将他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挥霍奢侈的富翁颠峰之上,重重地摔下来,最后欠上别人数万元而还不起,老婆也与他离了婚。这可是人财两空啊,如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股强烈的不甘涌上心头,于是这个昔日风光之极的人物准备把自以为属于自己的一切,统统都给夺回来。贫困潦倒、且被人追债的他,先是向前妻借了6.7 万元,还上赌债之后,余下的4.2万元则用于一个密谋已久的计划--绑架勒索。他可真不简单,辗转重庆、成都、隆昌、古蔺、荣昌等地,购买假身份证,偷盗车辆牌照,办理银行储蓄卡,租车和租关押人质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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