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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专题活动之后的五点感悟

   

   杨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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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9月4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中国农民工调查》的最后一集——第12集。这两个半月的星期六早上和晚上8点,《中国农民工调查》一共在收音机里回响了12小时。12集节目被我的台湾友人刻录成6小时的CD作为留念。听众的来信问候、鼓励、探讨,提供线索、个案、著述,以及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本身巨大的覆盖面和声波发射功能,使我对电台的传播效力有了具体的领教。今天我想就此写些深刻的感悟。

   一、《中国农民工调查》仍有遗憾

   我分别用了4种思路去铺开这个节目,包括:历史性叙述、地域性阐述、特别性关注、全局性建言。但就农民工问题本身而言,我没有深入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非政府力量的细致布局,二是农民工维权失败的自身因素。做节目之前,我所寄望的是全面而又具体地展示农民工的真实处境,并批判造成其艰难处境的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因素,同时呼吁全民关注并切实维护其权益,遏制农民工危机的扩大。做节目之后,我坚定地认为:如果非政府力量不壮大、不独立、不起效,或者农民工公民意识和自身技能不增长,则农民工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今后我会用文字、声音、实际调查,来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二、做系列节目,嗓音一定要优秀,    最好进行“准专业训练”。

   电台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系列节目的主讲人,不但要有相当的新闻专业知识和言论感召力量,而且在嗓声上一定要努力达到4个标准:准确规范、清晰流畅;圆润集中、朴实明朗;刚柔并济、虚实结合;色彩丰富、变化自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今后凡是接受采访,要嘛全不做,要嘛就要做得一次比一次扎实。无论言谈文字,没有真性情、真思想、真体验、真见闻,如同一阵虚风,毫无价值;或者,不过是重复、再重复罢了。我们是立志为民立言者,即公共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就应当让这种声音有彻底的、真切的、让人不至于迅速遗忘的震撼!

   三、针对具体问题,一定要有深厚的背景资料。

   举个例子,在做《北京民工子女学校的生与死》那一集之前,我电脑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文字资料就有21万字,图片有53张,电视节目下载了6集,同时还有我过去8,000多字的调查笔记和拍摄的19张照片。然而,这仍然不够。因为,这个问题很深,有以点带面的性质,用30分钟去谈好它,就需要了解北京教育制度的地方色彩、北京外来工的各种法规等等。同样的道理,问题往往并不出于表面,看透一个问题,必须“深”下去看与之有关联的各种因素。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坦率说,至今我都有点后悔过去的某些言论判断得太早。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让言论起作用!怎么起作用?没触到问题的真根源,要起作用便是免谈。

   四、我们亟须行动力,解除惰性和自我掩饰。

   第一,必须搞清楚,为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丧失行动力?因为,这类似于一种授权。你的受众群体赋予你的期望就相当于选票。你的所得资源,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为民众所授予。因此,你应当服务于民众,而绝非敷衍民众、漠视民众乃至抛弃民众。否则,你就是个不负公共之责的混子。第二,行动力本是最基本又最难掌握的黑白棋策略,就算是世界冠军也不能完全掌握。但在我们的行动力上,有三点是大多数人都具备的,那就是:时间、资源、以及机会。我们常常面临两种困境:一是觉得言论无用,即纸上谈兵;二是觉得无事可做,即无聊。问题出在哪里呢?那就是既不珍惜、不善于利用时间、资源、机会,亦太过关注自己。看穿中国世道的人常对我讲:“为自己活着,没意思。”过于倾于己身,就丧失了自己;深入公众,生命才有价值。纸上谈兵者,问题就出在没有深入。

   五、我们要善于学习,以更宽容的心态了解中国。

   这可以从下面的三个方面入手:中国民间的反思潮流、地方政府的施政教训、以及境外媒体的独立观察。最近我从这三方面较为系统地阅读晚清史和中华民国史,收获颇大。古人说读书要“破万卷”,依我看,能够彻底读懂、读透、读烂其中3、5本,便已能够洞察当前国事乃是何等的艰危!至于致力于为民众之权而踏实奋斗者,其泪其汗其痛其险,又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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