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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年龄层的女工体验

   作者:杨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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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纪元2月4日讯】文前通告:2005年2月1日中午12时,我处来了两个处境极其悲怜的安徽人,是亲生两兄妹。一个叫阚奶正(“阚”念“kan”),男,31岁,落腮胡,四六分头式,手拿蓝色破吉它;一个叫阚素正,女,38岁,短发,偏胖,较矮,肩垮蓝黑色背包。目前,阚奶正的妻子卢小燕、阚素正的丈夫吴圩贵(“圩”念“wei”),均与其身在广州。他们的原籍地址是:安徽省宿州市怀远乡西刘集镇吴圩村2组;邮编:211003。现在四人凭藉这20天左右的乞讨,仅乞得100多元钱。四人中,仅有阚奶正有小学五年级文化。因家乡于去年发生特大洪灾(每隔一年发生一次),当地的救济款、救济粮出现极大漏洞,家中房屋曾被全部淹没,阚奶正、卢小燕、阚素正、吴圩贵被迫外出打工。吴圩村穷困之极,全村竟无一座电话,而且此前竟无一人外出打工,封闭得让人难以想像。今年,他们四人用去年庄稼秋收的所有微薄积蓄,总共凑得800元钱到广州,但因从未有外出打工经验,且在广州无一人是亲戚和相识的老乡,工作难寻,故而最终走向穷途末路。

   阚奶正家中,现有74岁的母亲,名叫梅道界;亦现有11岁的孩子。阚素正家中,现有两个孩子。阚奶正、卢小燕、阚素正、吴圩贵四人,现在靠从垃圾堆里捡到的一把蓝色破吉它作为“招牌”(确实是根本不会音乐),讨钱乞食,晚上睡在马路边,流浪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一带。另有一人,叫吴圩魁,是他们的同村村民,因无法忍受流浪之苦,独自行走去中山市方向。我拿出几十块钱、几包烟、一大袋糖饼送给阚奶正、阚素正,并留其饱餐一顿(此前他们已有两天未进一粒米)。最后,我将我的电话号码、《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电话及几位记者朋友的电话留给了他们。在此,银波请广州新闻媒介及所遇朋友,热心帮助他们。另请广州公安机关相助;至少,勿欺凌辱骂之。

   银波采访其人其事达两小时之久,对吴圩村之贫穷落后和当地腐败政风深感震惊,亦对此四人这些天来所受之侮辱极感愤懑。他们临走时,对我道了一句最普通、也最感人的话:“我们想回家。”

   (一)50岁:曾祥明

   杨:去年中秋我来参加你50岁的生日宴会时,就想写篇《50岁进城农妇曾祥明实录》,可惜未成。这里在座的兄弟都曾吃过你亲手做的饭菜,但明天你就要坐车回四川泸州老家去了,真是遗憾得很。曾:银波太客气了。比起你父母来,我都算是出来跑得长、跑得远的了。像我们这代人,当年一家人跟着伙食团,长年吃滕菜(空心菜);我和我父母,三个人吃一背兜“鹅儿长”(一种喂猪的草),这样就过一天。这些苦我都挺过来了,后来又是在农村长期做生意,个人求生活根本不成问题,现在反倒为我那几个不争气的儿子操心。他们虽然年轻力壮,但不懂得如何规划、如何精打细算,到头来还是独立不成,就算这两年当了老板,也仍然不得人心。我之所以坚持要回去,确实是儿子们逼的,他们在经济上出了问题,民工抱怨他们,这些儿子反而拿我这个老人家出气,说到底,是没有能力的表现。

   杨:我们杨家与你们一家交往这一年,感情不浅。你走后,我会极力劝戒他们。曾:他们关键还是不懂得外地人如何在本地站得住脚的道理,只是一味地想着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是得不偿失的。我刚出来之前,在家里是卖竹子的,就是把竹子划成竹片,再收些竹片,一捆一捆卖到码头去上。按理说,我在老家辛辛苦苦干的那点成绩,完全不可能逼得我要靠外出打工来谋生。只是当时发生了一件大事,竹片突然大降价,成货又多,不得已去借钱,欠了6万多块钱的债,这才想办法到外面来挣钱还债。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不跟你讲大话--我总结我到广州这些年,凭这双手,自己就挣了14万块钱。可是呢,到现在还是还不清老家那笔债,这当中主要还是几个儿子把我拖垮了,尽是白用我的钱,更别说尽孝道。

   杨:记得前年你的大儿子开馆子,生意不错。曾:要说川菜的味道,那是没话说。但他尽请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了东西不开钱,亏了好几万,还说这就是结交朋友、拉关系。这些年轻人,只看到城市里的花花哨哨,以为拉帮结派、找几个后台就是本事,完全是本末倒置。我到广州是怎样做的?先到广州当家庭保姆,照顾老人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把广州话(白话)学会了。然后做摊子,搞面条、米线、米粉、条粉、包子、馒头、煎饼、串串香、麻辣烫,接着就做荤豆花、火锅,不断地把真正地道的四川口味传到这里来。我跟人打交道不是那种巴结讨好的下九流功夫,而是真正用四川人的热情和周到来为顾客服务。

   杨:印象最深的是寒冬腊月你骑车给郑成金那帮民工送加班饭,那次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曾:对。我记得当时你在我这里吃饭,跟我讲起郑成金他们经常加班,早上自己带冷饭冷菜过去当中午饭,又都是泸州人,我就骑30多分钟的车送盒饭给他们,而且只要半价。比如说,烧白、粉蒸肉、青椒炒肉、茄子,再加一盒饭,我只收他们两块钱,外面卖就是四块钱。从那以后,我天天给他们送盒饭,没有哪一个不说我做的口味不行。多的时候,一卖就是60多盒,少的时候也卖20多盒。除了进大馆子,现在广州哪里能找得到我这种地地道道的烧白?再说,大家都是出门人,应该长期相互关照。我跟许多顾客真的不是那种开了钱没个招呼拍腿就走的关系,而是真的像一家人一样,聊聊家常,甚至批评他们几句恶习。只要你诚恳待人,日子一长,生意就会越来越好。

   杨:但你毕竟还是离开了这里。曾: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外打工其实就是一个锻炼,锻炼你见识世面的能力,锻炼你独立生存的能力。真正有本事有眼光的人,就算是做个不起眼的小摊子,也能活得滋润。关键是太多人太盲目了,按我们过去的老话说,差不多都成了“投机倒把”,做事情不踏踏实实,即使成功了,也只不过是压榨剥削其他人,这种事情我绝不做。生活在广州的这些年,确实让我真正地喜欢上了广州,没有“这不是我的家”的那种感觉。许多人的基础建立不起来嘛,做事情都喜欢随波逐流,一点小小的困难就怨这个、怨那个的,没出息。我回家后,准备多喂几头猪、包几口鱼塘,发展一下副业,再开个豆花、卤肉馆子,一样会把生意做起来。我这个人从来不相信有过不去的坎,加上我老头子陈德全的脑血栓也好了,反正只要功夫硬扎,我还剩下的这点光阴绝对比我几个儿子做得还要出色。

   (二)37岁:朱祺珍

   杨:老乡,银波又来照顾你的生意喽。来三碗酸辣粉、三瓶啤酒,炒两个菜,再来些烧烤。兄弟伙,坐。朱:请客嗦?介绍一下。

   杨:他们是两兄弟,这位是赵永海,这位是赵永强,是我们重庆永川农村来的,现在到这边来修铁路。朱:你们倒是出来找大钱。永川人和江津人在这边是首屈一指的数量,而我们重庆壁山的人到现在好像还只有我们一家。这里的铁路一搞起来,我们都在考虑怎样把生意做得大一点。明年我对面这些馆子的合同就要到期了,我也想去投标,搞个馆子来做。趁现在政府还没说要赶我们走,先占个时机。只不过目前我们就已经看到变化了,这附近的房租涨得太高,我们一室一厅,就是500多块钱一个月,怕是等不了明年,我们就散伙了。

   杨:朱大姐不必悲观。打得起交道,就不愁没生意做。你可以跟建筑工地上的人联系订伙食。朱:我们是去年9月份才摆的摊子,人客不熟,也不晓得这个办法行不行得通。

   杨:现在这边的建筑民工,伙食一般分三种:一种是跟着包工头吃,包工头找人专门买菜做饭,民工每天扣六到八块钱的伙食费,吃大锅饭、一桌菜,容易被“吃小钱”;一种是民工自己带锅搞伙食,吃得节省;一种是民工在外面吃馆子、吃摊子,吃得花钱。唯独缺的就是有人亲自送饭菜给他们。做伙食嘛,一讲饭菜质量,二讲价钱公道,三讲感情深厚。你们两夫妻,可以做个分工,一个原地卖,一个推车送去卖,应该有搞头。朱:你讲得有道理。你想嘛,跟着包工头吃,具体吃啥子是民工自己无法决定的;自己做来吃,还要买菜、洗刷,耗时间;到外面吃,价钱贵倒不用说,关键是总有那么一段路程要走。像昨天那批民工到我这里来跟我讲,说因为中午加班,他们每个人都吃包工头买的盒饭,我问好多钱一盒,他们说是五块钱一盒。我就在想,这个包工头在报帐的时候一定会说是五块钱一盒,但是他实际去买盒饭的钱可能就只有三块钱一盒。那里有50多个民工,这个包工头光是在这顿午饭上,他就捡了100多块钱的便宜。吃亏的是老板和民工,只有包工头捡便宜。所以如果我们亲自去送的话,民工自己比较少吃亏。但是杨兄弟,像我们这种对这个地方不熟透的人,就是找个便宜点的房子租都难,怎么又能对那些工地熟透呢?

   杨:你可以到“草场”(地名)那边找楼房租住,两间总共240块钱一个月。平时做生意,注意记录民工工地地址,多转转。朱:不瞒兄弟说,我们家到这里来挣钱,感觉窃生生的,平素里很少有人为咱们指条路。我们是从穷山村来的,好不容易才凑钱买到这摊子工具,几个月来只不过有那么一点小小收入,能活个饱。我们的头脑不比你们,对哪里都不那么清楚,只是出来碰碰运气。外出打工的人看来也有个高低贵贱之分,我们的根子浅、人缘薄,又不敢胡作非为,更不敢做那种“天下掉个大馅饼”的事,所以全靠你们老乡扎起,常常照顾我们喽。

   (三)22岁:周世群

   杨:这么说,当年你还曾是个童工?周:对。但我运气好,我是给亲戚当童工。你晓得我们永川农村是啥子样子,再说我家里还有个弟弟,我要是不早点出来的话,这个家迟早要被拖垮。14岁之前,我都没进过城。那年,我到一个远亲家里,那个远亲就是重庆赫赫有名的教育家文斌(当年的《学语文》杂志主编)。他们全家什么都做,有做公安的,有做教师的,有做会计的,有做饭店的,有做车行的。我最开始是帮他们做饭,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去做火锅店,在重庆石桥铺那一带。早上9点起床,和大伙一起干。因为是私人店,工资低,只有300到400块钱一个月。没想到后来火锅店越来越多,我们最终把这个店搞垮了。不过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最开始包括老板在内都要跟师傅学手艺,我后来竟然能够自己一个人搞调料,在我那个年龄,这已经算是不简单的了。店垮了之后,我就想回家了。

   杨:一直到16岁才出来?周:那就是想真正到外面挣钱嘛。我到重庆大石坝去帮别人洗车,一直干到2002年8月16日。不晓得这是不是我的天性,我从来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再怎么难受的工作也干得下去,等到我觉得有更适宜我的工作干时,我就立即辞职。2002年8月16日,我终于走出了重庆,身上带着小学毕业证,跟老乡一起到深圳打工,但没想到直至9月份,仍然没有找到工作。逼急了,到广州来,在农场里面干,那简直跟做庄稼没啥子两样,而且我看到许多人流着眼泪领不到完整工资就走了,感觉那真是个黑社会。所以,干了12天,我一分钱不要就自动离厂了。记得当时我还被莫名其妙地扣了20块钱,说那是不遵守协议的罚款。这帮人,尽是压榨穷人的血汗,迟早遭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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