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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文选--< 伟大的中庸之道--对适中主义的简要思考>

中庸之道就是关于恰到好处、不偏不以的学说,它所提倡的是人类精神活动与行为活动应当控制在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的状态,在中庸之道看来“过犹不及”,即过头了和没到位是一样的不成熟不完美,中庸之道又认为中庸之道是宇宙进化的一个法则,万事万物只是处在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的状态或方式中时,才能完满地展开自身的个性(即完好地实现自身的本性),《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这种意思。总之儒学认为中庸之道既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之一,又认为人类必坚守这个法则,不能放弃对它的实践、运用,如此才能完满地实现人性的应有价值并创造完美的高水准的文明。用现代人的言语来表达它,可称之为适中主义。 适中主义是伟大的,宇宙任何事物都是在适中的条件下,才得以保持其自身的确定性,展示进化过程中各种缘起因素的平衡妙用。引力间的相互平衡,致使日月星辰各居其所,这就是:致中和,天地位焉;冷与热的相互平衡,干旱与雨水的相互平衡,肥力恰到好处以及土壤酸碱适中等因素,促成了草木禾苗的正常生长,这就是“致中和,...万物育焉”。试想如果太阳系所有地方都偏于一端冷到零下几百度或热到零上数千度,太阳系中的天地与万物还能生存么?不可能!相反会毁于顷刻间的极端的力量失衡之下。可见宇宙进化中,固然有时有些地方,各对立力量会暂时的局部性的失去平衡,但适中的法则(或曰中庸的法则)是宇宙进化中的主导力量,正因为这种力量,天地万物才得生成发展。又因为具体的时空中适中力与适中的条件各不相同,所以天地万物才千姿百态,各有千秋。 适中是宇宙的法则之一,违背此法则,事物的本性必遭破坏,不是因此而异化,就是因此而毁灭。人类尽管由宇宙演化而产生,然而人类自产生之日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有非常高级的神经网络与大脑,能够相对摆脱外力的操纵而独立地作出认知、思考、判断、选择、行动或者说有意识的行动能力是人类与物理世界的根本区别,人类这种能力又远高于其它物种,这就造成人类在宇宙进化过程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人类应当尊重其他物种与自然界的万物,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人类实际上的万物之灵长的地位。但是人类同样要遵守适中主义法则,同时更应当主动实践这个法则,目的无疑是使人性发挥得更加完满,使文明更加成熟,使自身普遍幸福能逐步实现。 先看人性需要怎样的适中。人性由体、欲、情、智、德五大因素构成,此五者混为一体,不能孤立地存在于分割的状态之下。此五者人人生而固有,体即身体,人皆有之,人体必包括欲、情、智、德诸人性因素,没有欲情智德的人体就不是完全的人体,而必是怪胎或病体(如植物人,而植物人不能算是正常的完全的人的)。人体需要适中的湿度、适中的食物营养、适中的劳逸。离开这些适中的条件,人体就会病变、衰弱直到毁灭。欲望人皆有之,生存性的欲望(即食、性、居、安诸欲望),精神性欲望(知识的、艺术的、宗教信仰的诸欲)等等,也必需处在适中状态下,才有利于人性的发展。极度的纵欲与极度的寡欲,都损害人的身份与心灵的健康,破坏人性完美地实现自身的最佳状态。在物质欲望与精神欲望之间,保持适中的平衡是人性完满发展与文明得以真正实现的必要条件。历史上,多少个人,多少民族或国家,因沉溺于无止尽的物欲而身败名裂。物欲占了上风,就是人变成了物质的奴隶,就是人丧失或放弃了宇宙近化所赋予的最高贵的精神能量,就是人变得比普通物质还低贱的一种变异。《乐记》曰:“天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表达的就是这种意思。人类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必须防止物欲占上风,物欲一旦占了上风,个人必藐视道德义务与物质、精神和谐平衡的生存方式,社会必陷于大规模的道德沦丧,随之而来的必是相互侵害、坑害、欺诈、压迫、巧取毫夺等不义之举充塞人间。《乐记》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协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讲的正是物欲一旦成为人心与社会的主流状态时的种种社会性恶果。天理是什么呢?天理就是适中主义,就人欲而言,保持在适度就是符合天理,如果纵欲或惟欲(二者即:穷人欲),欲望至上,不要精神生活,不讲道德法则,放弃进化赋予人的美好的精神力量与道德潜能,就是“灭天理”。由于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易引起望文生义的解释,误导了后人以为《乐记》(或曰儒家原旨)的“灭天理”是说肯定人欲就是灭了天理。儒学尤其是原旨儒学,是人道主义的,它完全肯定人的基本欲望的合理性。孔孟不是禁欲主义者,但他们不主张纵欲,属于节欲主义者,即提倡人将欲望节制在适中的状态。物质始终只应是精神的手段和工具,更细致地说,只应是人类追求普遍的精神幸福的手段。物质不能作为最终的目的。物质一旦成了最终的目的,纵欲主义便滋生蔓衍,诸多人害人的邪恶便会铺天盖地,席卷人间。因为人性除了物欲还有灵欲(即精神欲望),精神欲望主要包括知识的、艺术的、信仰的诸欲望,这些欲望不是物质所能予以满足的。无论怎样的美酒佳肴、豪华住宅,都满足不了人的知识的欲望;无论怎么吃、喝、穿、住,也满足不了人的艺术的(即审美)欲望;无论什么高档的消费品甚至是完整的知识体系、丰富的艺术作品,也代表不了宗教,或曰也满足不了人的信仰的欲望(也可说是需要)。人类必须在物质的享有与精神的快乐间谋求平衡,否则人性必沦入畸变状态。当然也决不能完全撇开物质的基本满足而空谈精神满足。千言万语归一句,物质的基满足是性必要的,但精神的满足才是至高的。人的情感也要控制在符合适中主义之程度内。喜怒哀惧爱憎愁七种情绪,不能长久地陷于极端的状态。过度的喜怒哀惧爱憎愁,既破坏心灵世界本身的和平与安宁,又损害人的躯体健康。什么叫疯狂?情感失控,超过了限度时的行为就是疯狂,情感失控压倒了理智的主导力量,就产生了疯狂。儒家强调君子的品格之一就是将个人的情感控制在适中状态。古希腊三大悲剧中有因情感失控而发疯的例子,莎士比亚笔下的汉谟雷特也是情感不能致中和而陷入疯狂的例子;明朝祝允明发疯时多次自杀,梵高发疯时以刀割耳,贾宝玉发疯时胡言乱语,行为失常,以及诸多人殉情而死的行为等,都是行为主体不能很好地遵循适中主义法则造成的。 每个人都必然有情感失控的时候,但是理智的人与疯狂的人的区别在于前者能尽快控制住情感放纵的趋势,而后者却听任并加速其放纵的趋势。适中主义要求人应在多数时间内保持情感世界的和平与宁静,更重要的是总体上将喜怒哀惧爱憎愁保持在不过极限的适可而止或曰适中的程度内。 智,即智能、智力、智慧。它是人类甚至许多其它动物生而固有的。知的发展是不可扼止的。人类自产生之日起,智受到人类自身极大的重视与尊敬。过度地重视智的一面容易妨碍行的发展甚至容易影响德的权威。当代社会,智的发是惊人的,人类的智获得了高度的开发与利用,遂至内燃机、电机、飞机、原子武器、电脑、卫星、航天飞机等凝聚着人类智慧的器物与产品纷纷问世并普及于世界;现代化工厂、现代药厂的广泛建立与运行,的确解决了人类许多生存、生活之需;生物技术的日新月异,不但解开了诸多生物遗传的秘密与某些行为的根因,而且利用了遗传法则创造了新的物种,达到了“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地之化育”的地步。人类的智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光辉的峰颠,连人类自己也颇感惊讶,为之激动、喜悦、叹服。 但是一、二战前后,人类的诸多思想前卫已看到一味专心于智的开发并一味地以此推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不能增进人类的普遍幸福、也不能解决诸多社会性的弊病,相反还衍生了很多问题,威胁整个人类生存与幸福,诸如阶级压迫、财富垄断、分配不公、核毁灭、污染、耗竭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等等。于是相继有很多人类思想前卫呼吁抑制智的过度发展,呼吁以道德来平衡智的极度发展的副作用。对于个人与群体乃至于整个人类,盲目的发展智,抛弃对智的适度的制约,是极其有害的。智只是人性的一个因素、一种需要,但不人性全部的内容与需要。因此人类必需将智引导在适中主义之途,绝不能陷于惟智主义的迷途。智是伟大的有力的,但必须受到节制。 德,也是人生而固有的,同情心是德性的根基,在此基础上人类的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生成并渐渐明朗可观。德也应控制在适中的范围。首先德的对象不应是无限的,当人类社会善恶并存且善常常败在恶手之环境中,惩恶才能扬善。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盲目地施德于恶人,那便是最大的不义,那便是为虎作怅,助纣为虐,便是间接地坑害人类中善人与善的力量;其次人类的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尽管必须接受德的监督与裁判,但绝不能排斥其它类型(诸如欲望、情感、智力)的存在与需要,仅仅依靠德人,人类是无法生存,这就要注重德,但不能以德来取代人性其他的存在、活动及需要。总之提倡、保持、扩充人性中的德能也应遵循适中主义的法则。 就社会文化而言,是发扬个人主义呢?还是发扬群体主义(即社会主义)呢?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个人自由主义成了社会的共识,人们的精神深处,多信奉之;社会的制度法律、管理诸活动,多体现之维护之,结果少数人暴富且为富不仁,多数平民的基本人权遭到损害,于是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并广为传播,整个十八、十九世纪好几代数以千万计的西方思想家著书立说宣扬群体主义,要求社会的制度与政府的管理,尊重群体的价值与权利,照顾群体的利益。现在整个西方世界,已将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调和在适中的状态,这是全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之一,甚么金字塔、长城,古代神庙与宝殿,都不过是暴君穷奢极欲的苦果,它们的存在是以人民群众的巨大苦难为代价的。而西方目前的适中的社会模式即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兼顾得相当和谐的社会模式,其代价是人人自由而平等,舒怀而创新,其结果是社会物质高度繁荣、精神高度自由快乐。这种社会模式,打碎了精神的枷锁,使人人的精神潜能得以自由发挥,于文化创新中各显神通,最终又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公正地享受整个社会活动的成果并因此而心舒意畅。或曰说自由的精神是起点,也是归宿,并且在运动过程中,将每个人的活动和利利益与群体的活动与利益,调节在非常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适中状态,是西方社会遵循了宇宙法则的结果。 而在东方极权主义甚行的地方,比方在秦清以及中共诸王朝之下,社会要么是被统治阶级以残暴的高压力量死死整合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制独裁者的奴隶,个人自由被剥夺干净,集体或虚假的集体的利益成了社会运行的出发点与归宿,那里只有当权者的自由与权益;要么是高压下的稳定(即虚假的病态的稳定)不能待续下去,整个社会失序,陷入极度的混乱,当官的横征暴敛、草菅民命、践踏民权无所不用其极,流氓强盗横行于社会各个角落,杀烧抢掠、奸淫拐骗,无罪不作,社会平民中的多数也因无以为生及对社会强烈的仇恨心理而疯狂起来,纷纷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这样的社会,个人的或群体的思想行为总是在奴隶(绝对地俯首贴耳)和暴君(绝对地残暴凶狠)两极间游荡,总是极大地背离中和主义的法则。 就现代经济管理而言,纯粹的自由放任主义好,还是纯粹的政府干预型好呢?事实早就证明,自由放任主义,如果一任其独行其道,弊病是无穷的:生产上的盲目性,资本家只重视企业的利润(或曰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不顾经济的社会效益与人类效益,工人的权益也常遭到忽视。如果经济完全控制在政府的手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销售,利润如何确定,外贸由谁经营,由谁当厂长当经理等等,完全由政府来操纵控制,那么事情会更糟,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的国有国营企业的经济实践,更重要的是一战以来苏联式经济制度实践表明纯粹的政府干预型经济害处是巨大无比的:它违背了经济活动的内在法则,扼杀了其内在的驱动力与调节力,压抑了人的首创精神,助长了企业经济者的人性的固有的邪恶倾向,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妨碍了机会平等与分配公正的实现,最终的结果是创造了劣质的产品、破坏了社会的元气、毒化了社会人心、消耗了宝贵的资源,每天都在用平民的血汗维护劣质的败坏的反效率反效益的经济制度。 如今人们广泛地认识到了适中的经济制度的有效性与必要性。产权制度方面,笼统地说私有制好或坏,笼统地说公有制好和坏,都是偏颇失公的。将私有制与公有制结合起来,使各自的长处相辅相成。经济机制方面,将自由竞争与政府干预有效地结合起来,以自由竞争来发挥人的创造性,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制,实现最低的成本与最佳的效益并存,以政府干预来约束垄断力量对弱者的侵削,来调节社会经济总量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来调整产业的结构,来促进分配的公正以便壮有所用,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自由竞争与政府干预的好处便能一起得到利用,并以各自的长处克服或制约对方的短处。适中的经济制度及其运行,已在西方世界实现了。但是必须记住,事物永远是一定条件下的事物。适中的或曰符合适中主义法则的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总是一定自然条件下更重要的是一定政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离开相关的有效的政治条件,是无法建立适中的经济制度的,更无法取得适中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果。这便要求人们在谋求适中的经济制度的同时,必须全力谋求适中的政治条件。 孙中山曾构想了一套适中的经济制度。他的学说里,经济是自由的民有民营为主体,但是为了防止垄断资本主义控制国计民生,孙的民生主义学说中,对少数非私人资本能胜任的以及必须防止垄断的经济领域,实行国有国营,以作为自由经济的辅助和平衡。实践证明了他的适中的经济思想即综合利用私有的自由竞争与国有国营的干预型经济的民生主义是符合人性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也是符合经济活动内在法则的。 就哲学研究的方法及内容而言,适中主义也是不可排斥的。归纳法与演绎法,或曰分析的方法与综合的方法,应当并用,说归纳法绝对正确与说演绎法绝对正确一样有害。内容方面,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人性论四者不可偏废。哲学应当充当“道并存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榜样。逻辑既是人性的需要也是人性固有智能的产物,就是说逻辑是不可抛弃的。但是感情也同样重要,人心与人的生存不能只靠逻辑得到全面的满足,于是感情的表达交流也就必然成为哲学的或文学的艺术的任务。哲学不能排斥感情,其中的人性论必然要以感情为对象之一。分析的路快尽了,就要回到综合的路上。综合方法行不通时,就求助于分析方法。局部研究无法释清问题时,就当使用系统研究的方法。总之适中主义的方法论应当是哲学奉行的原则之一。 五四运动以来,适中主义一直遭到一批狂妄无知学童的攻击、谩骂、底毁,他们因强烈的忿恨秦汉以来的极权主义而牵怒于极权主义政权一直借以为专制意识形态的儒学,又因中庸之道(适中主义)是儒家的方法论之一,而极度憎恨之。犹是稍为识几个字的纵情主义者,因为适中主义不符他们个性的路数而对适中主义大加鞭挞。好像数千年中国社会的贫困、落后、混乱、践踏人权与民权的根因是儒家提倡了以及历朝政府实践了适中主义,似乎适中主义罪大恶极,实际上数千年传统的中文化中,恰恰是社会的制度,人们的活动等一直偏离了适中主义的道路。历代专制政府极端残酷无情,极端不负责任,极端仇视民权民生,以及极端的贪污腐败等等,总是迫使整个社会行进在极端的而非中正中庸的道路上。好走极端的行为就是丧失理智的行为。二千余年独裁专制之下,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丧失理智的疯子当道的历史。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情感等等,完全成了非理性体制、非理性政府及其它各种非理性社会时尚与思潮的奴隶。非理性的方式或曰疯子的方式,是反平衡反中庸或曰反适中主义的,这种方式总是在疯狂的纵欲纵情、挥霍浪费、相互损害、相互复仇的狂潮中,破坏社会成员美好的心灵与本不丰裕的物力。统治者一时心血来潮,就会征集几百万人去攻打周边的小国,或修造大而无用的城池陵墓。甚至有许多皇帝将杀人取乐、扰民取乐、活剥动物皮及人皮诸活动当作日常生活的游戏。 由此看来,那两千余年的极权主义社会里,哪里存在过适中主义的主流呢?翻开哪些凶残虐民到了极点的、横征暴敛到了极点的、贪污腐败到了极点的、骄奢淫佚到了极点的、丧心病狂到了极点的、黑暗蛮横到了极点的专制的政制史,哪里有丝毫的中庸之道(即适中主义)的痕迹呢? 在后来的中共暴政时代里,疯狂或曰不理智的思想、感情、行为一年又一年席卷于社会人群之中。发展农业么?就毁山林、毁草场,发动所谓的垦荒种粮,完全藐视科学的符合适中主义原则的现代农业法则,结果土地大面积地沙化,粮食并未有明显的增加,垦荒中的投入与消耗远远大于收益。总之那种非理智政治疯病行为驱使下的非理性的垦荒种粮的运动,导致人力、物力、生态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实质上就是社会进程中元气遭到了致命性的摧残。 说要批判旧文化么?结果西装、美丽的发型、文雅的礼仪、凝结了古代无数劳动者智慧的器皿、用具、艺术品、建筑物等,古代的或外国的科技与学术成果等,人类史上公认的宗教伦理体系及宗仰徒的活动等等,统统在扫除歼灭的范围。这种极端疯狂的毁灭人类文明的运动曾在数十年间反复地以不同的运动形式出现。这种背离了适中主义法则的非理性行为对大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文明的诸层面的损害恰如烈火对茅屋、毒药对生灵、带毒的皮鞭对人体的伤害一样遗毒久远。 我们的民族多么需要遵循普遍的深刻的适中主义。个人的生而当有的天赋权利的客观存在,就要求社会必需给自由留有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但是群体有群体的需要与伦理,这就要求人们在尊重个体自由之同时,绝对不能忽视群体的安乐。必须明白的是群体的安乐是个体自由的条件,但个体自由是群体健康存在的前提。这个前提不能丢,任何否定此前提的动机,都极有可能在为极权暴政寻找伦理依据。个体自由也要,群体安乐也要,将二者结合得恰到好处,就符合适中主义的法则了。 大陆中国需要甚么样的经济制度呢?以国有国营为主流么?事实证明,这种产权制与人的本性是相违背的,在职工的民权毫无保障之情况下,此制只助长官方任命的厂长经理的私欲、贪欲、非理性的决策,极度的公款消费、极度丧心病狂的贪污腐败,最终企业一家接一家被淘空,工人大批大批地失业,人心广泛地遭到毒化与污染,国民经济的内力一天天遭到削弱而不是加强。需要计划经济与双转制么?显然计划作为主流,目前是反效率最终是反效益的。市场的需要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千变万化的,每个企业的生产者的生产愿望与能力也非固定不变的。计划经济正是以一厢情愿的生产与销售的计划,金融与价格的计划,来应付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来操纵生产厂家的经济活动,于是消费者的利益与生产者的潜能都遭到了封杀,就是说计划经济下的经济活动不能实现经济活动应当符合的人性的特点。另外,金融活动完全操纵在政府首脑的手中,这些人并不了解企业的真正需要还贷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为一点贿赂或其它形式的个人私利,便随意地将大笔贷款拔给关系户,而那些关系户往往与政府官员或其他亲朋好友私分贷款或以公款消费的形式损公肥私,于是计划下的金融活动完全违反了经济的规律,那诸多金融机构装璜得当富丽堂皇,每天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在忙碌不停,而其结果只是在浪费人民大众的血汗。因为说到底那些钱不是民众创造的税收,就是民众的存款,对于这些存款,金融部门最后用增发纸币来偿还,这样大量的平民存户就必然成了非理性金融行为的受害者以及随之而来的因徒发滥票而引发的通货膨胀的受害者。至于官方制定价格,那就更加违背了经济运行中的内在的价格机制的力量。供求形成价格最符合经济活动的特性,也符合人性的特点,但是计划经济为了维护当道者的利益与实现当道者的意志,它必然以很低的价格强买劳动者的劳动与产品,同时以很高的价格将官方生产的物品卖给消费者(主体是劳动者)。就是说计划经济下的官方价格是实现了强买强卖过程中的主要掠夺劳动者财富的手段。以官方制定的价格实行农村产品的统购统销,不正最典型的强买强卖的形式么?双转制么?一部物品的价格形成权仍操纵在官方手中,另一部分的物品的价格形成权交给所谓的市场。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滋生了无数的规模或少或大的官倒与权钱交易,与手握经济重权的官员只要是亲友或由权钱交易而搭上关系,就可大肆进行官倒活动,将政府的批文拿到市场上高价出售,将政府控制的紧俏物资以低价买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价格的双转制或曰经济运行的双转制,对官倒、贪官、奸商、权钱交易而言,简直是太好,这是几千年来不法分子从未遇到的暴户良机,多少高干子弟、多少政府官员、多少与之有交情的奸商,利用双轨制给他们特意留有的发财空间,一夜间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等等。谁在双轨制中受损害呢?毫无疑问是劳动人民,他们拼命种田、做工、教书、开矿、建筑楼房、在文化事业单位爬格子、在机关做小职员、或在部队义务服役等等,然而他们的劳动几乎是义务性质的,所获得的工薪是极其微薄的,可是却不得不以此微薄的收入承担着高物价、高通胀的巨大的经济压力。双轨制肥了贪官污吏,肥了奸商,肥了钱权交易者,它给劳动人民留下的惟一果子是苦果,即是由收入低而物价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市场混乱带来的生存危机。 可见计划经济也好,双轨制也好,只会遭造成社会的诸种资源的极大浪费、社会风气的极度的腐烂发臭,造成贫富两极的日益分化,最终造成社会的解体与普遍的精神败坏。但是全人类美好的力量正在壮大。 自由经济制度即以民有民营产权制度为主体,以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为运行机制,以政府干预宏观调控为辅助手段的经济制度,是经人类多数地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是符合适中主义法则的。它既能发挥自由竞争的效应,又能以政府调控为手段防止自由竞争陷入无序的混乱的供求失衡的危机境地。最后必须指出,适中的经济制度必须有适中的政制作为相互依赖的条件,离开此种条件,大陆的经济就不可能有健康的产权制度,平等的市场竞争以及真正的繁荣。这个条件就是中共保守派恨得要命的民主制度。 杨天水于龙潭监狱 九三年春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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