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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权力接班制度彻底死亡是好事不是坏事
·假皇帝有什么意思要做就做个真的
·现代中国是八国联军缔造的
·人都是通过欺负别人强大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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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制度的弊端及其不能匹配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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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
·中国应该名正言顺地推行君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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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可能带领中国迈入现代国家吗
·毛泽东的“拜人民教”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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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原创“大东亚共荣”
·《孙文越飞宣言》首次出让外蒙给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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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边缘国家的悲哀

五色海第三卷:秋天的书
   (历史之天)
   第四章 边缘国家的悲哀
   一、主仆与归属
   二、两种知识分子
   三、早熟与性的伦理
   四、能力的标准
   五、战国逐鹿的格局
   一、主仆与归属
   135
   人际关系作为社会生物的纽带,其基础是寻求归属并形成金字塔结构,其功能在稳定群体、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封建主义的名份,是用来固定归属关系的,但在生活中,主仆关系常常易位。例如阶级斗争带来的错落,暴力夺权的狂喜和生命剥夺的绝望,野蛮的颂歌与诡辩的哲学,登基(“登上天安门城楼”)了。
   能够反思这些的人可谓寥若晨星,人们早已习惯了就事论事,只看颂歌与哲学的外表,不见促成它们的升沉暴力及其生死事件,人们仰望那位颠乱了历史的老猫头鹰(“枭雄”),却不见历史的沉默判决,历史判决那敢于主宰社会的枭雄。
   136
   历史感的基础,是人的知觉。而在人的整个知觉系统中,视觉所获得的信息量高达百分之八十。视觉的特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移植到了思维与知识的结构中,例如,人的视觉有个焦点,也被叫做“视点”,一个视觉系统在下个时间瞬息到来之前,就把视觉大致集中在这一空间焦点上,一个时间片断基本就只能有一个视点,一个人不能同时观察两个东西。这个“视点现象”在思想过程中,也同样也有所表现,人在特定的片刻注意力投在一个对象上,而对其他的暂时忽略不计,或环此而转,或辅助观察。奇妙的是,由于过度集中,有时反而看不清它,例如文革中的共产党干部,目光过于集中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反而看不清个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实质,结果许多头面党干因此遭到灭顶之灾。
   那么,“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其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其实来源于“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某人受到某组织的压迫并感到痛苦时,他才会投靠其它组织或自行建立一个组织,以图对策。他于此寻求抵抗力量并取得保护。正是这种“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某组织内部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是残酷,一个组织的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越是残酷。因此,要探讨个人与某组织的关系问题,就要先到该组织以外的社会关联中去考察。换言之,组织与个人关系的形成史,不能局限于组织内部,因为这一关系的起源与动机,都是来自组织以外。
   137
   任何“神圣的组织”,都是起源于个人自保的动机,然后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日益增强的、来自其他组织的挑战。这时,组织成员要么退出组织,使自己处于更无防御的处境,要么使自己日益异化,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而人身依附关系的日渐加深,是与组织之间斗争的白热化程度成正比的。除非组织之间的竞争受到法律约束或合理限制,否则个人对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既无法缓解也无法改善,最后只有沦为雷锋那样的奴隶主义标兵。文革的红卫兵其实就是发扬了“雷锋精神”:“对待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而对于一个战壕里的同伙,这个冷酷无情的家伙也要“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138
   当某个组织自己感觉受到其他组织威胁时,会加强对本组织成员的人身控制,黑社会、地下组织尤其如此,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行走在法律之外。它们用恐怖手段先从组织内部加强抵抗力量,以便强化抗衡其他组织的外部压力。如果组织之间的对立与竞争达到竞相兼并的程度,并成为组织关系的流行模式,那么也就迎来了该组织与其内部成员关系史的悲剧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共战争之后,连退居台湾的国民政府都“搞起了白色恐怖”,因为不如此,就抵挡不了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并且吞没了整个大陆的“红色恐怖”继续前进,吞没台湾蕞尔小岛。而主导白色恐怖的蒋经国其人,原来就是苏联共产党员,是斯大林亲手训练过的,他后来选择同样共产党出身的李登辉担任继承人,也不是偶然的“失误”。这仿佛说明,只有被“红色恐怖”训练出来的干将,才能领导吓得发抖的人们,通过“白色恐怖”去自我保护。
   若把这样的关系叫做“异化”,还是好的,正如承认“白色恐怖”确实存在,说明此人还有良知。如果把恐怖活动看作正当,甚至奉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说明此人异化程度之深,已经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完全成了组织的附庸和奴隶。
   140
   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异化与大规模的机械生产联系起来,看作近代世界的一大特点,因此是正常的。按照这样的逻辑,个人异化为组织的杀人齿轮,异化为雷锋式的奴隶主义份子,作为“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的精神现象,作为“文革”的预演,作为社会被异化为黑五类与红五类的奴化过程,是情有可原的。
   这个看法是过于孤立了。它忘记了放肆的“理想主义”故意不看这样的悲剧发生,其实是有重大的个人因素,那就是“战场效应”,那就是从战场上提刀还乡的屠夫,如果没有更高权力的监督,肯定会把刚刚用在敌人身上的“手段”,重新用在百姓身上。如秦嬴政杀伐六国殆尽并不满足,接着杀伐百姓,贪得无厌,残暴寡恩,没有能力进行追本溯源地反思,终于陷入异化的悲剧而不可逆转。毛泽东不如秦嬴政但模仿秦嬴政,他在“内战”、“镇反”之后,并不放下屠刀,而是“继续革命”,镇压同路人(反右)、整肃全民(文革的全面专政),结果血洗整个中国大地。他好像忘记了,秦嬴政就是由于这样“继续革命”而成为全民公敌,最终灭亡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并不是毛的发明,而是所有草头王的通病,例如洪秀全对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的杀害、驱逐、疏远,结果毛泽东一死,他的家奴反戈一击,使其家族成员被彻底清算,自相残杀的结果,使得继承人后来也沦为俘虏。
   141
   个人的异化是组织硬化的结果,而组织的硬化则是组织之间残暴行为的结果。如果忽略时代的嗜血倾向,一味局限在某组织内部著手改善组织与个人的关系,甚至提倡组织内的个人独立性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那是枉然的,所以党内改革从来只能被“镇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封条,奉命闭嘴。
   这是因为,“组织对他组织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个人的独立性。组织的意志既是个人意志的俘虏,也使个人的判断受到组织行动的扭曲。长此以往,构成了一种病态的关系:组织的决定具有充分的盲目性,但却受到了偶像崇拜式的服从。
   本来,组织是由个人组成,当然可以说个人存在比组织构架更为宝贵,更何况组织的智慧归根结蒂还不是个人的智慧?病态的关系来源于:组织与组织之间展开白热化斗争的现代,个人如果不是依附甚至寄生在某组织内部,也就永远无法出头,即使商人,也要依附商业系统、寄生在金融系统内部,方能财源滚滚,实现自己的贪欲。除非你一心想当个流浪汉,否则不论党政军学商工农,无一不为五斗米折腰。况且现代人不怕折腰,就怕折了腰还得不到五斗米。这不用害臊,因为第一个折腰者,而且是“竞折腰者”,就是自称“人民大救星”的人。
   这种严峻的现实,彻底粉碎了个人的灵性比整个组织还要宝贵的良心判断。因为这个崇尚暴力行动和物质利益的时代,是个灵魂意义的睁眼瞎,这个时代看不见五米以外的东西。
   142
   有意思的是,个人价值的降低,还是组织扩张的结果。即某个组织内部人口越多,则每口人的价值越低。给个人以较高地位的,多是些小规模的城市国家,或是高度自治的联邦国家。古希腊的城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邦,以及近代以来欧美的联邦,都是如此。中国先秦时代的区域性国家,由于其规模较小、版图不过今天的一两个县,人口还不到今天的一个小城市,所以还能给予个人较高的地位。当然,随着秦汉建立了长城,监禁了整个社会,放下了铁幕,个人就被淹没了。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上第一个建立铁幕的,不是格鲁吉亚的
   斯大林,而是陕西的秦始皇,其铁幕就是长城。而坚持“四大伟大手”的人,自己承认不过是斯大林的学生。
   (随着铁幕长城的矗立,个人的独立地位消解掉了。所以我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提出的长城批判,其实就是铁幕批判、义勇军进行曲批判。而1988年写作的《河殇第一稿》所批判的“黄河心理”,指的就是“延安精神”,正如“舞龙”指的就是扭秧歌。)
   人数的增多,尤其是随着“统一”而来的剩余人口的大量涌现,使个人的价值受到了蔑视。独裁者既然没有了敌人,他也就自然不再把人民视为人。因此无论是自封秦始皇还是被谥汉高祖的家伙,都有足够的理由和机会表达了他们对个性的厌烦和对独立人格的羞辱。
   143
   任何组织关系都是貌似强大其实极不稳定,它处在永久的流动状态下。我们看到“组织系统称霸的时代”,其最为典型的就是“战国时代”,因为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大组织,就是战国。在战国的意义上,秦汉、罗马、乃至哈里发阿拉伯,也都是战国的果实。而一旦战国过去太久,这些果子也都糜烂了。
   在古代的战国,争夺兵员和土地是最大的国家任务,在现代战国,争夺资源和技术成了个人和组织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控制资源与技术的跨国公司,就取得了与国家平起平坐的位置。有人预测,跨国公司还可能控制主权国家本身,而成为其全球帝国的奠基者与先行者。
   在这样的时代,中立的态度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那只是暂时的“夹缝中的生存”,它会招致支配者的怀疑与取缔。因为全球化的膨胀,使得剩余的空间已经如此狭小,再也容不得回旋的余地了。谁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岂不算作社会意义的骚扰行为?其实不然。实际上个人的独立性应该包含自律,尤其行为上的自律,是一种深入到自我以内的它律,经过自律的个人独立性不仅不会骚扰社会,而且有助于协调社会关系。
   144
   在战国压力下,维持一个组织系统如“党国”的运转,就成了至上的要求。这种义务已经不再是附带的、暂时的,而是主要的、永久的,否则将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积攒起来多项投资付之东流……等你看清这个越来越深的漩涡,却早已无法回头是岸了。即便你有幸“退党”,不再作为该组织的成员,但你岂能避免沦为其他组织的吞食对象?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人们只得降格以求,把自己从一个依附于组织的奴隶,变成在人肉市场上自由拍卖的货品。
   历史上各大文明衰退之际,为后人留下了多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痕迹,如罗马帝国的奴隶贩卖、奴隶劳动、庄园农奴制的兴起,导致自耕农阶层的消失。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同样也有类似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与盛行:把自己变成领袖们的部曲、门客,通过这种自贬,尊称领袖为“主公”,就像现代人尊称领袖为“主席”,无疑强化了各种人身依附制度,并“赐予”失去传统庇护的人们以生计。这是自由劳动向工农兵学商的奴制退化,所凭藉的历史力量。这种退化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哪一个组织(如古代的士族、现代的党团)起了什么救世主作用,相反,奴隶干部及其组织工具的涌现如五胡的领袖、南朝的军阀和他们的家族军队、党派军队,像是魔鬼,从千年瓶子里面突然释放出来,“再也不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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