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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权府才是中国文明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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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为何失去互信
·美国政府为何瞎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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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为何没有谴责香港开枪镇压
·共产党中国是骑在中国人头上的外国政府
·解放军匪兵迟早会在香港杀人屠城
·林郑月娥长得太像李月月鸟了
·为香港自由奋战至死的第一勇士
·香港是中国君主立宪的基地
·什么叫作奴隶道德
·满清政府的继承人还欠我们一颗人头
·马克思主义就是无耻的高调
·胡耀邦是一个极为阴险的杀人犯
·胡耀邦是一个极为阴险的杀人犯
·胡耀邦是一个极为阴险的杀人犯
·胡耀邦是一个极为阴险的杀人犯
·胡耀邦是一个极为阴险的杀人犯
·胡耀邦是一个极为阴险的杀人犯
·说你是逃犯你就是逃犯
·胡耀邦是一个假装开明的奴隶主
·巴黎圣母院就值小半张假画
·梵高不自杀就无法出名
·大学就是杀人的魔窟
·权力是一种动物习惯
·橡皮子弹只能欺负香港人
·权贵资本里应外合香港反送中
·八九民运正在香港出现
·香港示威为何让北京发抖
·和平理性非暴力是粉饰的坟墓
·周武王支持香港示威
·香港真能解放亚洲吗
·香港为什么不能就地审判杀人犯
·杜鲁门是共产党的乏走狗
·爱因斯坦凶残迫害犹太人
·无神论者不懂善恶
·都是南风窗惹的祸——中共国就是杀猪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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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五色海第一卷: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一、民族的痉挛
   二、群体的召唤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四、老公猩猩
   五、国家与革命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七、思想家的苦恼
   八、认识天人
   一、民族的痉挛
   432
   A、昨夜沉思我们的“民族性”:我们与众不同的“汉族”。
   B、我们的“汉族”,真像一颗人间的彗星。它时而奔向太阳,时而奔离太阳──两种运动,在它自己的轨道上,这是命运?
   它把“太阳”当作一个目标或“反目标”──它是依据和“太阳”的关系,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离太阳越近,它就越软化、越膨胀、越离心、越变形……离太阳远了,它就硬化、收缩、向心、整合。变形者有特色、有表现性;整合者有内力、有持久感。
   433
   哪里是我们的中庸之道?哪里是我们的精神故乡?“汉族性”,成为我们的历史负担。汉族性,是我们特有的“中国国民性”。中国,正在汉族性中痛苦挣扎?中国,正在酝酿名不见经传、实不载史乘的空前事物?所以,他的生存形式,超出人类迄今已经认识了的形态。于是,他仿佛混乱得使人困惑,他真的反复无常得令人厌倦。但他的形式,还是不乏某种“规律牲”,这就是:“混乱加反复等于无常的汉族性(?)”。他一会儿向阳,一会儿向阴──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生命。他忘了自己已有的宇宙,他苦思自己将有的洞天。
   混乱感,已成为二十世纪汉族性的重要特征。
   这个自秦以来形成的费拉民族,作为整体无法重抵“历史高峰”了?它早已丧失了生长的力量,并从令人眩晕、使人震惊的高度上,坠落了下来。从那以后,它就在下山的颠簸中陷入迷乱,丧失必要的形式,必要的“礼”。汉魏以降,中国失礼,失义,失理,失忆。
   这无序的混乱,不是生长标志。如从循环的角度看,也许是再度的、还没有开始进入生长的阶段(而只是停留在“前生长的孕育阶段”)。文化的孕育时代,我们呼唤更多的“破坏的要素”;它将选择、筛取、创新,一时间,它来不及对试验的结果,加速催化、促其生长。
   其他还在生长的社会,在其既定轨道上,其中的居民,缺乏类似的体验,无法理解那种弥漫中国的混乱,无法参与那种支配中国每个人思想、行为和情感的巨大摩擦力?所以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估价,令人发噱。包括社会混乱状态和人的混乱感觉在内的多重混乱,已成为今日“各领域中国生活”的基调,如工作、学习与爱情等等,莫不如此。社稷、家庭与公共生活,亦然。而克服这一基调的努力,业已构成中国走向新生命的道路。
   434
   在希望消泯的地方,只有空虚留下:世界恢复了它支离破碎的原貌。要知道,世界的整体感和所谓“秩序”,并非实存,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幻想所赋予的。“失去幻想的推动,也就失去了秩序”,正如失去了假设的前提,也就取消了科学验证的基础;而没有秩序,人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将何所托付?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希望?但为了明天,我们必须再度确立民族的希望,不论称此希望为思想或幻想!
   有人说,汉族是个缺乏绝望感的民族。其文化原因极为复杂,如果一言以蔽之,则曰:老化。由于老化,我们在整体上说,已经经受不住任何痛苦的真相。由于老化,我们看见了努力奋斗后面的无限虚无。我们已经老化到这种地步,以致任何危机意识,都无法真正激动群体的心灵。老态龙钟的汉族自以为历经诸多忧患,不会亡种亡国,故日益疲沓,不思振作。这种老化,已接近腐化,青年的腐化只是生活方式,老人的腐化却是生理现象,是完全无可救药的。但老化得进入腐化的民族,却不再产生具有危机感甚至绝望感的个体,因为我们还有源源不断的青年个体,可以像韭菜一样被一波一波地剪下!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痛感。但衰朽的结构,正是依赖精力充沛的个人,并吸取他们的血,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谁能说,这里没有一个巨大的讽刺意味呢?
   435
   英雄已死,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也许不是的。一个尚未摆脱的危机、走出困难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侈谈“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的。这样的民族或由于幼稚或由于衰老,都离不开它的保姆。没有保姆,幼稚的民族无法长大,衰老的民族无法送终,没有英雄的今天,就没有民族的明天。所以,如果真的没有英雄,需要保姆的民族也要培育出自己的英雄来!和保姆不同的是,真正的英雄,在本能上是不受原则控制的──他拒绝“驯化”。但他善于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某个足资其驰骋的群体规范,并将个人情感皈依到能使群体趋于狂热状态的那个希望的焦点。
   436
   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实体性,而并非变幻无常的液状。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可以预测的趋向,是其证明。而当民族生活陷入当代式样的紊乱时,民族的精髓也就随之步入危机:巨大的梦想消退了,仅仅留下,有待处理的垃圾!使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诱惑,化为平庸无奇的锱铢必较。
   为什么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个人奋斗的时候也要打着“群体意识”的幌子?显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特殊,而不在于本能要求的异样。如中国的“豪杰”们为自己开出权能清单的方式,在文化压力下通常却采取了群体表象的伪装。结果使得他们的权能要求,具有超强的延续性。这对真正的民族目标,其实是有弊无利的,因为这反而模糊了真正的民族需要,让民族永远无法成熟起来。而英雄对世界的作用则不仅是整合性的,而更经常是创造性的:A、他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了新道路和新目标;B、通过这一设计,他塑造了一个世界模型。如果失去了这种意义的“英雄之要素”,世界和生活,将沦为支离破碎的。但创造性的英雄来了,他提醒我们:还有重大的威胁埋伏在我们周遭,还有远大的航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要绕过暗礁,就需要比暗礁更阴险的技巧;要克服海浪,就需要比海浪更柔韧的胆勇。不被生活折服者,能够抗拒环境同化者,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现代世界的殉道者。
   他们面临着三种命运:A、精神病患者;B、早夭者;C、天才。事实上,三者时时集于一,尤其是在精神领域。如李贺、尼采、凡·高、卡夫卡便是。然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典型。有以“疯子”而退场的,有以“早夭”而退场,但都是以“天才”而退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各受自己的“规律”、“定数”左右支配。在此,他们在不同社会也得到不同的社会评价。人们仰慕天才、同情早夭、厌恶疯子,这仅仅因为,天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等号,“身价百倍”之后,世俗遂生仰慕之情。而早夭者的遭遇,使人联想自己或亲属的可能命运,故在危惧中生同情。疯子,似乎没有价值,但在西方文化(这是以基督教为其“坯子”的)中,由于耶稣、保罗等一大批“超常人格”的示范,似乎又与某种神性联系起来。所以,西方文化运比中国文化要更能同情疯子、谅解疯子甚至崇拜疯子,但在实质上,上述三种命运却是由同一本质导出的。具有上述气质而能与环境长相相安无事者,鲜矣哉!因为那种气质,将在世俗生活中,不是面临错乱,就是陷入死亡,只有极其罕见者,能够升华而为天才。天才,就是能够逃过天折的早夭者、避免发疯的疯子。投降吧!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天才,就向世俗压力低头认罪吧。
   437
   而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必有其强固的民族意识──不屈不挠、拒绝见异思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等“思想积德”。缺乏思想积德的民族,难免随风摇摆的软骨症,结果陷入持续乱世的折磨。他们的文化是风派的,京派──海派──风派,等而下之。京派是满洲人的家奴,海派是万国商人的用人,风派是国际主义的留学生。在日本,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呢?不是看衣饰,而是看眼神。日本人的眼神直直的,因为很有安全感;华人则四处窥测,因为缺乏安全感。
   显然,每个民族都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的外部环境,以及文明传统和种族特征方面的内部环境。所以,上升的民族,无不致力于创造,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状态的生活万式,然后为这名不见经传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形成理论。这些环境特点,呼唤特殊的生活方式,于是,每个民族据此形成了不同的命运。
   对这个民族是善的思想,对那个民族也许是恶的道路。能够促进那个民族的健康生活的东西,对这个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毒素。这需要敏锐的甄别,需要具有诊断民族命脉的能力。这当然也有待于每个民族的良心、社会的保姆,做出自己的回答,但决不是听命于其他民族,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导师!其他民族的导师,对于这个民族往往是个骗子。
   必须有民族的独立自主,才会有拒绝外来污染的民族意识。有了纯净的、相对排他的民族意识,才会有充满自立的自尊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形式,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这被历史家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不是习俗意义的文化,不是文学艺术的玩物,而是作为社会仲裁出现的判教尺度,即“真理的意义”。
   对不同的民族而言,真理意义的高级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这要看传承与现实的需要而定。而所谓“传承”,实际上也是以往的现实需要的积累。所以,人的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判教依据。例如,对埃及人来说,高级文化的核心是“复活”。这与基督教的“复活”不同。埃及的复活者,似乎是重复早已经历的世俗生活?但埃及人的全部现世生活,却是在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无聊的复活做准备。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复活,但仅仅是基督的复活及其最后审判,一切现在的生活,该是为这样的来世做准备的。
   再如作为印度人高级文化的核心,便是“轮回”,因此,印度人能够珍爱兽类,等视众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来世也许会变做禽兽鱼虫。中国人,则是最早的现世思想者。他们宣扬自己都不尽信的“神”,“祭神如神在”地达到现实政治上的目的,即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希腊人后来也包括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对神明持有批判态度,结果,智慧的天平就倾斜到经验主义一边去了,在希腊人心目中,诸神与他们一样放荡无忌。罗马人则过于明显地把“太阳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偶。这样的希腊世界和后来则是罗马世界,由于抛弃了必要的社会压舱石即作为心理镇定剂的宗教,而倾覆了。
   而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人、俄国人,基本上逃不出亚伯拉罕宗教文化的圈子。正如日本人主要模仿中国文明。这是就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而言的。文艺复兴以来,各民族的高级文化的核心开始慢慢蜕化了,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所谓日耳曼“力量崇拜”的侵袭。这种恶魔般的崇拜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挟带坚船利炮,先是在欧洲徘徊,后来泛滥到全球,希腊的思想与艺术,基督教的礼拜与组织,不过是它的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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