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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论及其十三条注释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分为:1,本土文化时期,从先秦到东汉,可称王国时代。2,传统文化时期,从魏晋南北朝到清末,可称帝国时代。3,近代文化时期,从清末到现今,可称过渡时代。在这三个历史时代发挥实际影响最大的思想经典,分别是易经、佛经、圣经。(注释1)

   

    本文即将探讨,易经如何从捕捉现象入手,达到科学的抽象;佛经如何从揭示本质入手,颠覆感官的真实;圣经则是本体亲自出场,展现创造的启示……

   

    一,易经描述现象世界,堪称极致

    古人把易经看作终极的学问,从修齐治平的孔圣到算命堪舆的百姓,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历代学士效法孔丘韦编三绝,皓首穷经著述易经讲义达到三千余种,还不包括民国以来街市上专供贩卖的造作。

    为何易经具有如此地位?原来,易经可算中国文明的科学结晶。举凡医学、化学、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乃至政治学、伦理学、未来学等“社会科学”的基本内容,易经无不囊括,可谓百科全书。(注释2)

    所谓科学,其学问的重点无非在于观察、描述和总结现象世界;而哲学,其学问的重点无非在于揭示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的异同;而宗教,其信仰的重点即在于本质世界。在“观察、描述和总结现象世界”的功能上,最清楚的体现了易经的科学性质的(当然不同于现代实验科学),当推象辞。顾名思义,象辞就是对现象世界的观察、描述和总结。(注释3)

    至于最后造就的易经文字系统,迟至战国末期,打破部落主义意识型态,充满天下主义宇宙意识,尽管还停在现象世界的描述但已穷极现象世界的脉动,试看乾卦彖辞: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二仪四象八卦──皆现象世界的空前表达,气势非凡,说的是阳刚之美,实则刻画了现象世界的主导力量如何运行,达到天人之际。(注释4)

    《系辞》说《易经》“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显然,这里的“神”只是精神的神或是多神教“人死后成神”的神;不是一神教万物主宰和宇宙创造者的“神”。这样的“知变化之道”,更接近科学;这样的“知神之所为”,更接近“预测学”。因此我们认为,易经达到天人之际,触击了本体世界,但并未深入讨论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关系,更未能反转本体与现象,以达到颠覆现象世界的奇效。结果祇是在现象世界擦边打转,殊为可惜:“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四章)尽管有此局限,《易经》还是可谓网罗天地精粹,无愧字字玑珠。(注释5)

    我第一次读易经,正值一九七四年批孔高潮,发愤研习三月后进入境界,万籁俱静的黑暗谷底,仿佛登临文明的巅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我从此相信,无论怎样斩草除根,中国文明的记录也不会灭亡。

   

    二,佛经揭示现象与本体的关系,堪称极致

    司马迁说撰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宋邵雍认为:“学不究天人,不足谓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即“天人之学”。天人关系论,是中国古代思想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基本论题。(注释6)

    在中国文明中,首次从现象世界出发,进入并探讨本体世界的奥秘,并反转两个世界、力求在二者之间建立可以认知的逻辑联系者,当推佛经。人若得照光明世界即本体界,反观自己陷入的障碍世界即感官界,则不免洞悉人生意义的虚幻性质,结果产生了否定感官世界的消极态度。这样的消极,是由感官的本性(有)被本体的本质(空)所洞彻之后,产生的恍然自失。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积极的,是悟通了感官世界和现象世界的虚无。这可举出那部二百多字但影响深远的《般若波罗密心经》(Prajbaparamita)为例: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注释7)

    我第一次读此经文,正在日本流离颠沛,一天晚上信手拾来,展卷开阅,顿觉豁然开朗, 惊叹世间竟有如此文字,可以贯通现象与本体,反转两者及其关系,助人颠覆现象世界,进入本体的光明。

    “心经”的心,具有中心、核心的意思,也指人的本心、真心。正如佛教学者夏莲居先生总结的:二百多字的《心经》可浓缩为“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等二十五字;再可浓缩成“观自在菩萨”五个字;再浓缩可剩一个“照”字。在我们看来,所谓“照”,就是观照、理解、反转、颠覆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关系,虽然尚未直接进入本体的神秘。如此,可说《心经》确是大乘佛理的要领。

    三,圣经是本体世界的亲自显现

    圣经与上述易经佛经不同,既不像易经那样从现象世界的描述入手,也不像佛经那样从现象世界的颠覆入手,而是由本体亲自登场发言,且用语言创世,道成人身,或曰“本体世界借着现象世界来描述自身”。

    圣经《创世记》开篇处气象宏大:“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注释8)

    据考证,这里的“创造”原文为“bara”,在创世记一共出现三次,意为“切开使之成为某一形状”,与上帝后来具体造物时所用的“制造”(“asah”,意指“用已有的原料制造一些东西”或“把作品另作安排”),并不相同。

    这样,圣经由本体即上帝和造物主亲自现身、直接出场,用祂的发言来制导全局。本体世界也就是灵界,由上帝亲自现身所展示的圣经,就与前述的易经佛经不同──即不像易经那样从现象入手, 不像佛经那样从现象与本体的颠覆入手,而是本体亲自登场发言,展示全部现象世界的创造过程。

    我初读圣经在二十岁,而从首句“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本体登场通读到末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的盼望本体复临,是四十五岁。从此知道圣经必须通读而不可选读,因为圣经是完整的启示:从“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本体出场到“主耶稣阿、我愿你来”的盼望本体复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甚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启示录》22:19)

    《创世记》的行文是由本体而下降到现象,即自上而下,自古及今,有如父亲在叙述如何生养抚育小孩;而易经等现象世界的描述,则是由局部而全面,由现象而触及本体,所以点到即止。既然易经是由下而上、由近而远、由潜龙而飞龙,仿佛小孩在回忆父母如何抚育自己,并探讨父母如何生养自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过程。这种科学方式,与表面化的生存态度即感官至上,相当一致。(注释9)佛经则是由现象即人的眼界和意识界来窥探本体即法相和“空”的奥秘,是由外及内,不像圣经是由内及外;圣经因此具有佛经所无的生命之光,这光形成了积极的爱,不是来自风格与个性, 而是由于本体的直接创造作用。在光的吸引、灵性的光合作用下,人的活动趋近神,以不断移向灵界来作试图逾越自身感官限制的运动,唯有超越现象,生命才完满,被神性充溢洗涤,灵魂就感到神明的沐浴,发出“神看着是好的”(《创世记》语),这样的“本体之音”。

    人如果不读易经就进入佛经,容易忽略现象之赜,不读佛经就进入圣经,容易简化了上帝的启示,不能理解佛法其实远在启示之下的事实。欧美“基督教社会”开始流行佛教,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就中国人来说,懂得儒教就好象学习素描,是进入现象世界的训练;懂得佛教就好象学习国画,是进入本体世界的训练;在超越此二者的基础上(注释10),朝向基督属灵生命的运动才有根基,不容易迷失方向。如果我们不懂得孝顺父母就去学习“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26),那么就会迷惑。如果懂得孝顺父母却不懂得“人到我这里来”,那么就没有灵性。小心阅读易经和佛经,可以在比较中更加明白圣经启示的独一性质:那是由唯一本体的直接现身、登场发言,并由其话语创造全部现象世界的无二过程。因为圣经展示的是由本体世界下降到现象世界的创造-救赎-恩典过程,由此现象世界得以分享了本体的光──“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这是“基督的爱”,使现象世界从此分享了本体的意义。

   

    四,本体世界的特性所延伸的三个层次

    从三经论的角度看爱即本体世界的特性所延伸的三个层次:

    1,爱你所爱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的亲亲和以直报怨。

    2,为救自己脱离轮回之苦而爱不相关的人:佛家的消业与涅盘。

    3,爱上帝爱基督因而爱他的造物:福音的真谛。正如《歌罗西书》第一章所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注释11)这与佛经对于佛的定义即所谓“世无众生,依何成佛?佛度众生,众生亦度佛也”(《金刚经.资粮分》),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上帝和基督是创造者,而佛却不是,佛要依赖人而存在。而唯有本体世界的神性之充盈、放射,方能开启创造万物的过程。创世记一至十一章所讲的创造过程,也就是贯穿于整本圣经的恩典过程,如选民、救赎、天国,都是本体的创造力量所结构的。(注释12)相比之下,中国思想是从现象界即人出发,其探讨局限在现象界即自然与人间,其最高境界为“内圣外王”。其范围是现象到现象,其解法是把危机四伏变为生机四起,但是对现象后面的本体世界,中国思想却祇点到为止,很少深入。如此浅尝辄止的背后,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现象学态度”(即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所说的“存而不论”[Reduktion])。(注释13)难怪在后现代主义流行的欧美社会,不但佛教蓬勃发展,儒教也开始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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