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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与民族精神》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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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精神,并非一个模糊的概念。例如,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中国,就严重扭曲了中国民族精神,使中国人变得逆来顺受、卑躬屈膝。而鲜卑、蒙古、辽、金、满清等阿尔泰民族先是征服而后同化于中国,则再度改变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使之更加习于接受残暴的军事统治,并为自己的屈从找到合理化的解释。我小时候就听见长辈说:“日本就是灭亡了中国,最多也不过就是三百年殖民地,然后自己融化于中国,就像蒙古与满洲一样。”于是有日本和苏联轮番进出中国,为各国列强近代入侵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开启了最为极端的道路。
   

   然而在我们看来,此中国非彼中国也。现代中国人与古代中国人相去何止万里,其行止更是南辕北辙。所以研究民族的命运和精神,成为当务之急。而研究民族精神现象,至少不能忽略这样两个基本领域:
   
   一,民族文化形态,包括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文化遗产与流行文化等;
   
   二,种族的历史所形成的国民性以及这种国民性在特定时代的表现(《周易》称为“时义”)。
   
   上述二者既彼此关联又相互制约:在渗入民族精神各个层面的同时,又刺激民族历史的发展──并交成复杂的流变。说民族精神里面包含了某种“稳定的结构”,某种“深层的积淀”,不过是后学之士对流变的截取、回顾与分析,是立足于当下的追溯,而不是“客观的存在”和“科学的发现”。民族精神的原始出发点,往往不是局部的经验、技术的知识,而是集体的体验、模糊的信念。神话作为原始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集体的体验、模糊的信念,是艺术、宗教、本体思辨、科学幻想等精神活动的交汇,而其中披露的民族精神,更深入影响了日后的民族命运。
   
   作为古文明的遗存,古代神话与现代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还是双向的、互构的。首先,神话是民族精神的早期表现,神话的诞生存在与发展,影响民族精神的流向过程;其次,神话的阐释又是民族精神的现行表现,预示了时代精神的流向过程。例如在最为时髦的意识形态里面,也有神话的延伸。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即是从世界几大古典文明遗留的神话表象入手,力求透视神话所体现的不同民族的精神倾向,并分析了这些精神类型的起源及影响。希腊─希伯莱─中国等三个文化圈,是本书论述的重点。这是因为,所谓“现代文明”的重要渊源是西欧文化,而西欧文化又是在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希伯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所谓“两希主义”),如此形成的现代文明又通过殖民扩张主宰了整个世界人类的命运,探讨它们,有助于仰其鼻息的当代中国人从文化的根源上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基于这一考虑,本书努力从神话特徵─文化精神─民族命运的交叉比较中,为当代中国的出路问题,提供一己的思考。
   
   作为文化圈,希腊─希伯莱─中国的形态与份量并不同等,例如希腊属于城邦体系,需要借助外力统一;希伯莱更为狭小,不得不一再亡国;中国则形成了一个广袤的王国和帝国,比马其顿王国和拜占庭帝国还要庞大。但是在文化圈意义上,在区分文明的类型上,把它们分开来考察还是可以成立的,又其考虑到种族因素,即印度─波斯与希腊同属雅利安人,而巴比伦─亚述和后来的阿拉伯人与希伯莱人同属闪米特人。而中国作为东亚和美洲文明的代表,即跨太平洋的“中国─玛雅连续体”这一文明类型的突出者,则显然与“两希”的类型不同。作为思考的结论,本书可能并不成熟,但希望它所展示的思考过程,能展示中国思想在二十世纪末叶的挣扎。
   
   思考民族精神及民族命运,笔者迄今为止已持续了十余年。早在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热潮中,中国文化被大肆蹂躏和全面歪曲,就连法家也被“捧杀”得面目全非,结果促使业已麻木的中国意识,由於震惊而再度活跃起来。头脑还没有麻木的人们都会自问:中国得了什么病?于是,一个新的命题就在不经意之间,闪现在我的面前:追溯文明的起源,从而探索其盛衰兴亡的命运。到一九七八年,我已经写下三十多万字的书稿。随着中国社会的解冻,到一九七八年,带着这些思考,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并着手从一个比较专业化的角度──古代神话,来透视中国的民族精神对民族命运的影响,从而再度确认了这种思考的必要性。
   
   当时我曾设想,从此角度入手撰写毕业论文,可惜时机尚未成熟,我的导师余冠英先生告诉我,“我不懂神话”,他只能指导诗经研究而无法指导神话研究,而当时能够指导神话研究的,全国只有袁珂先生一人,而袁先生远在四川盆地。余先生并非推诿,他告诉我神话研究很难捉摸,并举出一个例子说,他曾经问过闻一多先生何以对神话研究如此着迷,闻先生毫不迟疑地回答:“为了吃饭。”可见闻先生并不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就这样,我的神话研究之梦被否决了。最后,我的可怜的硕士论文只能做成一篇平平淡淡的“韩非子文章的写作特点”,那也不是余先生的专长领域,所以我必须接受北大本科毕业的谭家健先生的辅导。但我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以后几年,我用业余时间继续这方面的思考,并断断续续做成了这本《神话与民族精神》。那时我觉得,当人有幸仰望星空或在苍穹上俯瞰大地时,会感到自身的渺小与局限;如果自己能生在另一个时代,也许可能成为一个学者。按照《神灭论》的作者范缜(450─515年)的逻辑,我们既然偶然落在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而没有能落在文明的宴席上,怪也只能怪命运的无常。这样的命运也迫使我们自己掌握反思的能力、拒绝人云亦云的自我麻痹。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也许是句有点消极的老生常谈,但它却启发我们去面对无穷的知识及其流动的界域。
   
   中国思想正从它的历史谷底再度升起,当前流行的文化热,不过相当于一个运动家开始冲刺之前的暖身运动。中国的文化复兴,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它最终来到我们的身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是在此趋势下,本书才得以出版。中国意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再度活跃,构成了一个文化大背景,这使处身其中的本书,既富时代色彩,又含特定的局限。这还望广大学人和读者,给予严格意义的批评。同时我很想借此机会,对促成本书出版的人士致以深切的谢意。
   
   1985年12月25日北京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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