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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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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论》第二十三章

《全球政府论》
   On Global Government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二十三章 胜利者
   Chapter Twenty─three The Victor
   一,反马基雅维利的命题
   1. Against the Machiavellian thesis
   二,领袖是无法培养的
   2. Leaders are not made
   三,胜利的天才无中生有
   3. The victorious genius creates out of nothing
   四,少数人创造的历史
   4. History created by the few
   五,苦难是少数派战士的伴侣
   5. Suffering is the companion of minority fighters
   六,悲剧的主轴推动历史
   6. History driven by the power of tragedy
   七,胜利者的书如何写就
   7. How is the book of the victor written
   一,反马基雅维利的命题
   1. Against the Machiavellian thesis
   马基雅维里(Ni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的名言是:“一切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一切没有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这不是真理,只是真理的反面,即“颠倒了的真理”。马基雅维里也许是从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生平中,得出这样一个片面的结论,但无论如何,从那以后欧洲的冲突就伴随着“宗教改革”开始了。在这种意义上,有人把宗教改革看作某种类似于穆罕默德教的运动,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当我们进一步考查二十世纪的各种政治宗教的教主生平,似乎这样的说法才更加接近事实:“一切胜利的先知都武装起来了;一切失败的先知都取得不了武装。因为所有的先知都试图获得追随者,而追随者在受到压迫时必定会产生武装。”被毛泽东反手消灭的“法定接班人”林彪就此总结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与马基雅维里不同,我们认为类似的观念应该这么表达才比较真实:“最好的征服者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而最坏的解放者则是以征服为目标的伪君子。”例如,在进抵巴比伦之前──亚历山大是一个希腊文化和“被波斯帝国压迫的各族人民”的解放者。但是,等到他从波斯统治下解放小亚细亚、巴勒斯坦、甚至埃及……在进占巴比伦和波斯东部之后,他的征服者面目就暴露出来了。到了印度,他就形同一个横行无忌、打家劫舍的强盗了,最后在疫病的折磨下不得不悄然撤军。这就是许多正义战争沦为非正义战争的关键因素:野心膨胀。
   “以一个解放者的面目出现”──这并非一种道德渴望的结果,而是一个政治上的需要。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以一个解放者的面目出现”──也不是一个趣味问题、一个理想问题或一种驰骋文学幻想的结果,像亚历山大钟情于荷马笔下的阿基里斯那样。谁能证实,在这些超常狂热心灵的深处,没有隐藏着狡黠的理性和清醒的掂量呢?事实上,“以一个解放者的面目出现”──作为策略是有效的,可以尽量减少征服的阻力,战略的花招其实是容不得玫瑰色十足的“理想主义”的。例如,一切真正的开国领袖创造者,他们带来的并非实际上的解放,而是实际上的压迫。不但压迫别人也压迫自己,否则他的政治业绩是难以问世的。在这种意义上,袁世凯比孙中山更加接近“开国领袖”的定义,所以正如后来人们攻击的,他也是一个“窃国大盗”。但是开国领袖确实需要成为一个解放者,不仅是宣传上的、也是实际上的:他们相比过去的政权多少有点解放性(即使袁世凯也不例外),但对未来的世界则无疑是压迫者了。结果是讽刺性的:开国者们必先成为一个解放者,才能成为一个征服者,而后成为一个压迫者,最终成为一个“反动统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并不需要几百年,往往只需要几十年,甚至是短短的几年、几个月。历史记满了这样“卑鄙的事实”。这就和“在商言商”的股票市场一样,这分钟买进,下分钟卖出,翻云覆雨,买卖不同,但关键只是一个“获利”而已,作为政治家稍微不同的是,他还要使舆论偏信他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正义(公众利益)而行动的,并这一偏见上升为“事实和真理”。这样,他就不仅建立了“实力”而且建立了“精神力量”。而在更为深入的考察中不难发现,“精神”作为一种权力形态甚至要先于“暴力”、“武装”这类权力形态而诞生;结果,唯独胜利了的“精神”才可能拥有武装。所以我们不同意马基雅维里有关“一切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一切没有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的论断,而认为“一切胜利的先知都武装起来了;一切失败的先知都取得不了武装”。
   人类命运的最初的战斗是在“精神意识”与“精神意识”之间展开的。其间的历程也许很长,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百年以上……但是,一种“精神意识”能否拥有武装,乃是它胜利与否了的基本标志。它所拥有的武装强大到什么程度,它的胜利曾经就达到什么程度:也许这不是“狗眼看人低”,而是人眼观察世界和参与世界的通常方式,因为人的历史就是通过“成王败寇”这一“狗眼坐标”来测度的。不仅日常生活,而且更为漫长的往往以千年为单位的文明史,也是受到这一坐标的无耻测量,就像大妓院测量其信徒的身材指数一样──“实践(成王败寇)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然在我们看来,思想家应是“内向的”,否则产生不了思想;但是实行思想的人却必须是“外向的”,否则实现不了思想。甚至,一种思想愈是高深,则实现它所需要的手段就越是“卑鄙”、道路就愈是幽僻;一种思想愈是博大;实现它所需要的手段就越是苛刻、道路就愈是狭隘……一种思想越是力图净化世界;它毒化世界的副作用也就相形越大;一种思想其越是纯净,就越是容易被乌七八糟的罪恶势力所利用……这正是历史证明过的“思想命运”,即“思想在现实政治中的命运”。
   至于“先知”,那更是需要先完成文化领域的解放和征服,然后才进入政治的领域,最后才进逼到军事领域。至于针对人民生活方式所作出的改变及征服,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变语言等,则是下一步的勾当,是上述征服活动业已宣告终结的标志,是“完成征服的凯旋仪式”。相反,胜利的征服者不到展示上述仪式的时机,并不会显露其赤裸裸的征服面目,而会披上悲天悯人的“解放者面纱”,以首先收拾那些被老暴君弄碎了和绝望了的民心……
   军事上的解放和征服、奴役,若不达成政治上的成果,并以之作为政治权力的新屏障,则难以持久。政治上的解放和征服、奴役,若不达成文化上的成果,并以之作为社会秩序的新屏障,亦不能持久。所以,文化上的彻底征服、同化,实为一切征服、奴役的最终形态和可靠保证。任何形态、任何级别的征服,若不达到文化征服这一目标,必难在历史的泥沼中屹立长久……
   是的,历史可谓一片汪洋无际的、毫无生气的、阴沉郁闷的、吞噬一切、腐化一切的泥沼,在这名为“历史”的死泽中很难“建立”什么,因为历史缺乏稍为长久的可靠基础。在历史中所留下的,只是某些“痕迹”、某种“影响”而已,正如人可以在烂泥中留下痕迹与影响,而不能建立什么可靠的足迹。一切政治上的大帝国都寿命不长,唯独文化精神可以通过扭曲变形而传诸后代,这就是“建筑”(政治)与“影响”(文化)在历史泥沼中的不同命运。政治帝国之所以有历史意义,在于它为某种新型文化的滋生与发扬提供了温床和摇篮。照这个结果看,征服者们也不完全是伪装的解放者,如果他们确实解放并发扬某种新文化,而不仅仅是解放与纵容那批旧人民……没有文化,就没有社会意义上的“人民”,所以,对文化的解放、发扬、培育远比对人民“广行贿赂”式的仁政更令他们感觉兴趣,也更易取得社会成功:旧的人民将被新的训政,改造成新的人民:“大学之道,在新民、在明德,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于是征服过程告一结束。这种结局似乎具有双重好处:不仅可强化世俗秩序,也由此创造了历史意义……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二十三章 胜利者
   Chapter Twenty─three The Victor
   二,领袖是无法培养的
   2. Leaders are not made
   斯宾格勒说得不对,领袖不可能像他所说那样是被训练或被培养出来的,领袖只能是“自然形成”的;是大自然偶然造就了命运之子。尤其“伟大的领袖”,难有继承人,否则非死即伤,非痴即愚。不仅开国领袖,就是某个教派的领袖,其实际继承人往往倒是他的敌人或阴谋篡位者,只是在这些蛀虫的卵翼下,慢慢才可能出现较为稳定的继承系统和政治传统。领袖的出现和繁衍,其实遵循着不同的规则甚至造成了双重标准和双重现象:一方面,他本人是“坦荡无私”的自然之子,另方面他却需要用阴谋的人工方法,去训练、培养、制造出一批他的目标所需要的臣民,恰如牧人选择狗和羊的良种那样。如果天才领袖本人就是被训练和被培养出来的,那么请教一下:到底谁在肩负这至高无上的“教育使命”呢?“帝师”─“王者师”吗?笑话,那只是现代“智囊”一类的摆设或咨询机构,因为真正的帝师,除了上帝或是自然以外显然无人能够。那么“传统”是否可以充任“王者师”呢?我们不要忘记,“传统”与领袖的天性往往并不相宜,因此他往往是“传统”的反面因素。
   从反面的角度看,党徒的作用往往类似传统,经常帮倒忙,具有反过来支配领袖的潜在危险。即使是强有力的主宰意志,也难免受到党徒的胁迫和影响,甚至成为宫廷阴谋的牺牲品。因此在一个封闭的政治结构中,不是党徒选择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学会选择党徒。选择党徒是一个领袖首先的考试,不能通过这一考试的人,往往被自己身边的伙伴出卖。为了避免未来的麻烦,领袖不仅需要色调一致的人们,尤其需要忠实可靠的人。如果一个领袖准备改变自己的战略目标甚至背弃初衷,他的第一着险棋就是毫不留情地“清党”(类似于“清理阶级队伍”)。否则,忠实的老党员就会向这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开战,迫使他走向失败的深渊。恺撒就是这么被理想主义者们干掉的,所以他的继子屋大维(Octavian Augustus Caesar,前63─后14年)就不再招募独立的人才,而只要效忠的奴才。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过程中,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也可以做类似的比较。显然,二十世纪的人民革命(无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纳粹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终都以个人崇拜代替了党性原则,就是由上述“领袖选择党徒”的“逆向民主制”决定的。这个制度还用“苏维埃”、“人民代表制”来推广“政府选择人民”的做法,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真正民主”去和代议制争夺国际舆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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