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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石村到汕尾,甘地主义的终结


徐水良


   

2005-12-30日


   

   
   昨天上网,从《北京之春》上发现我1997年底1998年初到美国前后写的几篇文章,其中化了很多篇幅谈农民问题(见附件)。文章较多地介绍了江浙地区农民的维权抗暴斗争,与近一阶段广东从太石村到汕尾的农民维权斗争,性质相近,但采用方法却很为不同,最后产生的结果也很不同。我在《汕尾血案:重提以暴抗暴、以暴制暴的原则》一文中说:
   
   “一般说来,流氓及其流氓暴力,往往是欺软怕硬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在广东太石村,在汕尾,村民、和帮助村民的知识分子们的过分温和,恰恰使得中共及其贪官污吏肆无忌惮,有持无恐。如果这些地方的民众,例如太石村,像浙江许多地方的农民和上面提及的许多地方的农民那样,决心拼命,成千上万,几万、十几万人一齐抗拒警察暴力,甚至烧警车,围贪官住宅,把贪官的家砸个稀巴烂,使贪官在当地站不住脚,就使中共及其贪官不得不有所顾虑。所以在浙江等地,中共及其贪官,往往就不敢像在广东那样肆无忌惮。试想,如果太石村农民把账目复印了,使支书、村长、乡长、县长,面临浙江那样,农民随时可能把他家砸个稀烂,使他在农民仇恨中难以在当地生活下去的危险,而不是贪官施加压力农民投降屈服,那太石村的贪官还敢那样猖狂吗?”
   
   我和江浙的一些朋友,包括有的持温和观点的朋友,谈到上面意见,大家都有同感。有的朋友对太石村在得到中央报刊及全国各界广泛支持,甚至连被人称为国务院写作组的冼岩,也来谴责当地贪官,支持村民的情况下,却轻易遭到失败,以及后来,村民也轻易撤回改选要求,感到颇为不解。
   
   从太石村到汕尾,实际上,意味着中共当局在全世界面前对中国农民的公开开战、正式开战。尽管在国际压力下,中共被迫释放了部分被捕人员。但这个战争已经开始,正在继续,没有结束。对中共任何幼稚的幻想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事件也意味着甘地主义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的完全无效,同时也意味着在中共统治下,温和渐进的社会成本必然比革命小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在当代中国,温和渐进的社会成本的全国总和,远远超过全国革命的无数倍。仅仅一个汕尾,它所付出的鲜血,汕尾当地、以及中国和世界为支持声援汕尾而付出的社会成本,已经超过苏联东欧几个国家的天鹅绒革命的成本。多少年来,中国人为中共和平统治“温和渐进”付出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早已超过历史上许多次大革命的代价的总和。
   
   并且当代中国中共专制下的温和渐进,不仅代价极大,而且温和渐进本身,只是中共的欺骗制造的幻觉,基本上没有可能。
   
   中国和全世界也许可以关注一个太石村,一个汕尾,为它们的一个二个问题,付出极大的社会成本,而仅仅取得一点小成果;但绝不可能为中国几十万个村子,每个村子的许多问题付出同样的成本和代价。这样的代价,有可能远远超过全国性一次革命成本的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
   
   从太石村到汕尾血案,意味着甘地主义的终结。
   
   甘地主义本身,曾经赞扬希特勒,劝告犹太人在希特勒德国面前集体自杀,劝告反法西斯阵营国家向希特勒德国投降,其历史并不见得非常光彩。它治理印度,治理经过英国统治、留下许多英国先进因素的民主制的印度,已经六十年,其经济及许多成果,不仅比不上同期的其它民主国家,甚至比不上专制的中共。其庞大的军队,在几万中共军队面前一触即溃,逃如脱兔。这种实际上乏善可陈的甘地主义,竟然被一些幼稚的中国知识分子视为至宝,真令人费解。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中共地下势力、亲共势力和告别革命派别有用心的欺骗和歪曲历史,而经过文化革命的很多知识分子,却缺乏必要的文化和历史知识,轻易上当。
   
   在这中间,部分知识分子既缺乏必要的常识,甚至不知道进行温和缓进自上而下的改良权力,在统治者手中,在统治者的最高领导人手中,这样一种基本常识;又狂妄自大,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中国最高领导人,认为自己有权决定走温和缓进、渐变改良的道路,完全摆错了自己的位置。实际上,一般的中国平民,不是大权在握,不仅根本无权决定走温和缓进的改良道路,而且走革命道路,如果你不想盲目冒失,那么,你也必须经过长期努力,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到足够的力量,才有成功的可能。不过,无论如何,作为平民,你掌握着革命的权利的一部分,但却没有最高领导的改良权利。
   
   把甘地主义,包括绝食斗争,搬到学生之中,可以理解。但不切实际地搬到农村,就有点不伦不类。经过太石村和汕尾的流血经历,仍然坚持甘地主义,就有点不合时宜。当然,中共地下势力的温和一翼,一定会不顾一切、一如既往地宣传告别革命,宣传甘地主义;但中国农民和支持农民的知识分子,却应该总结和吸取教训,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以革命和进步的两手,对付中共暴力和欺骗的反动两手的策略原则上来,努力促使中国农民和全国人民,走上全民不合作、全民抵抗、全民抗暴的道路,并且从目前开始,就努力准备以全民起义,全民革命的最后手段,来结束中共统治。而且只有坚持这个道路,才能对中共施加迫使其改良的压力;如果我们不坚持这个道路,使中共有持无恐,失去革命压力,那么,再过多少年,中共也不会进行任何真正的改良。
   
   
   

附件:

   

1、关注农民问题


   
   

(南京)徐水良


   
   
   前天写《就建立独立工会问题的意见和呼吁》一文,忘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农民工、临时工、合同工,应享有普通职工的同等权利,在独立工会中应与普通职工地位一律平等。独立工会还应努力为他们争取应有的平等权利,争取取消对他们的一切歧视,其中包括违反迁徙自由原则的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人为划分,使农民工及他们的子女享有城市户口的一切权利,如受教育的权利。中国工人应该认识到: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农业社会与城市工业社会这个二元社会的人为划分,是妨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巨大障碍,是与现代社会完全不相称的,也是中共分裂工人和农民,以维护自己统治的重要手段。不清除这种二元社会的人为划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农民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一段,应加在最后一点中间。八十年代,我曾在有关文章中论述过这个问题。
   
   目前城市中的农民工,从农村来的临时工和合同工,农村到城市的打工仔,他们负担了企业和城市中很大一部分,有的地方甚至是大部最繁重的工作,但他们却被迫处于最差的境况,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成为二等、三等、四等工人,他们是城市中最无权、最悲苦的群体。他们虽然事实上是工人,却被固定在农业户口中,他们做着最繁重的工作,却享受不到最一般的福利,他们的子女失去受教育的权利,成为都市中的文盲新来源。这样的人口有数千万至上亿(不计他们的子女),再加上乡村工业中户口为农民的工人(也有上亿),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
   
   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中最贫苦最悲惨的“阶级”,是农民,在公社化以后饿死的几千万人中,绝大多数也是农民。现在,他们也是对中共政权最不满的群体。这些年来,农村中的突发事件,实际上远远超过城市,只是很少为外界所知。以我的家乡杭州为例,我的老家富阳,邻近的萧山、余杭,近年来都曾发生过数千人至数万人的骚乱,富阳的骚乱,延续数天,出动军队,开枪,抓捕数百人方镇压下去。其它地方的骚乱,也时有的所闻。今年四月我去北京,在数十名便衣,为数在五、六辆以上的汽车,以及摩托车、自行车的跟踪包围下,度过一周,然后又在他们的跟踪包围下乘车离京。同座的有几个黑龙江南下打工的农民,当他们得知我们是被便衣包围跟踪的民运人士时,找便衣不在旁边的机会,偷偷告诉我们,说农民恨死共产党了,他们家乡的农民就曾经骚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打死二人。去年底,我曾经遇到邓小平老家出来打工的农民,我问他们:“你们家乡农民很喜欢邓小平吧?”他们回答说:“喜欢个屁,农民都恨死他了,为他们邓家的事(为修故居、为故居建路,把老百姓的坟墓迁离邓家祖坟所在的坟山等等)老百姓暴动,出动军队方镇压下去。”我想他讲的暴动,一般就是骚乱,上面二个黑龙江农民也说暴动。他们还说邓家子女花几亿元在县里建厂,说是扶贫,但农民对他们绝无好感。一般说来,当局对农民的镇压较少顾忌,动用武力也远较城市为随便。
   
   农民是实现中国民主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过去的几年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共宣传下,农民的形象是歪曲的。在民主墙时期,很多民运人士以为农民不支持民主,以马列主义理论,以农业社会,以农民占大多数来解释中国当代的专制现象。我当时力主现在的中国农民像工人和知识分子一样迫切期望民主,但也不敢肯定过去的民主问题与农民、工人之类的“阶级”划分无关。其实,美国的民主是由农夫建立起来的,而希特勒的纳粹专制则主要由工人和市民建立起来,布尔什维克的专制则更主要由工人建立起来。因此,民主问题与农民或工人的问题无关,而只与人及其群体的素质和发展程度有关,也与人及群体的利益与统治者的密切程度等有关。
   
   近几年的村级选举,中国农民表现之好,远出于我这样生长于农村,老家仍在农村,这些年又常常再去农村,自以为对农村情况深为了解的人的预料之外。开头,农民并不信任中共的选举,所以也往往把这种选举当玩笑和闹剧来对待,所以到处传的是某某某某大款出几千、几万、甚至十几万、二十万买选票竞选当村长的消息,农民也愿意卖自己的选票,在农村、在县城,这类事被当作似乎是合法的事来谈。这时,农村的共产党组织也往往干预选举。但很快,农民发现自己的选票是有用的,可以把中共组织安排的候选人顶下来,选上自己喜欢的候选人。因此,迅速变得认真起来。到今年,农民对选举是相当认真了。购卖选票的事还有,但起的作用不大,因为如果严格按无记名方式选举,农民吃了候选人的饭,拿了他的钱,背地里照样不投他的票。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熟知的候选人的人品及他的施政纲领、施政演说来选择。我们家乡是一村一姓,家族势力很为严重,我和老同学老朋友都担心家族势力控制选举,但结果,这样的情况却还没有发现过。(而在过去党支部领导下,这却是经常的事,党支部与家族势力结合)。虽然目前的村级选举仍然是中共控制下的不太民主的选举,但中国农民已经开始在村级选举中表达自己的意见了。这大大压制了村级腐败风气(因为上下左右腐败的包围、因为财务不公开,腐败风气只是受压制而不是清除),否则,农村的矛盾还会更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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