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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朋友欢迎会上的讲话

   

徐水良


   

1990年4月初刚到纽约时


   

   我讲一下国内民运的情况。国内民运已经走出低谷,而且发展速度很快,参与公开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找民运朋友,包括我本人,要求参加民运活动,加入民运组织。我出来以前有朋友跑来,说老早听说我的情况,因为没有门路没有来找我,这次我到你这里来,希望加入民运活动,或者参加民运组织。我讲,你到我这里来,我是公开的人物,我家都有窃听,你到这里来,你就变成公开的人,就只能参与公开活动。这样主动找民运的,过去很少,这是最近的事,很多人愿意参加秘密活动。
   
   这种情况同整个中国社会的情况的变化有关。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以后,工人、农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逐步超过知识分子。到现在对政府最不满的是农民。现在国外媒体及民运朋友一般注重城市问题。我们老民运朋友同工人接触比较多,因此对工人的问题反映比较多,对下岗工人,国际媒体也比较关注,但实际上问题最严重,情绪最大的是中国的农民。这几年来,农村民变蜂起。
   
   城里的下岗工人采取的办法,一是向市政府请愿,二是上街堵马路,堵塞交通。工人一般采取这两种办法。政府行动也比较迅速,堵塞交通的派出特警迅速解决,但对工人他们态度比较谨慎,一般采取谨慎的怀柔政策。对农民却不同,政府动不动就使用暴力,这几年农村的骚乱突发事件,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城市,只是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实际上城里工人的问题,外界也很少知道。例如南京发生的事,我往往好些天后才知道,或者一直不知道。但城市工人问题,国际国内知道多一点。农民的事,外界知道的就很少。例如,我老家浙江,富阳市发行彩票不公,数万人骚乱,推翻数十辆汽车,游行示威闹了三天,警察镇压不下去,特警也镇压不下去,后来出动部队,乘夜深人少,朝天开枪驱赶人群,抓捕近四百人才镇压下去。但这样的事,杭州市就很少有人知道。富阳离杭州才三十五公里,最近的地方离杭州不到二十公里。紧靠杭州的,还有余杭,萧山等地,都发展过几千至上万人的骚乱,把乡长、镇长的家砸了,这些贪官污吏的家产很多,其中有一个浴缸就值八万元钱,农民把浴缸也砸了。江苏无锡的好几个乡镇也发展过多次骚乱。我听几个人谈过宜兴市的骚乱情况。据他们介绍,宜兴市去年四万人骚乱,原因是乡、镇政府集资,集资款被贪官污吏挥霍,还不出来,农民就要钱,把乡镇政府砸了,当局出动警察抓了二十多个农民,农民反过来抓了二十多个警察作为人质,你放一个,我放一个。后来中央要省财政拨款还钱。这种骚乱,东北、西北、邓小平家乡都发生过。去年,火车上,东北两个农民告诉我,农民恨死共产党了,警察下乡配合收取苛捐杂税,农民骚乱,与警察发生冲突,当局出动武装力量镇压,打死两个农民,我碰到邓小平家乡农民,我说,你们邓小平家乡农民对邓小平印象好吧?他们说,好个屁,说为邓家的事还暴动。为什么呢?修邓小平故居,要修马路拆房子,农民已经很不满,修邓家的祖坟,要把坟山上农民的祖坟平掉,迁走,农民怕挖祖坟,这一下就骚乱了,出动部队才镇压下去。这一类事相当多,农村干部也很粗暴。农民的民主要求也很强烈。现在村级选举把共产党候选人选下来,换上自己推出的人,这种情况也很多。包括共产党官方的报纸,也承认农民完全有实行民主的能力。
   
   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已走了一百多年,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孙中山先生说的唤起民众。这个任务,过去一直没有完成。现在由共产党的腐败以及他们的机枪坦克、血腥的屠杀唤醒了民众。农民从他们切身感受中体会到了,政府的腐败,腐败的原因在哪里呢?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是由于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我们民运人士应该认识到,民主运动的事业虽然很大,包括了整个民族,但我们民运人士却很少,作用是有限的,是共产党以他们的残暴行为和腐败行为在唤起民众。不要认为这是民运人士的功劳,老百姓是从他们自己的惨痛教训中提高认识的。
   
   整个中国民运情况相当乐观,一是大家思想上成熟起来了;二是国内公开的民运人士逐步集结,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成为统一的不是组织却像组织的状况,我称为“准组织”状态,一旦中共签署了两个公约,准备马上变成组织。民运人士对民主运动的目的,都已经清楚,这就是宪政民主,多党民主,这个总的目的,没有什么分歧。而且这已深入到广大人民心中去了。工人几乎全体认识到了这一点,农民凡识字的,也都希望实行多党民主制,现在大多数农民都已识字,他们的民主要求也很强烈,不下于工人。甚至政府的干部也普遍主张实行多党民主制。共产党的离退休老干部,前些年是骂共产党骂得最凶的人,都骂共产党比国民党坏,比国民党腐败。离退休老干部普遍反对共产党,这似乎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他们不是一般的骂,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反对,而是认为共产党是坏的。有的老干部说我在党内几十年了,共产党一贯骗人。在我出来以前,群众的情绪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包括很多共产党党员,路口碰到我,就要聊一聊,他们普遍说,现在已经没有几个共产党员不反对共产党了。共产党的一切社会基础,包括自己的党员基础都已经失去了,企图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只是少数寡头,所以,目前的中国一场大规模变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它什么时候发生,完全取决于偶然因素。
   
   中国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甚至包括李鹏这样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多党民主制是要搞的。他不搞多党民主制,搞一党专制确实是搞不下去了。只是他们还想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很不愿意实行多党民主制。共产党的很多干部,认为现在实行民主制,他们脑袋就没有了。这是共产党官僚比较普遍的想法,他们认为实行民主制太晚。这是一种“过熟”现象。有的人认为实行民主条件不成熟,我觉得是不对的。
   
   因此,整个社会正在酝酿着一场大变动,在这场大变动中,如果共产党主动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并且满足老百姓的速度要求,你不能遥遥无期的呀,那么中国社会还有可能走和平的、渐变的、平稳转轨的道路。这正是我们国内民运人士,我想也包括海外民运人士正在竭尽全力努力争取着的。但是,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小,大规模突发事件产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想下一次突发事件,不会再是六四。上一次六四,是中国老百姓和民主运动没有准备,共产党说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立刻就打出标语,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共产党领导。这是很幼稚的。而现在,已经没有人(可能除个别民运人士外)还希望共产党继续执政,都认为共产党应该下台,这几年农民普遍骂共产党是土匪强盗,工人普遍骂共产党黑透了,是黑社会,或是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评价一个坏人时,常说这个人比共产党还坏,都已经不把共产党看成是一个正常的政党。主张共产党继续执政,或主张中共领导与中共合作的已经很少。共产党可以说在中共历史上空前专制、空前腐败,它必须对几十年来的事负责。
   
   这半年来,老百姓的反政府情绪上升很快。在这个形势下,国内民运走出低谷,海外民运也有不少人改变了过去软弱消极的态度,许多事,例如要求与共产党合作、对话,共产党根本不理你,老百姓公认认为你软弱无力,没有骨头,没有骨气,没有独立人格,不现实,不可能。因此没有人听你的。这也是一部分民运人士丧失影响的原因之一。
   
   六四以后,中国民运的重心转到了海外,我们在国内看来,海外民运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认识到重点已转到海外,没有承担起重心的责任,特别是领导的责任。都说指望于国内民运,我们当然指望于国内民运。但前些年,很多事情国内是无法做的,这表面上是尊重国内民运,实际上把海外承担的责任推给国内。现在民运的重心正在逐步由海外移向国内,我想重新转到国内的时间已经不会太长了。我们海内外民运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准备应付突发事件,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不能像八九民运那样再让它失败了。有了一个六四,共产党再重新制造一个六四那样的镇压已经不大可能了。
   
   我的话讲到这里,对海外情况不了解,有什么讲错了,以后有什么事做错了,希望朋友们及时提醒。
   
   (1990年4月初刚到纽约时,原载1998《北京之春》6月号)

此文于2016年04月2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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