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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政党领导,如何推进革命?


(一、二、三节)


   

徐水良


   

2006-1-10日


   
   

一、历史上绝大多数革命没有政党领导

   
   
   由于受毛泽东“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就不可能……”这些语录的影响,一般的中国人,一提到革命,马上就认为革命是由政党领导的。要进行革命,就必须组织一个革命党。因此,不管条件是不是允许,不管风险有多大,他们都把极大的注意力和精力花到努力组织政党这方面去。
   
   但是,事实上,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历次革命,到当代苏联、东欧的一次革命——天鹅绒革命,包括中国历史上汤、武革命以后的多次革命,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政党领导的。许多时候,即使已经建立了一些政党,并且展开了活跃的政党活动,但革命,仍然是自发的,没有政党领导的。例如俄国的1905年革命,当时有好几个活跃的政党,但革命一开始却是由一个神父领导的,据说这个神父还是沙皇的密探。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成功的民主革命,当时已经有各种活跃的政党,如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孟尔什维克,等等。但革命却是由于莫斯科市民因为粮食等问题,产生饥民暴动,突然自发发生的,没有一个政党领导了这次革命。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和波兰事件,也可以说不是由政党领导的,而革命的敌人,恰恰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的天鹅绒革命即1991年的8·19革命,当时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开放党禁,产生了大量政党,但是,革命仍然不是由政党领导,而是由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民选总统叶利钦领导。
   
   相反,共产党的革命,例如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都是由政党领导的,但这种革命恰恰不是进步的革命,而是反动的革命。
   
   当然,也有的革命,是进步的,由进步的政党领导,例如中国的辛亥革命,当代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革命,原共产党国家崩溃后,近年来产生的二次革命即颜色革命,等等。
   
   所以,革命有没有政党领导,并无一定之规。毛泽东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即使中国的农民起义,在非常专制的秦皇朝,就不是先形成组织,才开始起义。而是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条件下,由一个偶然的机会,由陈胜吴广领导揭竿而起,迅速形成燎原大火,埋葬秦皇朝。后来汉朝比秦皇朝宽松,就有先产生组织,再进行起义的可能。但西汉末年(王莽新朝)的赤眉、绿林起义,仍然是集合饥民,揭竿而起。到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等等,就有先形成组织,再进行起义的情况。不过这时的组织,往往用某种宗教、信仰色彩来掩盖,并且在以后形成某种普遍的模式,及到白莲教和太平天国。
   
   大致上,中国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和反叛形式,都是几种形式:或揭竿而起的形式,或江湖帮派、帮会甚至盗匪形式,或以宗教、信仰色彩作掩护的组织形式,或以地方政权、地方势力反叛起义的形式,都是这些形式的单独运用或者综合运用。
   
   现代政党是国际民主制度的产物。在英国等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过程中间,才产生政党,然后,其它国家才加以仿效,也建立政党,然后政党才在革命中间起作用。因此,及到英国1640年代的清教革命、1688年不流血的暴力革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即独立战争,等等的民主革命,以及后来法国大革命的初期,由政党来领导的革命形式,都还没有产生。1688年英国的不流血暴力革命——光荣革命,才开始产生辉格党和托利党等现在看起来仅仅是议会派别的准政党,他们才在光荣革命中起到一定作用。美国的政党政治,及到1796年第三届总统选举才产生。以后又几经变化,旧党瓦解,新党产生,历经几个两党制格局。1824年总统选举后建立民主党,1854年建立共和党。才形成延续到现在的民主共和两党制格局。并且有些方面,看起来好像翻了个个儿。原来民主党是个老党,倾向支持奴隶制,共和党是新党,因反对奴隶制而产生,现在却反过来,民主党被认为倾向穷人和黑人等有色人种,共和党则相反。
   
   因此,由政党领导的革命形式,是近代和当代的产物。法国大革命进行到一定阶段,才产生雅各布宾派(雅各布宾俱乐部),山岳党等有点类似后来准政党(但仍然不是政党)的组织形式。大致上,1848年以后的革命中,才产生政党对革命的领导作用等问题。
   
   但是,即使20世纪的共产革命(实质是反革命)等由政党领导的革命成为普遍形式以后,没有政党领导的革命,仍然是一种同样的、相当普遍的形式。尤其是在特别专制的共产党国家,由于特别专制,不允许任何反对党存在,不可能组织反对派政党,不可能在矛盾不太尖锐时,就利用政党这种强大的组织力量,来进行社会斗争,调整社会矛盾。因此直到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时,矛盾才突然爆发,共产党政权突然崩溃,才产生没有政党领导的当代的天鹅绒革命等革命。
   
   

二、在特别专制的条件下组织反对党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

   
   
   组织的力量当然是巨大的,有组织的一百人,往往抵过没有组织的几千人、一万人、甚至十万人。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当然要努力组织政党,来从事民主事业,包括革命。但是,在共产党、纳粹党等各种极端专制的社会主义政党、法西斯政党统治的条件下,或者在其它极端专制的条件下,却不见得有可能组织政党,来领导革命。
   
   就笔者说来,自从投入民主运动的那一天起,就都是非常重视组织和政党问题。尽管这是非常敏感非常危险的话题,但1973年的《反对特权》一文,和后来的有关文章,我仍然用专门的章节来论述政党问题。包括取消共产党,以及实行多党制等等的主张。并且多少年来,一直努力讨论或者尝试组织反对党。然而,对共产党一党专制条件下,对组织政党的可能性,迄今仍然持比较悲观的看法。
   
   1973年,经过多年研究,我写了长文《反对特权》,以后不久,我对有的杭州朋友偷偷描绘未来民主革命和共产党统治崩溃的可能过程,认为未来将经过两次以上的大规模社会冲突。第一次冲突将是突然发生的,将造成僵化社会一定程度的松动,争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使人们开始反对特权专制制度,同情反对派,并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组织结社自由。第二次冲突有可能使共产党统治崩溃,实现民主。当时我还认为,经过文化革命,中国人提高了对特权专制的认识,中国有可能先于东欧国家实现民主。但这最后一点估计,显然由于八九民运六四镇压这种特殊情况而失准。八九民运改变了东欧和世界,却没有能改变中国自己的专制制度。
   
   1974年下半年以后,我根据浙江老百姓反对翁森鹤等斗争经验,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贴出的大字报和给朋友的信件中,多次表示和论述,认为未来反对官僚专制的斗争,将会采取浙江人民反对新官僚的形式,即突发事件的形式。认为:“浙江人民对浙江新官僚及其后台的刻骨仇恨和反抗,就是全国人民今后对新官僚们必然会采取的态度和形式。”(《关于理论问题的问答》)。当时的突发事件,就是杭州老百姓突然上街,街道上人山人海,抗议、反对甚至围攻官方的“民兵指挥部”。(与此同时,全省各地老百姓以简陋武器击败官方和军队支持的民兵指挥部,占领全省绝大多数县、市。但我指的浙江形式,主要指的是杭州形式,不过也包含条件成熟时的全省形式。)
   
   这种突发事件,现在中共也称群体事件,也就是群众突然聚集,反抗当局的形式。这也就是一种没有政党领导的形式。
   
   1979年以后的民主墙时期,因为我和广州李一哲是四五运动以前,最早从事民运、并造成全国性影响的两个案子,所以各地来找我们的人比较多。我对许多朋友谈到组织和政党问题,认为组织是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联合起来,形成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与分散的人相比,组织的力量要大许多倍。但是,在共产党特别专制的条件下,形成组织,特别是形成大的完善的组织和政党,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你可以形成密谋小组和其它小的组织,但根据统计学原理和实际经验,你这种组织稍微大一点,就很快会被中共发现并且取缔。然而,不能形成组织力量,并不表示社会就不可能变化,革命不可能发生。社会的变化取决于各种对立的社会力量的力量对比。专制统治当局只是把他们拘束社会,阻止社会前进的压力大大增加,从而把社会变革的时间大大延迟,变革所需要的矛盾尖锐激烈程度大大增加而已。矛盾总会逐步积累,逐步激化,分散的力量也有可能超过有组织的力量,一旦社会的内部压力超过专制统治当局拘束压迫社会的压力,前进压力超过中共阻力,社会就会爆炸,就会决堤,就会产生类似1974年浙江事件、四五运动以及波兰事件那样的突发事件或革命。
   
   民主墙时期,组党问题其实一直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往往私下讨论的问题。1980年王希哲等人的甘家口会议,事先有朋友跟我谈到组党问题,我认为条件不成熟。甘家口会议以后,王希哲到南京向我介绍过会议讨论情况,会议也是认为条件不成熟。我被捕以后,坚持对我的拘捕为非法,拒绝签字及回答一切问题。后来当局换上1979年曾经办理为我平反案件,因此一定程度成为朋友的公安人员来办案,缓和矛盾。说别的人都已经交待了,我们不需要你交待,但需要核实有关你的问题。我回答:核实我个人的事情,可以,但不得涉及他人。所以当他们问及甘家口会议王希哲到南京向我介绍情况时,我一口否认有这回事情,说大概王希哲记错了。问及其它人与我谈论组党问题是,我也是一口否认。我的经办人员当时确实有一种为我脱罪的心情,因为对我的拘捕实际上也是对他们平反的否定,所以见我一再错过不主张组党之类脱罪机会,常流露出失望表情,在当时,组党是当局的绝对禁忌,是个大罪,你脱罪,有可能牵涉别人加罪。
   
   总之,到1981年,搞组织,尤其是组党,仍然是一种完全的、一定判刑的大禁忌。
   
   

三、中国民主党及其它反对派组织的经验和教训

   
   
   1989年的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事件,使全国老百姓都站到中共的对立面,反对中共,社会大幅度松动,形成反对派组织的可能性和规模,都大大增加。但是,形成反对派组织,包括独立工会,独立农会,政党等等的可能性,仍然很小,非常困难。
   
   1996年我和王有才等浙江朋友谈到组党问题,大家也仍然认为条件不成熟。但其后大家在向这方面努力。尤其是王有才,作了很多努力,以致浙江公安千方百计阻止我与王有才见面,我到杭州,只要打电话与王有才联系见面,公安马上就出面阻止,把我送回南京,说王有才正在做很不好的事情。1998年我出国前到浙江,当局严格限制,在我一再坚决坚持下,当局才同意我与王有才及聚集在王有才家的浙江朋友见面,但必须由公安人员陪同。就这样在公安监控陪同下,我与浙江朋友见个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当然不好说什么,浙江朋友只说了浙江在海外没有人,委托我到海外后代表浙江朋友。这一切,都可见中共当局对组织尤其组党活动控制的严厉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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