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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血案:重提以暴抗暴、以暴制暴的原则

   

徐水良


   

2005-12-14日


   

   
   如果有个流氓恶棍或恶霸,一贯欺负他人,常常在街上持刀行凶杀人,而且特别无赖,不听劝说,不愿停止作恶,不愿停止打人、杀人。在他打人、杀人时,你如何对待?你当然可以跪下来恳求“和平、理性、非暴力”,恳求他放下屠刀。只是有没有用,恐怕很难说。我想,更有效的办法,大约是用警察来对付,用警枪对住他,喝令他放下屠刀,或者用麻醉弹,催泪弹等等,使他失去抵抗能力,然后用手铐把他铐起来,送进监狱,让他不能再为恶。如果没有警察来管,甚至这个流氓本身就是警察,那么,一般有血性的人,可能会拿起枪,喝令他放下屠刀。或者,你如果有武功,一脚踢去,把他的屠刀踢飞,然后制服他。
   
   在这中间,这个流氓恶棍欺负他人的屠刀和拳脚,就是暴力;对付流氓恶棍的警察及其警棍、警枪、手铐、监狱、麻醉弹、催泪弹,血性之士的武功、拳脚,等等,都是暴力。这就是以暴抗暴,以暴制暴的原则。
   
   自从美国革命和《独立宣言》以后,确认人民有权以革命和暴力反抗暴政,以革命和正义暴力对抗邪恶暴力,以暴抗暴,以暴制暴的原则,就作为一种策略上的人权和政治原则,逐步得到人类社会的公认。因此,在我看来,中国的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反对一切进步革命和正义暴力,歪曲和捏造历史,欺骗人民,说“革命只能产生专制,暴力只能产生暴政”,污蔑和攻击以暴抗暴,以暴制暴的原则,不顾一切情况,面对流氓暴力的凶恶屠杀,要老百姓跪下来,任人宰割、屠杀,无条件地主张“和平、非暴力”、“妥协合作”、“良性互动”,实在是对美国革命和《独立宣言》以来人权、自由和民主原则的背叛和否定,是对人权、自由和民主潮流的反动。再加上他们在基本理论方面反对社会公正,鼓吹经济决定论,鼓吹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鼓吹中产阶级理论,以及不顾一切全盘私有化、商业化(所谓产业化),鼓吹腐败是改革润滑剂那一套,使他们从基本理论到策略,实际上都成为官僚太子党维护稳定统治,“稳定压倒一切”,放手进行大抢劫大掠夺的喉舌、吹鼓手和帮凶。
   
   笔者曾经孤单一人,长期论述和宣传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本主义思想。从原则上说来,这种新人本主义,主张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是最反对暴力的,是最主张社会的全面和平、全面协调、和谐发展的,并且主张未来社会,是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人本社会,主张这种人本社会是一种尊重人,重视人性、人道、人的幸福、人性复归的人性化和谐社会,反对侵犯人和人权、反对违反人性的暴力。主张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人本社会的过程,完全是一个和平演变的过程,排斥暴力。
   
   但是,在民主实现以前,在中共用流氓暴力实行血腥统治的条件下,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把握取消暴力革命的一切可能。只有在实现民主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完全告别暴力革命。至于其它合法暴力,恐怕更加难以取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看不到取消军队的可能。在更长的可以预见的未来,恐怕也难以取消警察。当然,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包括思想、文化、信息、语言、文字、教育、科学、技术、经济、生产、消费、娱乐、管理、政治等等各方面的革命,更是永远不会消灭。
   
   至于中共方面,在笔者大力宣传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本主义十六七年以后,也不得不表面上接受以人为本等人本主义基本原则。但实际上,自那以后,几年来,“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被他们变成了欺骗人民的空话,大话、假话。别的不说,蔑视人和人的生命,滥用暴力,镇压和屠杀人民,以经济为中心,破坏人的生存环境,矿难和环境灾难不断,哪里有一点“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样子呢?这次汕尾屠杀,更是赤裸裸的蔑视人的生命,用赤裸裸的掠夺、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条件,来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共那里,他们的流氓暴力,是他们的命根子,丢不得,也绝不会丢。
   
   汕尾的屠杀,在我看来,大概是再一次雄辩地说明了,用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的中共暴力,是极其邪恶的专制法西斯黑社会流氓暴力。说明中共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一个流氓,坚决不肯听从任何劝说,不肯放下屠刀,并且坚持要杀人,那么,除了用正义暴力抗拒他的流氓暴力,以暴制暴以外,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中国近二十年来,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不断散布对中共的幻想,不顾中共一再拒绝改良道路,改良或者缓进渐变道路实际上走不通这种客观现实,一再宣布并顽固坚持,说中国必须走改良或渐进道路,说他们自己“决定”走改良渐进道路,决定合作妥协,“良性互动”,并一再散布中共幡然悔悟,走上改良道路,改革“小阳春”来临之类的幻觉。他们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只是欺骗人民,延长中共统治的梦呓。这些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者,甚至连改良是由统治者领导、必须由最高统治者作决定这一点也搞不清楚,自大狂地把自己当作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宣称自己“决定”走改良道路,“和平理性非暴力”,真是一派梦呓幻觉,不知天高地厚。
   
   中共方面,则根本不顾这些人的梦呓,并且不顾他们的“甘地主义”及“和平理性非暴力”,“良性互动”,不仅一再拒绝改良,而且一再举起屠刀,证明这些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的自大狂,与我们体制外的卑微的激进反对派一样,在中共眼里微不足道,证明他们既不是中国领导人,更无权决定中国走改良道路,无权决定合作妥协,良性互动。这时,仍然有不少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者依然沉浸于他们把自己当作最高领导人,“决定”走改良道路的梦呓和幻想之中。我觉得,这些口口声声提倡现实主义的人,其实是最不现实主义的人,是最最梦幻主义、梦呓主义的人,并且是最最自大狂的人。而被他们称为不切实际、狂妄自大的激进主义者,倒可能是充分认识自己处境地位和客观现实的现实主义者。
   
   我当然不主张赤手空拳的人们,与现代化的中共流氓武装去瞎拼,并且坚决反对可疑分子提倡的恐怖主义,和打游击之类的冒险主义。中国人不应该做无谓牺牲。但是,我们仍然要反对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主张跪着乞求,任人宰割的说教。面对中共的流氓专制暴力,中国人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全力反抗。实际上,这些年来,在全国各地,在浙江许多地方,在湖北、四川,在汉源、万州,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抗暴斗争,包括以暴抗暴的许多抗争在内。正是这些抗争,使中共及其贪官污吏不得不有所收敛,并且使他们想使用流氓暴力时,不得不有所顾虑。
   
   一般说来,流氓及其流氓暴力,往往是欺软怕硬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在广东太石村,在汕尾,村民、和帮助村民的知识分子们的过分温和,恰恰使得中共及其贪官污吏肆无忌惮,有持无恐。如果这些地方的民众,例如太石村,像浙江许多地方的农民和上面提及的许多地方的农民那样,决心拼命,成千上万,几万、十几万人一齐抗拒警察暴力,甚至烧警车,围贪官住宅,把贪官的家砸个稀巴烂,使贪官在当地站不住脚,就使中共及其贪官不得不有所顾虑。所以在浙江等地,中共及其贪官,往往就不敢像在广东那样肆无忌惮。试想,如果太石村农民把账目复印了,使支书、村长、乡长、县长,面临浙江那样,农民随时可能把他家砸个稀烂,使他在农民仇恨中难以在当地生活下去的危险,而不是贪官施加压力农民投降屈服,那太石村的贪官还敢那样猖狂吗?
   
   确实,中共掌握着现代化的流氓暴力,而中国老百姓却手无寸铁,一般情况下很难对付中共暴力。但是,中共使用暴力,毕竟有一个限度。那些掌握中共暴力的人,也是人,军队、武警、警察,也是人,尤其是军队和武警,大部分恰恰是被他们镇压的农民的子弟,他们不可能像中共贪官污吏那样毫无人性,他们不可能无条件地接受中共贪官们丧失人性的一切。尤其当反抗民众人数众多,势力强大,镇压非常困难时,他们就会动摇,甚至倒向民众、调转枪口,对付丧失人性的中共贪官污吏。所以中共也不可能毫无节制地使用暴力。如果哪一天,全国老百姓,或者老百姓中的百分之一、五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五分之一决心一齐行动,奋起反抗,那么,镇压就会非常困难,或者变得不可能,中共就很难调动军队、武警和警察来进行镇压,军队、武警和警察中的大部分,就有可能倒向民众一边。那时,中共的末日,就到来了。
   
   所以,我们提倡全民反抗,全民抗暴,及到全民起义,全民革命,以庆典式天鹅绒革命,来终结中共暴政。这是结束中共专制暴政的最可行的办法。苏联和东欧就是用庆典式天鹅绒革命结束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当然,我们也不反对罗马尼亚那样,军队武警用外科手术式的武装政变,来结束中共一党专制。
   
   对各种结束中共统治的道路,我们都没有必要太过担忧。因为结束中共统治以后的任何政府,都再也不可能有力量实行中共那样的暴政,相反,他们都必须以不同程度的自由民主,来争取人心,争取老百姓支持。对中国人说来,无论通过何种道路结束中共统治,都要比让中共长久维持统治来得好,都要比中共长久统治损失来得小。
   
   我们要努力让大家明白,自由民主的权利,要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不能指望中共的悔改和恩赐。经过中共五十多年统治,中国的知识精英很多被打断了脊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变得像太监一样,失去血性,失去勇气,变得过分温顺,甚至奴性十足。我们呼唤中国人多一点血性、野性,多一点勇气和阳刚之气。审时度势,只要客观需要并且可能,就应该采取以暴抗暴,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制止中共及其贪官污吏的暴政。

此文于2018年08月30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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