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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当代中国无法学也不能学甘地主义

   

徐水良


   

2005-10-24日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从巴基斯坦分离的孟加拉国等国家在内的南亚次大陆,曾经有过辉煌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很大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最深刻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文化,来自印度。
   
   但是后来印度落后了,其中的原因,有印度文化的弱点,但很大的程度上,是制度上的,是雅利安人入侵后造成的种姓制度越来越不适合历史发展的需要。佛教的产生,提倡众生平等,很大程度就是针对种姓制度的不平等。后来巴基斯坦人信奉伊斯兰教及与印度分裂,除了伊斯兰的侵略原因以外,也有种姓制度造成的下层等级和贱民的离心倾向等印度自身的原因。此外还有印度与中国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不同的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制度,也是一大原因。所有这些,当然与当代印度的民主制度无关。
   
   至于印度独立以后,及到目前的腐败等等众多问题,也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无关。恰恰相反,是由于印度自由、平等、民主制度的不彻底。对比一下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原来属于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族的南亚国家,民主的印度,比专制的巴基斯坦——其中巴基斯坦思想上意识形态上是伊斯兰宗教专制——要先进得多。除了投向伊斯兰的人们借伊斯兰教摒除种姓制度影响这一点以外,无论是民主形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巴基斯坦都不如印度,实际上的贪污腐败,巴基斯坦也超过印度,只是因为专制不允许揭露,外界知道得少一点。
   
   至于印度自由、平等、民主制度的不彻底,其原因就在于甘地主义。甘地主义虽然也是一种激进主义,但却是一种非革命的激进主义。其激进因素主要是在民族主义等问题,即独立等问题上。除了争得独立以外,对社会及其它问题,没有多大的改革要求,没有很激进的诉求。因此印度独立以后,仅仅是继承了英国殖民时期基本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对这种民主制度的殖民弊病,以及历史上种姓制度残余等等大量的旧东西,相关改革都很不彻底。
   
   一般说来,不是像英国、美国这样经过激进暴力革命、或暴力改良的改造而实行民主、并且具有一定规模(不是很小)的国家,尤其是通过和平转型,无论是和平革命还是和平改良实行民主的国家,其优点是转型付出的代价小,但缺点,往往都会遗留较多旧制度遗留下来的黑暗腐败问题。除了印度,还有台湾严重的黑金政治,有苏联、东欧、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等迄今腐败仍然比较严重的国家。其中以非革命的和平主义的甘地主义形式,实行民主的印度等国家,情况更严重。已经经过近六十年,印度仍然无法摆脱严重的腐败问题。不过,我们相信,已经实行民主的国家,随着时间的进程,尤其是经过不断的有序改革,最后必定能够解决严重的腐败问题,尤其是容易解决中国这样的制度性腐败问题。
   
   由外部暴力实行民主的国家,如二战后的德国、意大利,目前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以上相当于暴力革命),二战后的日本(相当于暴力改良),由于以暴力打败旧势力,从而直接移植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如果其社会抗拒民主进步的势力比较小,不存在强大的宗教专制残余,以及民族对立等因素,那么遗留的腐败问题也会比较少。
   
   可以预料,未来中国,也将会有同样的问题。尤其是,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一般会采取如苏联、东欧、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那样的庆典式革命,(包括一次革命天鹅绒革命,可能还会有二次革命颜色革命),那样的形式,问题一定相当严重。
   
   我一直不主张学甘地,也不认为大陆应该走台湾那样的民主道路,不仅因为甘地主义(还有马丁·路德·金式的激进主义)要成功,对手必须是民主政府,大陆不具备;台湾那样,国民党实行的基本自由的半开明专制及其外部条件,大陆也没有,因此都无法学。而且因为通过这些方法,将遗留腐败等等大量问题。所以我在多年以前的文章中说,学他们不仅不可能,而且是民族精神的自杀。尤其是,对于付出了相当于多次革命代价的大陆人民,连最差的改良成果也得不到,那也是很不公平的。
   
   在当代中国的变革时期,我们当然更不主张实行伪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温和主义,非激进主义。当然未来中国实现民主以后,我们将会分别不同的实际情况,视情况需要,分别采取缓进,激进或者保守的策略。但那是在中国实行民主以后,而不是以前。
   
   人们常常说“正名”,把不需要正名,而需要平反的名称,如名字很正、名实相符的“自由化”,以及由时间日期命名、并无名称错误的“六四”等等,拿来正名。其实,真正需要正名的,倒是历史形成的“自由主义”,它其实应该正名为“立场游移的缓变主义”,包括缓进和缓退。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有一次庆典式革命,实行民主。因为基本上是和平的,非和平因素很小的庆典式革命,付出的代价和损失很小,同时又给未来反对腐败及其它弊病的改革,留下很大的机动余地。
   
   当然,只要中共真心改革,我们也不反对走改良的道路,虽然这实际上是幻想,不可能,但原则上我们也不反对。
   
   我们只是坚决反对中共及其地下势力,以及胡安宁那样的内奸,贯彻中共三反一温和,不顾中共顽固拒绝改革的事实,散布幻想,攻击革命,为中共解除革命压力,帮助中共实行招安,实现“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拒绝改革,延长寿命的企图。
   
   一般说来,只有存在体制外强大的革命压力,才会有体制内真正的改良,这些地下势力和内奸表面上主张改良,拼命攻击和否定革命,为中共解除革命压力,实际上只是帮助中共维护稳定统治,拒绝改良和其它稍为根本性的改革。
   
   如果中共一意孤行,把一切庆典式革命的可能“扼杀在萌芽之中”,那么,我们也不反对中国平民和军人,走暴力革命的道路。那些反对暴力和军人起义的论调,说暴力和暴力革命只能产生暴政,是完全无视英美以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制度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事实,闭着眼睛说瞎话。我们尤其希望具有一定民主思想的军人,实行起义或者外科手术式的政变,推进民主。
   
   当然,无论实行何种具体策略,我们都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和打游击等不切实际的冒险主义。
   
   这,就是我们的理性激进主义策略。
   
                 ——2005-10-24日

此文于2018年08月2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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