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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西方垃圾文化的教训和覆辙


徐水良


   

2005-8-31日


   

   
   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笔者曾经说过,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顽固坚持伊斯兰神本文化,抵制抗拒西方现代文化;而中国恰恰相反,一百几十年来,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以致把西方的垃圾文化也当作珍宝,搬到中国。结果搬来了西方垃圾马列主义,造成中国现代历史的大曲折。中国文化并不像《河殇》说的那样,黄色文明,封闭闭塞,似乎一钱不值。实际上,中国文化绝不像西方神本文化那样偏狭,容不得不同思想、不同信仰、不同文化,总是迫害异教徒,甚至要搞消灭异教徒的“圣战”。中国文化曾经大度包容,曾经大量吸收佛教及其它文化,使之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佛教也是一种比较包容开放的文化。)汉唐时期的开放和包容,尤其明显。与西方中世纪同期的繁荣的唐宋文化,是西方黑暗的萧条的中世纪文化根本无法相比的。中国的闭关锁国,主要是明朝后期和满清时期的事。客观原因是防备倭寇,以及满清初年防备台湾郑成功反攻大陆。
   
   但是,一百年来,中国学习西方过程中的最大教训,也恰恰是不学西方文化的精华,而学西方文化的枝末甚至垃圾,最后学习西方垃圾马列文化,造成中国历史八十年的大倒退,这是一个最大的教训。
   
   西方当代文化的精华,就是文艺复兴以来告别神本主义,提倡人本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就是学习古希腊的自由民主精神,和中国文化的世俗精神,创造出来的提倡自由、民主、平等的文化,是政教分离的自由民主制度,是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先贤那样的自由、民主、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和自由精神。此外,当然还包括在这些精神和制度下,创造出来的科学和技术文明。其中,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资为本,以经济为中心的经济异化的物质大潮中,依然挺立的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自由民主平等的人本人文精神,更是精华中的精华。
   
   要不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这是一个大问题。但对于中国人,没有宗教偏执和障碍,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因为西方的先进是明摆着的。因此,几乎与鸦片战争同时,从林则徐开始,中国人就开始了学习西方的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不久产生的太平天国和官方的洋务运动,表明了中国人大规模学习西方的开始。
   
   对中国人来说,怎样学西方?学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问题,难问题。
   
   太平天国学的是西方中世纪反动落后的神本主义,与中国专制传统相结合,结果产生的是本质上反动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这场运动符合汉族人反满民族革命的愿望,它一开始几乎是势如破竹。但是,一旦这场运动表现出明显的用西方反动的神本文化及其残暴性,来否定中国传统世俗文化及儒家温和特点时,一般中国人就立刻转而反对这场运动,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成了必然。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军事共产主义、及其最终导致的无节制的天王、诸王及各级官员的官僚特权,与老百姓的矛盾。第三个原因,就是主要由上两个原因产生出来的太平天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内斗和杀戮。
   
   我们上面的结论,与过去共产党影响下对太平天国的研究的说法,完全不同,过去共产党影响下的许多说法,是胡说八道。
   
   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西方科技及物质文明,不学西方先进文化的根本,这一点,已经为人们所认识,本文不再重复。
   
   从戊戌变法开始到五四运动结束,这是中国人开始从根本上学西方的二十多年。虽然康梁这些人可以说是新旧参半,孙中山则是西方新思想为主和中国旧帮派为辅的结合。但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从本质上学习西方的先进运动。可惜戊戌变法为慈禧太后等顽固派扼杀,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变成了军阀混战。
   
   而五四运动,则是对中国专制文化的一次大清算。它总的精神是非常积极的。它的缺点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制造民族虚无主义,为随后西方马列垃圾入侵中国开辟了道路。这个缺点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人共有的,因此,某种意义上,民族虚无主义(导致马列垃圾入侵)正是左派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合作联盟造成的。
   
   五四运动,共产党的诞生,尤其是孙中山以俄为师,搬来苏联的制度,以后,造成了一场及到目前为止的西方垃圾马列专制文化的大复辟,大倒退。在这场大复辟大倒退的逆流中,自由主义、自由派知识分子时而与共产主义左派合作,时而进行极其微弱的抵抗。这些自由派人士,既包括49年投共,后来被打成右派的那些左翼自由派,也包括胡适等跑到台湾的右翼自由派。
   
   非常可惜的是,在这场倒退大潮中,真正坚持西方文化精华,真正坚定地坚持美国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精神和制度的派别,即当时在西方是面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倒退大潮中,坚持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保守主义,在中国则应该是争取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激进主义,在中国几乎完全缺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以后,中国新的异议人士和民主运动的产生为止。
   
   笔者1973,1974年的文章和大字报,及李一哲1974年的大字报,是文革后,在共产党“全面专政”,批判自由化,民主化,把自由化民主化当作大罪的条件下,重新公开反思和讨论,重新公开主张回归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精华,并且立即造成全国性影响的重大行动。笔者当时已经痛恨毛泽东,但出于策略,只能点名批判张春桥姚文元及他们的(实质上是毛泽东的)“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李一哲几人则说他们当时还崇拜毛泽东,加上客观环境压力,这些文章和大字报,仍然都不得不打出马列甚至毛泽东思想旗号,仍然不得不肯定这些西方垃圾及其东方余毒。但笔者大字报及文章的主要内容、中心内容,是反对当时几乎压倒一切的“全面专政”,肯定被“全面专政”全盘否定的民主化自由化,坚定主张“中国的问题在特权官僚专制制度”,主张实现自由和民主制度,并且把这些观点作为全部文章的中心内容加以论述。
   
   原汁的,变质的,或者转化成表面上反对马列、实质上完全基于马列经济决定论等基本理论的马列余毒,迄今仍然统治毒害着中国,并且还在毒害东方、西方和全世界的思想界、理论界。即使笔者,系统批判和公开抛弃马列旗号是在六四以后,九十年代初。很多人迄今仍然在坚持马列。像笔者这样系统批判马列,并提出哲学、意识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中新人本主义等比较系统的新理论的,除林牧老先生以外,迄今仍然没有见到其它人。要抛弃一种危害全世界一百几十年的人类垃圾,提出全新的理论,并不容易。
   
   由于马列余毒,以及中共建政以后,持续不断地以马列洋垃圾毁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毁灭传统文化的余毒,从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从民族虚无主义的代表作《河殇》产生以后,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重大的偏差。这就是从《河殇》开始,到告别革命伪改良主义,到自由主义、伪自由主义,到这两年鼓吹反动的神本文化,反对人文、人本文化的反动思潮。一路下来,越来越离开西方文化的精华,而去照搬西方文化的垃圾,甚至最反动的东西。如果任其下去,中国就可能重蹈进口马列洋垃圾的覆辙。
   
   其中,《河殇》是继承中共,尤其是文革传统,否定传统文化,搞民族虚无主义的典型,它为其后照搬西方垃圾开辟扫清道路。告别革命伪改良主义有照搬西方垃圾的地方,但这些垃圾在西方市场很小,主要是根据马列洋垃圾的基本理论,改变马列洋垃圾的结论,使这些结论从一个极端简单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利用经过共产党破坏造成的普遍无知来骗人,它基本上是中国独特的土制洋垃圾。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则更多的是离开西方文明的精华,盲目照搬西方文化、西方垃圾掺杂的西方自由主义。
   
   在共产主义倒退大潮中,保守西方自由民主精华的,无疑是西方民主社会中的保守主义,但是,西方社会也不是完美无缺,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而提出改进的,主要也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某些接近平民的人士,包括美国民权运动,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一些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等等。自由主义只是游离于各方之间。
   
   由于自由主义既不激进,又不保守;既反对激进,又反对保守,游移不定的立场,不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他们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倾斜的态度也不见得很光彩,因此,自由主义中的一部分学者,不得不向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自由民主精神求助,把自己打扮成自由民主理念的坚持者,并力图制造反对自由主义就是反对个人权利等等自由理念的假象。似乎对自由民主贡献最大,自由理念的最坚定主张者和积极推行者是他们,因而不赞成自由主义的西方变革时期的激进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倒退时期的保守派,倒成了反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理念的派别。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而经过文革破坏变得浮躁浅薄的一些中国学者,竟然轻而易举地上了这些自由主义学者的当。甚至把西方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颠倒过来,把西方保守主义的观点说成自由主义的观点。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学者所说的西方自由主义观点,在美国,大多恰恰是美国自由派所反对的保守主义的观点。
   
   其实,当代中国自自由主义学者理解的自由主义,只是西方自由主义、自由派中的一小部分学者认同的观点,而不是自由主义和自由派的主体思想。
   
   正像我在《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随感(一)》一文中所说:“经过文革对文化的破坏,中国理论学术界的许多人,比较浅薄和浮躁,看不懂真正有水平,有深度的深奥理论,因此,理论学术界往往过分推崇一些时髦浅薄的理论,而对真正有水平,或者博大精深的理论,像佛教的佛学,古希腊的哲学,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思想大师的伟大著作等等,却往往很少有人研究,更少有人读通。……理论不是武侠小说,看的人本来就很少,能读懂的更少。即使是自然科学,除非是专家,一般人经常讲的,大概也不会是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领域的深奥理论,而是中学数理化的常识。更何况还没有真正科学化,而又令人乏味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种理论,如果人人都能写文章议论,那么,它一定是比较浅的,通俗的理论,而不是当时深奥的尖端理论。”但是,引导中国前进的学者如果过分浅薄,就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对待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态度,是中国学者,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许多学者浅薄和浮躁的一个典型。我是八十年代在监狱中看这本书的,可是怎么也不理解它为什么受到如此推崇,在我看来,这本离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文艺复兴的副产物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割裂开来,孤立地研究新教对资本主义的作用,根本不可能得到正确答案,相反,只能产生误导,使读者以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是由于新教伦理的作用。其实,在基督教世界中,新教的专制主义和其对资本主义、以及对西方人文、人本、民主、自由精神的压制和负面作用,只是比天主教好一些。并不比天主教逊色多少的新教的火刑架就是例子。新教和宗教改革,只是在文艺复兴运动对基督教天主教及其神本主义的批判打击下,宗教专制统治者基督教内部产生的分裂。把较小的阻力说成是动力,就完全歪曲了历史。因此,我不觉得这本啰嗦琐碎,六分谬误,三分废话,一分真理的书籍有多大意义。所以怎么也读不下去,及到后来为了批判,才认真读完,前后十多年间隔,才断续读完这本薄薄的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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