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徐水良文集
[主页]->[百家争鸣]->[徐水良文集]->[中国民运中的革命和改良]
徐水良文集
·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唯物主义的批判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祸害作用
·中国改革简纲
·就建立独立工会问题的意见和呼吁(并澄清某些错误观念)
·关注农民问题
·徐水良就农民问题致人大及政府
·变革之路
1998年,美国
·对中国政府的抗议
·亚衣:访中国民运老战士徐水良
·在纽约朋友欢迎会上的讲话
·新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介绍一种新的理论
·我的理念
·与郭罗基先生的一场辩论——按语
·与郭罗基先生商榷
·利权和权力
·怎样总结历史教训?
·两个公式
·中国大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的“精英”
·“高薪养廉”的破产
·中国大陆对农民的歧视
·中国民主党.创党面面观
·中国民主党建党的意义
·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声明
1999年,美国
·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和未来的发展战略
·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
·必须认真批判马克思主义
·组党条件问题的误区
·民运人士前途问题的误区
·认定改良比革命损失小的误区
·就林海案判决书驳中共当局
·民主最终仍然是手段,它的目的又是什么?
·两极化和中间势力
·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捍卫法轮功人权是基本原则,不是权宜策略
·邪教不是罪
2000年,美国
·加强民运的情报工作
·中国民运中的革命和改良
·关于“权利”、“利权”和“法权”的争论
·为革命呐喊
·人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及马列主义的对立
2001年,美国
·关于反对派运动的几个问题
·民主运动的现状和我们的对策
·真假爱国主义
·致美国人民
·杂论十一则
·中国民运情报组情报综合
·关于赖昌星案的四个文件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声明
·答国内朋友来信:
·给贵州朋友的信
2002年,美国
·再论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
·重建根据地
·孙中山道路及其它
·与洪哲胜先生谈同一性、差异性和运动原因
·致中共海外情治人员的一封信
·这是什么社会?什么政府?!?
·应如何对待法轮功、藏独、疆独和台独运动?
·我们的任务和策略
·人本主义和唯物的关系
·30大于1000的启示
·转发民联章程并答国内问
·万能替罪羊――小农经济
·答国内朋友问:谈理想民主及其它
·高薪养贪
·致一个朋友的信
·我们为什么采取理性激进主义
·什么是理性激进主义?
·致国内朋友
·如何对待“三反一温和”方针?
·头脑、勇气和教训
2003年,美国
·与宋保卓先生探讨本体论等哲学问题
·宣传人本主义,反对钱本主义和实践本位主义
·在疾病问题上,中共历来撒谎
·行动起来,共赴国难
·六四反思和理论探讨
·答朱子:技术的专制异化问题
·对中共的审判和赦免问题
·关于信仰和执政党问题
·浅议中共对公共财产的侵占及偿还问题
·打击中共地下势力和亲共败类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中国民运中的革命和改良

   
            

徐水良


   
   

   在中国,中共的法西斯统治,极端专制,空前残暴野蛮。苏联斯大林已经非常残暴,毛泽东还嫌其不够,还嫌其放弃或削弱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凡是反对中共比较激烈的人,都难逃其劳改、虐待及至杀头的命运。为了求得生存,中国的反对派们不得不采取极其温和的态度,小心翼翼,以求生存。此外,还有不少投机分子,既想出风头,又不想担大的风险,大浪一来,浮上水面,作为盖住民运主流的泡沫,混迹于民运,被称为“著名民运人士”或“民运领袖”。他们内在的怯懦和不断的左右摇摆,自然不可避免,因此,中国民运从一开始,就带着历史上同类运动中少有的怯懦和软弱。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批评这种怯懦,但这里决没有苛责的意思,相反,我非常同情这种怯懦。几十年来,我亲身经历了中共的残忍和暴虐,深知它们是怎么回事。因此,这里的分析,从我本人的感受开始,结合本人经历来谈。
   
   我是一九七三年投入民运的。那时的情况,与七九年民主墙及其以后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投入民运,必须充分准备掉脑袋。并且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共三中全会之前,凡是敢于直接反对中共专制,尤其是敢于直接反对毛泽东的人,几乎都被杀了头。本人从浙江大学分到南京,由于反对浙江省革委会及其负责人南萍陈励耘,并由于私下里讲了一些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话,浙江省有关部门多次到南京抓捕,因许世友与浙江有矛盾,下令保护,才免于被捕。而在一起的同学朋友,则纷纷被捕入狱。因此,我投入民运时,虽然内心里对毛泽东已相当蔑视和憎恶,认为他到处不懂装懂,胡说八道,还要强迫人们崇拜他,不崇拜就要杀头,但却处处小心翼翼,避免“恶攻”嫌疑。那时,一批批“恶攻”罪犯被公开枪决,1970年,本人就亲眼看到过一次枪决八个这样的犯人的情况。当时的人们,尤其是有我们这样思想的人,所感到的恐怖气氛,和内心里的恐惧,未来的人们,大约是很难想象的。
   
   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写了二十多万字的大字报,小字报和文章,都是论述中国(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说明“问题在于制度,在于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必须实行民主制度。”其间理论批判的矛头,处处指向毛泽东思想。我把它称为“一个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像江苏的理论权威陈绍辉在大会上批判的那样,“徐水良把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批判完了,全部否定了。”但我在批判毛泽东思想时,却不得不打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在蔑视和憎恶毛泽东的时候,却必须大力颂扬毛主席,在批判共产党专制的时候,又必须大力赞扬“无产阶级专政”。入狱前,省委书记彭冲许家屯宣称,“批不到徐水良,就不是共产党员”,但许家屯先生在全省转播的五台山十万人大会上对本人的批判,还算客气。然而,在狱中,我除了公开批判四人帮外,还不小心表示了一点对毛泽东的蔑视,就马上被戴上背铐,及到四人帮垮台。如果不是四人帮跨台,脑袋能不能保住,大有疑问。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由南京发起,我的大字报被朋友们称为南京四五运动的先导,南京一些被捕的人员,包括当时二个已决定判处死刑的人,被公安当局称为“徐水良的同伙”,而作为同伙的首犯,其命运,自然不妙。及到一九七八年,南京老百姓要求释放本人,许家屯先生还一再指示对本人批判严惩,指示说,“徐水良虽然反对四人帮,但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在我的第一份大字报以后九个月,出现了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由于地靠香港,并由于赵紫阳大量印发,这份大字报造成了世界性的巨大影响,但其所带同样的弱点,以及理论上的深度、和彻底性等等,并不比本人好,甚至与本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王希哲先生说他们当时还崇拜毛泽东思想。由于广州比较宽松,他们的处境也比本人好一点,但无论如何,当时中国的残暴和严酷,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
   
   七九民主墙,情况虽然宽松一点,但人们对中共的暴行记忆犹新,内心仍是充满恐惧。七九民主墙时,有两个人是公开鼓吹革命的,一个是笔者,从投入民运开始就鼓吹革命,我在一九八零年所发表的文章中,曾对比中共和苏共,认为苏联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相当大,而中国,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很小,走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很大。为此,一九八一年被捕,起诉书指控本人“叫嚣在中国进行革命”,我在法庭辩护时说:“白纸黑字,起诉书承认徐水良是革命的,而检察官是的反对革命,也即反革命的,以‘反革命’罪受到指控的,应该是检察官。”检查官为此颇为狼狈。
   
   另一个鼓吹者是陈尔晋,不过陈尔晋的革命带着比较左的痕迹,拥护毛泽东思想,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我则反对这些东西。此外还有杭州、长沙等少数朋友有与我们类似观点,但似乎没有公开论述。七九民运的主流,从北京到广州,从武汉到上海,基本上都是不赞成革命,而主张改良。像王希哲先生出国后声明的那样,他过去一直不反对共产党,今后要反对共产党了。形象地说,对共产党专制制度,当时他们是“补台派”,而我们是“拆台派”。当时“补台”派是绝大多数,“拆台派”只有极少数。
   
   总的说来,中国民运并不是老百姓中最坚决的反对派,而是比较温和的反对派。这是因为中共给坚决的、激烈的反对派的活动空间极小,他们或者很快被捉,或者预见必然的坐牢的前途,于事无补,而对当“补台派”又没有兴趣,对当骨子里非常软弱,却吵吵嚷嚷,争出风头的“补台派”更没有兴趣,于是索性就保持沉默。包括本人,也常常嫌恶混迹于“补台派”中,常对他们的活动不感兴趣。特别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如果你听到老百姓的论议和牢骚,其反对共产党专制的坚决和激烈程度,往往超过民运。
   
   一九八一年,中国民运中的“拆台派”,一律被捕入狱,退出民运舞台,中共给他们的活动空间本来就非常小,民间大量的“拆台派”,无法进入民运舞台。同时,草根出身,出自民间的“补台派”、改良派,也或者被抓,或者被压制,也基本被迫退出民运舞台。这时,争取民主的舞台,就剩下了当时官方的改革派中的少数人,包括其中一部分知识“精英”。官方改革派的大多数,不过相当于清末的洋务派。邓小平相当于慈禧太后,但功劳不如慈禧,罪行又远超过慈禧。我在九六年发表的文章,曾论述过这一点。由于中共实行的机制,是普遍的逆淘汰机制,贿赂经济淘汰守法经济,劣质产品淘汰优质产品,奴才淘汰人才。因此,由中共树起来的“精英”,大部分是没有骨头的奴才,留下的极小部分有骨头的,大多又是只能跪着反抗的软骨头。真正硬骨头的,像许良英、方励之、严家其、刘宾雁、林牧那样的真正的“精英”,真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中共对文化的破坏,尤其是文化革命的破坏,一些“精英”的知识水平也非常可怜,其历史知识,除了各种书籍中频繁出现的中国近代现代历史,还有一点朦胧的知识,对世界历史是完全无知。于是“告别革命”的理论,反对夺权的理论,以及其它的奇谈怪论,都出来了。面对中共的血腥屠杀,跪着喊出“非暴力”的口号,要手无寸铁的被屠杀者放弃暴力的滑稽画面,就出现了。这就是中国民运中非常独特的反对革命,攻击革命的思潮的由来。在目前的中国民运中,怯懦的“改良派”往往推崇康、梁,其实,清末的中国改良派虽然软弱,但也不像目前民运的改良派这样不肖,他们也曾举行或企图举行武装反抗,企图以暴力进行改良,据有的文章介绍,当时,甚至连远在美国的改良派,也曾建立六千人的武装。民国后,领导云南反袁起义的,也是粱启超及其学生蔡锷等改良派的进步党人。而当前民运改良派的改良,纯粹是一厢情愿的空谈。他们事实上是一种伪改良派。
   
   在大陆时,尤其临走前,我曾经告诉一些朋友,那些软弱的,反对革命的,拼命向中共乞求、以致献媚的民运人士,一旦形势变化,顺利的时候,一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将会非常激进。结果,甚至出于我自己的预料,这个预言非常快地有了兑现的例子,在国内民主党建党形势刚刚好一点,他们中的几个代表人物,马上就非常冒进,马上走向另一个极端,并开始抢夺成果。
   
   与此相对,目前中国民运中,还有一种冒险主义的革命派,甚至恐怖主义的所谓“革命派”,不过目前都还停留在口头上。他们鼓吹冒险主义,鼓吹少数人夺取县城,打游击,挖祖坟,炸铁路。不过,其中有的人,实际是中共特情,以激进伪装来引诱和消灭激进反对势力。
   
   中国民运中的“拆台”派,有时被称为革命派,其实,他们与共产党之所谓“革命派”,完全不同,他们认为,革命和改良都是人类必须,革命必然包含大量改良,改良也必须以革命为后盾,两者缺一不可,他们既反对攻击革命,也反对攻击改良。因此,他们既与反对革命的改良派不同,又与反对改良的中共“革命派”不同。此外,他们也与冒险主义的革命派不同,更与恐怖主义者相区别,他们认为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因此,中国民运中的“拆台”派,实际上是革命改良的兼顾派。
   
   目前,中国老百姓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据中国官方材料,全国平均每天发生游行、示威、骚乱、暴动等突发事件,高达三四百起,每年几万起,但中共,却一直堵塞一切改良的道路,因此,中国走革命道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中国未来的革命,很可能是一场突发式的、基本上是和平的、盛大庆典式的革命。

此文于2017年07月16日做了修改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