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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运中的革命和改良

   
            

徐水良


   
   

   在中国,中共的法西斯统治,极端专制,空前残暴野蛮。苏联斯大林已经非常残暴,毛泽东还嫌其不够,还嫌其放弃或削弱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凡是反对中共比较激烈的人,都难逃其劳改、虐待及至杀头的命运。为了求得生存,中国的反对派们不得不采取极其温和的态度,小心翼翼,以求生存。此外,还有不少投机分子,既想出风头,又不想担大的风险,大浪一来,浮上水面,作为盖住民运主流的泡沫,混迹于民运,被称为“著名民运人士”或“民运领袖”。他们内在的怯懦和不断的左右摇摆,自然不可避免,因此,中国民运从一开始,就带着历史上同类运动中少有的怯懦和软弱。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批评这种怯懦,但这里决没有苛责的意思,相反,我非常同情这种怯懦。几十年来,我亲身经历了中共的残忍和暴虐,深知它们是怎么回事。因此,这里的分析,从我本人的感受开始,结合本人经历来谈。
   
   我是一九七三年投入民运的。那时的情况,与七九年民主墙及其以后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投入民运,必须充分准备掉脑袋。并且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共三中全会之前,凡是敢于直接反对中共专制,尤其是敢于直接反对毛泽东的人,几乎都被杀了头。本人从浙江大学分到南京,由于反对浙江省革委会及其负责人南萍陈励耘,并由于私下里讲了一些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话,浙江省有关部门多次到南京抓捕,因许世友与浙江有矛盾,下令保护,才免于被捕。而在一起的同学朋友,则纷纷被捕入狱。因此,我投入民运时,虽然内心里对毛泽东已相当蔑视和憎恶,认为他到处不懂装懂,胡说八道,还要强迫人们崇拜他,不崇拜就要杀头,但却处处小心翼翼,避免“恶攻”嫌疑。那时,一批批“恶攻”罪犯被公开枪决,1970年,本人就亲眼看到过一次枪决八个这样的犯人的情况。当时的人们,尤其是有我们这样思想的人,所感到的恐怖气氛,和内心里的恐惧,未来的人们,大约是很难想象的。
   
   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写了二十多万字的大字报,小字报和文章,都是论述中国(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说明“问题在于制度,在于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必须实行民主制度。”其间理论批判的矛头,处处指向毛泽东思想。我把它称为“一个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像江苏的理论权威陈绍辉在大会上批判的那样,“徐水良把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批判完了,全部否定了。”但我在批判毛泽东思想时,却不得不打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在蔑视和憎恶毛泽东的时候,却必须大力颂扬毛主席,在批判共产党专制的时候,又必须大力赞扬“无产阶级专政”。入狱前,省委书记彭冲许家屯宣称,“批不到徐水良,就不是共产党员”,但许家屯先生在全省转播的五台山十万人大会上对本人的批判,还算客气。然而,在狱中,我除了公开批判四人帮外,还不小心表示了一点对毛泽东的蔑视,就马上被戴上背铐,及到四人帮垮台。如果不是四人帮跨台,脑袋能不能保住,大有疑问。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由南京发起,我的大字报被朋友们称为南京四五运动的先导,南京一些被捕的人员,包括当时二个已决定判处死刑的人,被公安当局称为“徐水良的同伙”,而作为同伙的首犯,其命运,自然不妙。及到一九七八年,南京老百姓要求释放本人,许家屯先生还一再指示对本人批判严惩,指示说,“徐水良虽然反对四人帮,但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在我的第一份大字报以后九个月,出现了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由于地靠香港,并由于赵紫阳大量印发,这份大字报造成了世界性的巨大影响,但其所带同样的弱点,以及理论上的深度、和彻底性等等,并不比本人好,甚至与本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王希哲先生说他们当时还崇拜毛泽东思想。由于广州比较宽松,他们的处境也比本人好一点,但无论如何,当时中国的残暴和严酷,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
   
   七九民主墙,情况虽然宽松一点,但人们对中共的暴行记忆犹新,内心仍是充满恐惧。七九民主墙时,有两个人是公开鼓吹革命的,一个是笔者,从投入民运开始就鼓吹革命,我在一九八零年所发表的文章中,曾对比中共和苏共,认为苏联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相当大,而中国,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很小,走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很大。为此,一九八一年被捕,起诉书指控本人“叫嚣在中国进行革命”,我在法庭辩护时说:“白纸黑字,起诉书承认徐水良是革命的,而检察官是的反对革命,也即反革命的,以‘反革命’罪受到指控的,应该是检察官。”检查官为此颇为狼狈。
   
   另一个鼓吹者是陈尔晋,不过陈尔晋的革命带着比较左的痕迹,拥护毛泽东思想,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我则反对这些东西。此外还有杭州、长沙等少数朋友有与我们类似观点,但似乎没有公开论述。七九民运的主流,从北京到广州,从武汉到上海,基本上都是不赞成革命,而主张改良。像王希哲先生出国后声明的那样,他过去一直不反对共产党,今后要反对共产党了。形象地说,对共产党专制制度,当时他们是“补台派”,而我们是“拆台派”。当时“补台”派是绝大多数,“拆台派”只有极少数。
   
   总的说来,中国民运并不是老百姓中最坚决的反对派,而是比较温和的反对派。这是因为中共给坚决的、激烈的反对派的活动空间极小,他们或者很快被捉,或者预见必然的坐牢的前途,于事无补,而对当“补台派”又没有兴趣,对当骨子里非常软弱,却吵吵嚷嚷,争出风头的“补台派”更没有兴趣,于是索性就保持沉默。包括本人,也常常嫌恶混迹于“补台派”中,常对他们的活动不感兴趣。特别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如果你听到老百姓的论议和牢骚,其反对共产党专制的坚决和激烈程度,往往超过民运。
   
   一九八一年,中国民运中的“拆台派”,一律被捕入狱,退出民运舞台,中共给他们的活动空间本来就非常小,民间大量的“拆台派”,无法进入民运舞台。同时,草根出身,出自民间的“补台派”、改良派,也或者被抓,或者被压制,也基本被迫退出民运舞台。这时,争取民主的舞台,就剩下了当时官方的改革派中的少数人,包括其中一部分知识“精英”。官方改革派的大多数,不过相当于清末的洋务派。邓小平相当于慈禧太后,但功劳不如慈禧,罪行又远超过慈禧。我在九六年发表的文章,曾论述过这一点。由于中共实行的机制,是普遍的逆淘汰机制,贿赂经济淘汰守法经济,劣质产品淘汰优质产品,奴才淘汰人才。因此,由中共树起来的“精英”,大部分是没有骨头的奴才,留下的极小部分有骨头的,大多又是只能跪着反抗的软骨头。真正硬骨头的,像许良英、方励之、严家其、刘宾雁、林牧那样的真正的“精英”,真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中共对文化的破坏,尤其是文化革命的破坏,一些“精英”的知识水平也非常可怜,其历史知识,除了各种书籍中频繁出现的中国近代现代历史,还有一点朦胧的知识,对世界历史是完全无知。于是“告别革命”的理论,反对夺权的理论,以及其它的奇谈怪论,都出来了。面对中共的血腥屠杀,跪着喊出“非暴力”的口号,要手无寸铁的被屠杀者放弃暴力的滑稽画面,就出现了。这就是中国民运中非常独特的反对革命,攻击革命的思潮的由来。在目前的中国民运中,怯懦的“改良派”往往推崇康、梁,其实,清末的中国改良派虽然软弱,但也不像目前民运的改良派这样不肖,他们也曾举行或企图举行武装反抗,企图以暴力进行改良,据有的文章介绍,当时,甚至连远在美国的改良派,也曾建立六千人的武装。民国后,领导云南反袁起义的,也是粱启超及其学生蔡锷等改良派的进步党人。而当前民运改良派的改良,纯粹是一厢情愿的空谈。他们事实上是一种伪改良派。
   
   在大陆时,尤其临走前,我曾经告诉一些朋友,那些软弱的,反对革命的,拼命向中共乞求、以致献媚的民运人士,一旦形势变化,顺利的时候,一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将会非常激进。结果,甚至出于我自己的预料,这个预言非常快地有了兑现的例子,在国内民主党建党形势刚刚好一点,他们中的几个代表人物,马上就非常冒进,马上走向另一个极端,并开始抢夺成果。
   
   与此相对,目前中国民运中,还有一种冒险主义的革命派,甚至恐怖主义的所谓“革命派”,不过目前都还停留在口头上。他们鼓吹冒险主义,鼓吹少数人夺取县城,打游击,挖祖坟,炸铁路。不过,其中有的人,实际是中共特情,以激进伪装来引诱和消灭激进反对势力。
   
   中国民运中的“拆台”派,有时被称为革命派,其实,他们与共产党之所谓“革命派”,完全不同,他们认为,革命和改良都是人类必须,革命必然包含大量改良,改良也必须以革命为后盾,两者缺一不可,他们既反对攻击革命,也反对攻击改良。因此,他们既与反对革命的改良派不同,又与反对改良的中共“革命派”不同。此外,他们也与冒险主义的革命派不同,更与恐怖主义者相区别,他们认为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因此,中国民运中的“拆台”派,实际上是革命改良的兼顾派。
   
   目前,中国老百姓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据中国官方材料,全国平均每天发生游行、示威、骚乱、暴动等突发事件,高达三四百起,每年几万起,但中共,却一直堵塞一切改良的道路,因此,中国走革命道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中国未来的革命,很可能是一场突发式的、基本上是和平的、盛大庆典式的革命。

此文于2017年07月16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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