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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徐恩曾先生反共回憶錄
在共產黨地下戰爭的種種活動中,文化運動是它最活躍、最成功的一環。
中國某些歷史家指出:過去幾千年來中國每一朝代的政權的建立和崩潰,知識分子的態度是起著主導的作用。因爲中國的教育不普及,知識分子在工農羣眾中受著極崇高的尊敬,工農羣眾的行動,向唯知識分子的「馬首是瞻」。因此,共產黨選定知識分子爲通向工農和青年的橋樑,不是偶然的。……但是由於輿論和學校是刺激人心最敏銳的兩個場所,當局因有所顧慮而始終決定不採取任何行動,尤其在學校方面,並且一再提示我,甚至連必要的調查工作,也恐引起事端,而主張謹慎將事。這實在使我喪氣,而共產黨方面正看穿政府這一弱點,反而故意常在學生羣眾中製造激昂緊張空氣來恐嚇政府,使政府對學生更感頭痛,更不敢有所舉動。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政府自大陸撤退,始終沒有改變。所以自租界收回以後,各地的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常以學校爲掩護所,「學校是共產黨的另一租界」,遂成爲社會上極流行的評語。
這實是共產黨過去地下工作中的最成功的一幕。
……人們每以爲共產黨善於作地下活動,但中共的早期地下活動,可說是徹底失敗,後期的地下活動,雖有部分成功,但其成功的基礎,是建築在公開的政治保障上,如果它沒有獲得公開的存在的權利,同樣的不能展開地下活動,儘管他的方式怎樣改變。
使共產黨能「大量積蓄力量」的,使共產黨地下活動能進行長期滲透隱蔽的,是它自己所預計的「公開的、合法的」戰爭,換句話說,就是和國民黨再度攜手的「統一戰線」政策,這是共產黨造成今日地位的主要根源。
由於十多年來的實際體驗,關於舉世所焦心的如何應付國際共產黨的滲透進攻問題,使我產生了以下幾點不成熟的意見:
第一,共產黨是利用政治上的空隙而潜在滋長的,所以要根絕共產黨的發展,須積極的從政治上著眼,專憑「技術」或「武器」,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第二,民主制度的本身,我們根本不應對它有絲毫的懷疑,但是有一不幸的事實,却須指出,就是敵人正在利用這個制度向我們的心臟部分進行滲透,如果我們自信自己的身體十分健康,不懼這此一紅色細菌的侵襲,在作者看來這是十分危險的。
第三,宣佈共產黨組織爲非法,是取締共產黨地下活動的先決條件,也是防止它迅速擴展的最有效手段,我們現在的觀念,已認識「天下共產黨是一家」,但在實際行動上,並不把他們當成一家,例如在某一地區我們已和共產黨兵戎相見了好幾年,但在自己內部却仍容許它合法存在,這是不合理的,我們在這方面吃過很多虧。
第四,根據在中國的經驗,每一共產黨並非人人都是堅定不移的馬列主義的殉道者,在某種壓力之下,他們是可放棄原來的道路跟我們來的,並且一經開始,便會如決堤之水,滔滔不絕地向我們湧來,抗戰前的中共是如此,抗戰後的江西共產黨也是如此,但是有一條件,必須從外面加以壓力,造成環境,若只是期待它的內部自然變化,將是一種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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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文: 皇姑屯事件亲历记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早,我到中南海內福祿居密電處上班,在中南海豐澤園後上房與大元帥府祕書長任毓麟相晤,他匆忙地告訴我:「大元帥今天決定回奉,你可以回家作些準備。」我聽到這話,即時回家把行李收拾好,隨即回到中南海待命出發。是日午後六時,我率領密電處全體人員約二十餘名到東車站,並在行前發了一件密電致奉天留守吳俊陞,通知他如有要電可拍到京奉沿線專。晚上八點多鐘,張作霖來到車站,隨行者除大元帥府人員和衛隊,有靳雲鵬、潘復、何豐林、劉哲、莫德惠、于國翰、閻澤溥、張作霖的六姨太和三公子學曾、日籍顧問町野和儀我等。專車共有二十二節,張作霖乘坐的包車在中間,是前清慈禧太后所乘的花車。包車後邊是飯車,前邊是兩輛藍鋼車,劉哲、莫德惠、于國翰等在這兩輛藍鋼車中。在專車前面,還有一列壓道車。

    我們這次隨張作霖出關回奉,許多人心裏都有些忐忑不安,擔心會發生什麼事故,因為前些日子張作霖同日本公使芳澤謙吉有過一場面對面的嚴重衝突。

    五月十七日晚上,張作霖正和梁士詒、李宣威等幾位客人打麻將牌的時候,芳澤來訪(是預先約定的)。梁、李等人要走,張作霖堅留他們說:「我與芳澤沒有什麼可談的,不大工夫就能說完。」可是他由純一齋裏間屋出來會見芳澤以後,過了很長一陣時間還沒談完。在裏間屋的那幾位客人等得有點不耐煩了,大家叫李宣威去聽聽他們說些什麼,因為李懂得日語。李聽了聽,也沒聽出什麼來,只聽到張作霖說:「我這臭皮囊不要了(「臭皮囊」是張作霖常用的口頭語),也不能做這件教我子子孫孫們抬不起頭來的事情。」跟著,不待芳澤辭去,他就先離開了客廳進入裏間。當時留在裏間的幾位客人都很驚訝,不知道芳澤究竟提出什麼問題惹起這麼一場嚴重的衝突。

    事後據張作霖的承啟官長趙錫福和當時在場的差官們透露,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那天晚上芳澤來見張作霖,向他提出了簽訂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合同的無理要求,並且誘惑張作霖說,如果他能答應這個要求,日本可以設法阻止北伐軍過黃河。張作霖未為所動,正色回答說:「我們家中的事,不勞鄰居費心,謝謝你們的好意。」芳澤說:「你們打得過北伐軍嗎?」張作霖說:「若打不過他們,我們可以退出關外。」芳澤說:「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張作霖說:「關外是我們的家,願意回去就回去,有什麼不行呢?」芳澤見張作霖不能上當,就進一步採取威脅手段,從懷裏掏出一張紙單來交給張作霖 (可能就是日本政府關於滿洲問題警告南北兩方的覺書),接著又說:「張宗昌的兵在濟南殺死幾十名日本僑民。」張作霖回答說,他尚未接到報告。芳澤竟然用恫嚇的口吻對他說:「張宗昌的軍隊是你的部下,你對此事應該負一切責任。」張聽罷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裏的翡翠嘴旱煙袋猛力向地下一摔,摔成兩段,聲色俱厲地衝著芳澤說:「此事一無報告,二未調查,叫我負責,他媽拉巴子的,豈有此理!」他說完之後,就扔下芳澤,怒氣沖沖地離開了客廳。三個多小時的會談就這樣收場了。

    張作霖和芳澤既有了這麼一場嚴重的衝突,所以我們大家在臨行時都有一種惴惴不安的預感,惟恐在山海關出事。我在出發時私自備妥一個裹傷包,還有兩盒餅乾,以防萬一。

   

    專車由北京開出後,直駛天津,過津時靳雲鵬、潘復、楊毓珣和日籍顧問町野等在津站下去(町野聞係張作霖派往聯繫閻錫山,他因與閻不熟,準備在天津找一個與閻認識的日軍官同去。)專車到山海關時,車站上只有一兩名日本守備隊站崗,態度如常,看不出緊張的樣子。吳俊陞已先由奉天趕到山海關站迎接,他還向我說: 「老弟,給來的電報看見了,你們都辛苦了。」

    專車平安開出山海關後,大家覺得放了心,都解衣而睡。吳俊陞上車同張作霖見了面,彼此說了幾句話之後,他們就和劉哲、莫德惠、常蔭槐等玩了一夜撲克牌,一直快到皇姑屯時才散。車到新民時已經天亮,我看沿鐵路兩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預備放姿勢,十餘步就是一崗。可是在南滿鐵路和京奉鐵路交叉地點附近,就沒有看到哨兵警戒了。

    專車過皇姑屯時,奉天憲兵司令齊恩銘來接。齊登車後,專車即向東行駛,開往小西邊門外奉天車站。數分鐘後穿過南滿鐵路橋洞時,我正在走廊向外張望,忽見南邊有兩個著黃色制服的人跑上南滿鐵路大堤。我進入包房,尚未坐定,即聞轟然一聲巨響,剎那間又是一聲,比前一聲更大,車才煞住,我被震昏倒在地下。等我恢復知覺,睜眼一看,包房裏車窗和窗前小桌不知去向,滿地都是玻璃碎片。當時我疑惑已經受傷,可是試試四肢皆能轉動,站起來又摸摸身上也如平常,並無疼痛之處,只發現手掌流血,可能是被碎玻璃扎破的。我取出藥布藥棉擦了傷口,沒來得及包紮,就趕快跑出包房。在車廂走廊上看我們的機槍隊,排列向南北兩方掃射約數秒鐘,經何豐林喝令停止射擊,槍聲停止。我下車一看,大吃一驚,張作霖那輛包車全部車廂塌下,已不成車形,後邊那輛飯車也是一樣,還直冒煙,開始起火。再一看南滿鐵路橋東面橋欄矮鐵牆炸的向天豎立起來,洋灰橋墩東面上半截炸去三分之一。這時大家忙於搶救受傷的人員,首先我看到吳俊陞被數人架上一輛皮篷馬車向市內而去(後據聞當時已死,頭頂 穿入一大鐵釘)。又看見日籍顧問儀我滿面是血,向車頭方向跑去。又看見莫德惠從車上抬下來送赴小西邊門外奉天市立醫院,劉哲是帶著傷自己步行走去的。這時張作霖已經被抬上憲兵司令齊恩銘的一輛破舊汽車,由副官王憲武抱著橫臥車中,回轉帥府去了。當時我叫勤務兵郭萬元到列車把照相機取來,準備攝影。正在此時,由南方沿著南滿鐵路來了一隊日本軍,持槍向我列車方面躍進。我趕緊跑入市內,因而未能把這有歷史價值的照相拍成,至今思之,真是遺憾!

    我入市內,因為不了解這事是否有內部原因,所以未敢徑直回家,先給家中去一個電話試探一下。接電話的是家中的廚師老褚,我問他聽見響聲沒有,知道是什麼事,他回答說,聽見了響聲,可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回答的話說得很流暢而自然,估計大致沒有什麼問題,我這才回家,我一到家,就先給北京張學良打電話,沒叫通。恰好奉天電報局局長張志忻來看我,我立即求他到密電處代發一個急電給張學良報告此事,只說:「大元帥受傷較重,但不要緊。」隨後又給天津胡若愚和張學良的如夫人谷瑞玉打電話報告。我打完電話後,匆匆忙忙洗臉、換換衣服,吃了點東西就趕緊去到帥府。我先到秘書廳見到袁秘書(袁世凱的九弟),他告訴我 說,張作霖因出血過多,無法挽救,已於半小時前故去了,他要我嚴守秘密。

    後來張作霖的盧夫人曾經把張作霖臨死時的情況告訴我,據她說,那天當差官跑進來報告說「大元帥被炸受傷,車已到大門口」的時候,大家慌作一團,趕快跑出去迎接。汽車從花園門口開了進來,大家把張作霖從車上抬入小樓樓下屋內。他滿袖是血,用剪刀把衣服剪開,發現已折斷一臂,隨即派和祉仁承啟接來杜醫官施行緊急治療。這時張作霖還能說話,對盧夫人說:「我受傷太重了,兩條腿都沒了(其實他的腿並沒有斷),恐怕不行啦!告訴小六子(張學良將軍的乳名)以國家為重,好好地幹吧!我這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瀋陽。」說完不久,就瞑目長逝,時間是六月四日午前九時三十分。

    當時軍署參謀長臧式毅怕張作霖去世的消息透露出去,引起地方人心不安,更顧慮日本將會趁機有所舉動,而且張學良還未回來,因此決定嚴守秘密,封鎖消息,並且每日令廚房照常開張作霖的飯,杜醫官天天來府假裝換藥並填寫醫療經過、處方等等,以瞞過日本的窺探。日本方面不斷有人來慰問求見,皆經婉言謝絕。一直到張學良回到瀋陽之後,始宣布張作霖於六月二十一日因傷勢逝世的消息,在哀輓錄、行狀內也是填的六月二十一日,其實都是假日期。

   

    在張作霖回奉前好幾日,南滿鐵路與京奉鐵路交叉的鐵橋附近一帶,日方即不許行人通過,有日本守備隊在該處放步哨。到六月三日午後,南滿鐵路來往火車全部停止。這事很惹人注意,因為平日的南滿鐵路每五分鐘就有一次列車開行。在張作霖決定起程回奉的前幾天,奉天憲兵司令齊恩銘曾有密電報告,說老道口(即南滿路與京奉路交叉地點)日方近日來不許行人通過,請加防備。但是張作霖對這個報告未加重視,給吳俊陞和奉天省長劉尚清去電說:「齊隨本帥多年,素知其本性向來輕舉妄動,好造謠言,現日本方面對我緩和,勿庸顧慮,應嚴予申斥」云云。

    在上述情況發現之前,五月二十二日夜間在該橋左近還發生了一件日軍用槍刺刀挑死兩名所謂「南方便衣隊」的事件。這一事件發生後,日本駐奉總領事館打電話給奉天交涉署請派員調查,該署派第一科長關庚澤前往。後據關向我所述調查情況如下:

    他來到現場,見場上倒有年約三十餘歲的男屍兩具,身著新灰布制服,足穿黑布洒鞋。屍首旁放著一個破搪瓷面盆,裏面有兩個上銹的小炸彈,在死屍的旁邊,還有印著「救國軍總司令部公用箋」字樣的一張信箋,上面寫著「茲派某某等去東北省一帶工作」。據日方說:「這是南方派來的兩名便衣隊來擾亂東北的,走到我們守備隊步哨網內,向他們盤詰,他們不答,我們就照軍規把他們扎死了。」但是,據關庚澤說,在調查這個案件以後兩三天,又發生了一件事,揭穿了日方所布置的這個「南方便衣隊」的陰謀:頭幾天奉天監獄忽然跑來一名身著灰布制服、黑布洒鞋的人請求收容保護。據這個人說:「我們數人在南滿站做小工,因吸食白麵,被日本警察抓走,拘留在一處,也沒有審問,先給我剃頭洗澡,然後換上我穿著的這身新衣服和新鞋,並且給我們吃好的,喝好的。住了好幾天以後,昨天半夜忽然把我 們幾個人叫出來,帶到南滿鐵路橋地方,對我們說:『你們隨便走吧。』當時我覺得莫名其妙,可是我準知道日本小鬼沒安好心眼,我早就提防上了。果然,這時過來幾個日本兵,一語未發,用槍刺向頭先的幾個人就扎。我一看不好,撒腿飛跑,拚命逃進城來,那幾個人死活不知」等語。

    皇姑屯炸車案發生後,日本總領事館派內田領事到交涉署請派員會同調查,該署署長高清和仍派科長關庚澤前往。關到現場,看見橋幫被炸改形,橋上鐵板被炸得飛出去很遠,洋 灰橋墩東頭炸去一部,火車兩輛已無車廂,光剩底盤。關科長按照現場情形推測,爆炸物顯然是由上而下的,其破壞力之大,也非擲炸彈可及。旋軍署參謀長臧式毅又令兵工廠派專家前往查勘。據兵工廠兩名白俄技師報稱,根據爆炸的破壞情況來看,爆炸物須在五百磅左右,才能有這樣大的破壞力量,爆炸物是裝置在南滿鐵路橋上的,裝置這樣重的爆炸物,絕非徒手所能辦到,而且裝置所需的時間至少需數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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