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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胡景涛何时三鞠躬? ——《中国青年报》走出胡耀邦的脚印

   (《冰点》曾刊发的优秀文章)
   
   《中国青年报》继11月14日(中共开会纪念胡耀邦前夕),特刊推出《半世为人》的“民主墙时期”语话,冲击了大陆主流媒体之后,又于11月23日抛出大手笔,以醒目大标题:“一个主席的三鞠躬”,刊发了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向50年代被国民党政府镇压的民运人士三鞠躬的文章,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其政治含义非同寻常。众所周知,中国大陆主流媒体一向受制于中宣部,舆论导向始终被视为头等大事,因而刊发大块头的政治文章,从选题到发表,一定会反复琢磨,再三推敲,三审通过。而这一团派大报,竟巧借纪念胡耀邦之东风,鼎力推出这篇强调“制度,鼓励构陷;制度,创造冤假错案”的台湾历史,以及马英九代党谢罪之举,不正是与纪念胡耀邦推动平反政治冤狱的意愿相呼应吗?
   
   世所公认,在中国大陆借意识形态加工“敌人”,制造政治冤狱的历史可谓空前绝后。仅据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统计,全国已划定右派6万余人,到1958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已在全国“加工”了55万多个右派分子,并在全国制造出20多个中央部、省、市、自治区一级领导干部的所谓“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加工”了30余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中右分子”,并由此株连了上百万这些“坏分子”的家庭和子女。从1959至1960年,又发起让人们自查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思想,仅在党内就再次“加工”出365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惨遭批判或“政治流放”,当时仅中央机关就重点批判了1900多人,把224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军队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6人,重点批判了3847人。而党外群众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遭到迫害的人已无法统计。1962年11月,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校长扬献珍,共持续了8年之久,受杨“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逼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讲师黎明也投井身亡。军队有一“五好”战友,仅因撰文接受“合二而一”观点,便被判处死刑。死里逃生的杨献珍悲愤地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们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在中国这种借意识形态“加工”敌人的思维方法延至“十年浩劫”,已达登峰造极地步。在这场“文化革命”中,直接打击株连了1亿多公民,惨遭政治诬陷迫害的就有739511人,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而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就是他们中的代表。后文革时代,又有“民主墙时期”大镇压,反“自由化时期”大清洗,直至1989“6、4”,竟把全国性的学生爱国运动,加工成“反革命暴乱”,大开杀戒;甚至21世纪到来后,仍在全国迫害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及政治异议人士。这样的历史,除了胡耀邦曾推动平反过冤假错案,又有谁代执政党向大陆的“政治受难者”鞠躬致歉?

   
   今天,《中国青年报》的可圈可点之处就在于,巧借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以党主席身份,参加上世纪50年代“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的举动,用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之口说出:“这是把阴森的墓地和恐怖的记忆,转化为积极的历史教育场所,让下一代人透彻认识:国家的滥权所可能带来的灾难后果。”这对那些至今还在坚持“求稳定,谋发展”的“镇压有功论”者来说,是一个多么响亮的耳光!
   
   该文的点睛之笔在于:“马英九背起国民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却不是孤立的、独特突发的事件,而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
   
    可以说“ 没有民主,不会有马英九的鞠躬。”这才是《中国青年报》不惜整版大篇幅刊登全文的良苦用意。让我再重复一遍该文的结尾:“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如果埋着血的土堆不被打开,如果乱葬岗的尸骸不被发现,如果无数的陈明忠还在黑暗里从脚腐烂到喉咙,如果人们没有勇气把那“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摊开在阳光下,请问,“解决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难道这不正是“6、4”前学生喊出:“耀邦好走!”身后留下的疑问吗?
   
   而今,希图借纪念胡耀邦找回合法性的胡景涛先生,你何时能代表执政党向大陆的“6、4”死难者,向千百万“政治殉难者”三鞠躬?我知道没有民主制度你是做不成的,但你可以向胡耀邦公那样,向着这个目标走去,让身后留下三个深深的脚印。
   
   但愿纪念胡耀邦是你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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