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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5)后对抗时代社会透视之五


五、后对抗时代的三大思潮

   
   以对抗为主题的旧文明时代的结束,致使延续至今的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发生紊乱。全球化圆动工具革命,对人类观念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知识经济的到来,又导致了大企业与各国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关系正在形成一场人类的价值取向和情感选择的争论。这些争论正在议会大厦讲台、政府办公室,乃至理论、新闻领域涌起崛流,泛起浪花。由新自由主义、新对抗主义和新乌托邦主义相互碰撞的三大思潮,填充了后对抗时代的精神废墟。
   
   一是新自由主义:尊重、包容与豁达

   
   自由主义形成于17、18世纪,经历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两个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始祖是英国哲学家洛克。他在1689年发表的《论政府》中把保护个人对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自决权提升为国家的目的。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与公民宣言》等历史性文件,则以政纲形式和法律形式阐述并确立了洛克所提出的自由主义原则。18、19世纪末,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其具体表现就是由主张自由放任转向主张国家干预。现代自由主义比传统自由主义更不定型,往往对社会问题采取实用主义的处理方法,因而导致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思想内核发生了裂变,各种贴着“自由主义”标签的学说充塞市场,诸如“民族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等等鱼目混珠。
   
   本节所言的“新自由主义”,是指冷战后,以遏止或阻止国家对经济干预为目标的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逐渐成熟。它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变化,以主张“人权至上”的共同价值为核心;同时反对政治对抗与发展军备,而以贸易自由主义推动人类相互合作与自由竞争的思潮。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后冷战世界的国家竞争,不再是军事、政治领土争夺和资源控制的时代,而是贸易份额的占有比例和市场的实际控制、支配为主导的时代了。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政府有限责任的核心在于尊重人类共同价值观,维护个体尊严与自由权利,放弃“主权至上”立场,裁减军费,保护环境和贯彻贸易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政治特色恰恰在于它的“非政治化”。它主张价值多元,相互包容,即对一切价值都采取一视同仁的“豁达原则”。他认为,政府的立场是采取“价值中立主义”和奉行“不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较之强调“个人自主权”的传统自由主义比,更强调的是尊重、包容与豁达。
   
   前些年来,新自由主义已有“大众化”倾向,其代表人物有米尔顿里德曼和“芝加哥集团”,最近又有新的发展。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思想不仅流行于西方世界,也已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汇成一股思想源流。然而后对抗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观点比较分散,已不能像洛克时代的传统自由主义思潮那样有“宏大叙述”和代表人物;它也不以党派、政策或国家权力为主要舞台,而更侧重于经济、历史、文学、哲学等等文化性的解释。
   
   二是新对抗主义:民族情绪的反弹
   
   后对抗时代综合了世界性两极分裂的离心倾向,但也同时刺激了被全球冷战深埋于政治分野之下的民族对立情绪的复发。这就是世界性的新对抗主义产生的土壤。
   新对抗主义不同于以强烈意识形态化为特征的传统对抗意识,而是以民族为本位,倡导大民族主义和发动以“说不”为特征的情绪化对抗。这种思潮产生的经济原因在于圆动工具全球化变革所带来的非民族中心化浪潮。许多民族主义者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政治不平等而大有失落感与恋旧情结,因而便在精神上亮起“新对抗主义”的旗帜。
   
   冷战刚刚结束时,日里诺夫斯基就成为“大俄罗斯民族失落感”的象征,扬言要使“汉普蒂邓普帝”重圆,到“印度洋洗脚”。不仅公开表示反西方立场,而且批判攻击中国,声称要把保加利亚总统“流放”到西伯利亚,可见其民族对抗主义至甚。
   正在世界性冷战走向死亡过程中,日本国会右翼众议院石原慎三郎和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作为另一种新对抗主义的旗手曾联合出版了风靡一时的《日本敢说“不”》一书,声称,日本已成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白种人所开创的近代文化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应挺起腰来,对自己要有自豪感。当年,成吉思汗的铁骑席卷欧洲大陆时,白种人不也是仿效蒙古人的样子剪短发、剃眉毛,甚至罗圈双腿走路吗?因此,日本不但要成为东南亚中心,而且应该成为亚洲的中心,同时要准备发挥世界性领导作用所需的一切条件。为此日本要敢于对美国说“NO”。该书出版后引起美国朝野情绪反弹,为此石原慎三郎不仅又与他的伙伴合写了《日本就是敢说“不”》,而且自己推出了《日本坚决敢说“不”》一书,扬言只有日本可以治美国的病,发起了日本对美国没有硝烟和军事竞赛的情绪对抗战。1991年4月,美国传统基金会会员、迪金森学院政治教授乔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恩•莱巴德合著了《未来同日本的战争》一书,预言20年内美国同日本将爆发战争,此书成为冷战结束时日美间的畅销书,从而也开辟了美国新对抗主义的领土。继而美国著名小说家麦克尔•克莱顿出版了强烈反日情绪的力著《上升的太阳》,又推动了美国新对抗主义思潮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6、4”风波后,因在报纸上发表了有关资本主义危机真得“狼来了”一文而捞取了不少的政治资本的所谓“青年学者”,曾以“文化本体论”为武器抵制西方文明,并在一次与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对话时声称:我们现在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面临空前挑战时期。中、日、俄可能形成三种对抗。中美对抗日俄,中俄对抗日美,以及中日对抗美俄。而从全球的范围考虑,又不排除也许会有中、日、俄联盟对抗美国式美欧联盟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新对抗意识已经制控了他的言论,成为了他的思考主题。
   
   冷战后的中国大陆,在俄罗斯日里诺夫斯基的狂言和日本石原慎三朗的“不”以及大陆演义“狼来了”的新对抗思想主题的共同作用下,流行起一股崇拜日里诺夫斯基,模仿石原慎三朗和宣传民族对抗的青年“说不”“情感选择”。他们自称“新义和团”,声称“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攻击美国,漫骂日本,排斥西方,扬言对台“无忌准备打仗”,并直言不讳:“对抗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这股思潮一度席卷中国,走向世界,与日本钓鱼岛上“青年社”的民族主义挑衅,俄罗斯日里诺夫斯基的狂妄言论,美国的“妖魔化中国”,以及西方民族排外势力泛滥等,各式各样的新对抗主义汇成一种思潮,共同撞击着后对抗时代人类复苏的脆弱神经。
   
   三是新乌托邦主义:《幽灵的微笑》
   
   冷战的结束,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创造的那个“幽灵”正在全球范围退却。后对抗时代的到来,致使整个社会更加商品化了,圆动工具的全球化发展,并没有立即改变社会分配的不平等。而支撑人类千万年来划分敌我阵线的政治理念已经崩溃,世界精神突然在非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变得空虚起来。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自我和现实利益。务实成为了后对抗时代的行动纲领。正是在这种人类理想大瘫痪的条件下,又一种社会存在的思想性反题——新乌托邦主义在西方发达社会中流行起来。一些探索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讨论会、座谈会,正煽动起人们改造现实的政治热情和新理想主义。对此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曾作过专题介绍。1996年之夏,英国伦敦召开了一次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大会。这次大会令人瞩目,气氛热烈,伦敦市中心的一些主要街道和许多大学校园增添了一道新景观:许多印有红滨图案和“MARXISM96”字样的宣传画特别醒目。来自英国各地以及西欧、北美、亚洲十多个国家的6000多名代表云集伦敦,举行了为期一周的“96马克思主义大会”。会议地点设在伦敦大学,共举行了260多场报告会和讨论会。与会者中,工人、学者和大学生占主要成分。许多大学生身穿印有“马克思主义”字样T恤衫,充满着幻想,来回奔忙,义务为大会服务。此外,大会专门设点出售各种理论书籍,包括数百种正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研究书刊。而法国《回声报》2000年2月17日曾以“重温马克思”为主题,介绍了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尼埃尔•邦萨伊德《幽灵的微笑》中的新乌托邦思想。
   
   新乌托邦主义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更注重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哲学思潮与经济思潮的研究,主张摒弃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和批判所谓共产主义实践中的“官僚主义”罪恶,从分析当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角度出发,“设想出新世纪的革命者形象”,并以此来推动实现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
   
   新乌托邦主义认为,“商品专制制度”和“强迫劳动”决定了“新的受排斥者队伍正在形成”。而新的信息技术正在加快这一过程。尼埃尔•邦萨伊德在《幽灵的微笑》一书中确信:“如果说存在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思想,那也应当存在一种新的共产主义思想。”
   
   新乌托邦主义之所以能成为后对抗社会的一种思潮,并产生影响,就在于人类在一个完全商业化的世界里,更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和理想主义的召唤。(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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