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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 :向山东省第一监狱走去

   
    我被终审判刑后与亲人、朋友会见不久,全国就因“非典”漫延,陷于高度恐慌、戒备状态。看守所也随即被封闭了,不准会见和送任何物品。我从电视上得知,北京重灾区最高时每天发病者高达二三百人。全国上下到处戴口罩,撒消毒液,海陆空全都设关卡,强制所有旅客测体温。有些重灾地区和单位被封闭隔离,北京市长与卫生部长,都因防“非典”不力被撒换,许多公共娱乐场所停业,学校停课。
   
    在看守所里,强制每人购置口罩,提审时必须戴好,向外发送犯人的工作也停止了。而我这“已决犯”,更是前途未卜,不知何时发往何地。
   

    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打报告要求下楼晒太阳,借在放风场所活动之机,挖苦菜花和小草,用各种洋垃圾塑料瓶盖载培,放在监室窗台上,让点点绿色,调剂牢狱里死一样的灰色。这些各式各样的绿色小生命,竟成了我情感孤独时的寄托。狱中“小劳”,见我如此酷爱花草,便向管教要来棵小仙人球给我。我捧着它,如获至宝,安放窗台,成为我牢狱之中最忠实的伙伴。当我在消沉的时候,会把小仙人球视为灵魂相通的生命,与它对话,与它交流,以至于成为我在青岛第二看守所最后岁月里情感生活的一部分。
   
    正是那些日子,中央电视台上演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该片虽线条太粗,对历史与人物的把握也不准确,还有刻意造作的痕迹,但仍招唤起我对满清帝国覆灭前后多事之秋的深刻反思。其实在中国这个信奉“君权神授”,拥有几千年的专制国家里,任何改造它的主张与方案,都显得那么力不从身,无论康有为、梁启超、扬度等保守党人的“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都难以成事。辛亥革命虽迫使皇帝退了位,但资本主义体制并未确立,不仅康、梁、杨等改良派,还信奉皇权,即使以革命为口号的孙、黄、宋等,都带有浓郁的封建邦会色彩,所建立的组织,无不具有专制制度的基因。中国根本就没有自然而然地形成资本所有者利益集团,来主导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机制,又何谈“资产阶级革命”?尽管他们也照搬了西方资本扩张的政治形态——宪政体制,有摸有样地搞起国会与法律,但从未从根本上铲除中国人治与专制的文化土壤。从袁世凯、孙中山到蒋介石的全部民国史,无处不藏污纳垢着独裁专制、强奸民意的事实。同理,在一个资本所有者群体并未成熟的时代,更何谈“无产阶级革命”?尽管中共领袖集团们,同样照搬了西方思想家们的政治设计—— 社会主义,但却改变不了其“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本质。毛泽东无非是洪秀全的复制品。这一点,连前苏共独裁者斯大林都看得清楚。当今中国宪法所承载的统治意志,不过是把“君天下”,变为“党天下”,把一姓执政,变为一党执政,也就是把“主权在君“,变为了“主权在党”而已。这里的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全都变成了用意识形态生产政治命令的机器。法律只不过是命令的外衣。21 世纪的中国,仍在关押异见人士,审判思想罪犯,老百姓连说出不同政治见解的权利都没有,民主何在?共和又在哪里?
   
    我正在那段边看《走向共和》,边思考民族命运的日子里,中华国难日——“6 、4 ”这天到了。往年的这天,我都会与几个要好的朋友聚在一起,与外地朋友相互沟通,以示纪念。而今我只能在难狱之下,寄目苍穹,浮想联翩。为表达我在狱中特有的纪念,便把早已写好的那篇政治申诉——“我为什么主张放弃社会主义”一文,正式提交狱方,让他们做了登记,代为转交。也就是在我交上这文章不多会儿,分管一楼工作的“小劳”,因我给他写过上诉,总想找机会报答我,那天便突然跑上楼来告诉我,管教们私下说,我明天将被发往省第一监狱。“小劳”这话,令我大吃一惊。说实话,因我还有一年余刑,没想到他们会舍近求远,要在“非典”封监期间,单独将我发送济南。“小劳”说的很肯定,而且说此消息在所内“绝密”。他让我立即作好准备。这个消息对我来说,非同小可,它意味着我的命运即刻将发生意外的变故。
   
    山东省第一监狱会是什么样子?那里迎接我的又是何种劳改生活?我能经得起如此“改造”考验吗?我的心境突然就紊乱起来。恰巧这天下午,分管接见的李管教,上楼给我送来一双布鞋,说是我儿子探视送来的。我拿着这鞋,心里猜想,一定是家人得获我要被发望省第一监狱消息,用送鞋的方式表示送行。于是我便给儿子写下这样一首诗:
   
    寄思冬雨
   
    2003 、6 .4 日,我就要被从青岛看守所押解济南山东省第一监狱
    服刑,恰逢儿子送来一双新鞋,故有感而作:
   
    我去了 消失在紫色的苍茫中
   
    再不能站成一把伞
   
    守护你风雨交响的脚步
   
    我依在读不懂的春天里
   
    用不眠的夜 丈量你的肩膀
   
    灾难会不会在承受中破产
   
    你能使伤感的泪蓓 绽出芳香吗
   
    我期待每一天
   
    你的脚印里 都冉出一枚太阳
   
    无论生活承载着什么
   
    都用阳刚的感觉去歌唱
   
    也是这天下午,一个与我关系不错的管教,借巡视之机,见无人便悄声对我说:老牟,你明早6 时前会被发往济南。他说完便走了。这消息与“小劳”的话印证了。当时直接分管我的管教由冯转为薛。这人瘦高个,大背头,人挺滑。我曾对他说过,发我走前给个通知,我好收拾一下。这晚本不该薛当班,他却没走,就在我房间对面睡觉,但却不动声色。其实他是奉命来看守我最后一晚不出问题的。当时,我已确信自己要走,便连夜整理好所有要带走的衣物、被褥等。我收拾着行李时,心便沸腾起来,但不仅毫无悲凉感,
    反倒豪情满怀,犹如就要出征的战士一般。我心想:不管未来是龙潭虎穴,我都要去闯一闯,不就是三四百天吗,就算我去“采风”了,要不《难狱回忆录》还真缺了一节,怎么可以没有劳改生活呢?
   
    第二天天刚亮,也就是5 时半左右,值班管教就跑来正式通知我,准备好东西,6 时前发往劳改队,但并不告诉我去哪。那时,全所犯人都没起床,楼上很静。对面的薛管教,急急忙忙爬起来洗刷,过来看我。我对他说,你不是答应我发劳改队时提前给个通知,我好收拾东西吧?他支支吾吾地说自己也不知道。其实我早已整理完毕,只等起程了。他们通知我不过20 分钟,“小劳”便来打开号门,要帮我向楼下运东西。我恋恋不舍地望着培植的一窗小草,竟不由自主地伸手把那棵曾能与我心灵对话的小仙人球,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大茶缸里。我希望它能以不变的忠诚,伴我渡过艰难的劳改生涯。“小劳”催促我说,于副所长在楼下等候。于是我便随他和薛管教,趁看守所囚犯还在晨梦中熟睡时,走下楼来。
   
    楼门口处,停放了一辆专程赶来的面包车,于副所长、冯队长和孙管教在车前候着我,没有武警押运,所以没有发老白时的那种阵势与悲凉。由于他们专程送我远道去济南,便顺路带了个“法轮功”,说是送潍北监狱的。他们见我随“小劳”提着两大纸箱和一个大行李包走来,便迎上来态度友好地让我打开行李,说是履行手续。“小劳”随便看了看我的东西,便帮我把行李运上车去。我在上车的一瞬间,孙管教给我带了手铐,说这是规定。我没难为他,便问送我去哪?他们都回避我的目光,不回答。
    我说:“不就去省监狱嘛,现在还保密?”
   
    “你怎么知道?”于副所长吃惊地问。
   
    “你们不告诉我,总会有人告诉我,我早知道了”。
   
    他们不再说话了。
   
    2003 年6 月5 日 晨6 时整,押送我的囚车在晨旭擦亮的大铁门里,悄悄地驶出了青岛市第二看守所。我的心霍然敞亮开来,情绪兴奋,两眼看不够马路两侧飞驶而过的流光泛彩,绿树成荫。那时,青岛市区里很沉静,但爬墙蔷薇喧闹着还没败落。
   
    囚车很快便冲出市区,奔驶在济青高速公路上,我透过车窗,视野里遍是白云飘忽下,一片片金黄色麦浪和葱葱郁郁的林木草丛。那美好的世界就在眼前,似伸手可得,却又相距遥远。车开的不快,大约行驶了三个小时,驶进了潍坊市区,径直向滩北开去,要先送那“法轮功”。据说山东司法厅有规定,被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轮功,一律集中在潍北监狱服刑。由于当时正是“非典”时期,沿途不时有穿白大褂的设卡测体温,体温超过37 、5 度以上的,不让通行。到了潍北监狱,就更严了。那法轮功首先由队长陪同,去医院全身体检,体检合格后,又驱车送劳改队。但在入劳改队大门时。由于天热人心燥,他体温偏高,人家怎么也不收。无奈之下,只好把他再带回看守所。当我们掉转车头时,已是中午。那天很热,谁也没吃饭,他们便急着往济南赶路送我。车又行进了约两个小时左右,我们便进了济南市区,很快找到山东省第一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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