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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在风浪中逆水行舟——难狱回忆录

   
   
    我与妻牵手生活的浪漫与激情,随着岁月的磨合,渐渐趋于平静。我与妻在充满苍凉与挫折的日子里,倍受政治歧视与经济窘迫的压力。我们这个小小的平民家庭,如同逆水而行的一叶偏舟,在“共和国”卷扬的政治风浪中时隐时显,始终伴随着风险与悬念。
   
    我自1982 年获释以来,始终被公安当局监控,对我进行了全方位的封杀。我曾试图与命运抗争,苦攻法律,专修大学文凭。但我所在的青岛印染厂,却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拨弄下,对我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歧视,不仅压制我不调工资,且对我自学考试设计重重障碍,甚至连我每周一次的集中辅导课,都不准请假。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国家明文规定给假的全国统考,厂里都不予批准,迫使我不得不每月仅拿50% 的工资下岗,也就是每月仅给23 元人民币。下岗在20 年前仅是一种受歧视的特例。那23 元的人民币,当时连我购买书本辅导材料费都不够。但为了坚持学业,我还是一咬牙,接受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从此以来,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竟落在妻一个人身上。说来心酸,那时我们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每天傍晚,我只能到菜市场上购买地滩上廉价处理的剩菜。更令我终生羞于启齿的是,妻当时妊娠反应,卖了几个新下市的西红柿吃,便遭到我的指责。那时的经济窘迫,致使我闭门谢客,羞于见人。

   
    为了维持家庭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我无法再专注学业,不得不半工半读。当时好友唐健民帮我在远洋学院油锅炉水管安装工地,找了个临时差事。我每日上午学习,午后换上工作服,骑了辆破旧自行车,急急赶奔工地,帮人抬铁管,拉钢锯,仅拿小工一半的工资。其实我根本不是干这种活的手,往往忙的满头大汗,反帮了人家的倒忙。包工头勉强收留我,不过是不想驳了健民的面子。那时我的心,实在苦涩的无法在妻面前吐露。
   
    记得那天中午,我急急作完了“宪法学”的读书笔记,看看时间已晚,便狼吞了几口凉饭,苍惶骑上自行车,沿延安路直行,向延安三路左转时,由于心急,自行车骑得太快,转弯躲闪不及,撞倒了一位过 路的老 太太,致使她胳膊骨折,由此招来一场大祸。
   
    我无法再去工地,只好依老太太的要求,先推她回家,再与她家人一起去医院。谁知老太太的儿女们当即声称,老太太是这家的项梁柱,洗衣、做饭、带孩子样样都离不开她。看完病后,他们硬是要认认我的家门。无奈之下,我只好带他们回来。他们见了我妻便说,不仅让我们每次租 车送老 太太看病换药,还要先预付500 元的营养费。更令人不可理喻的是,他们竟提出要妻无偿为其做半年的保姆。妻一听便瘫在床上,两眼流泪。那年代,500 元钱足够我们全家一年的开销了。眼下我每月仅有23 元的工资,再挣两年也付不起他们索要的“营养费”。更何况每次看病都要为她打的;每次登门探望也不能空手。当时真可谓青天劈雷,祸从天降,致使这个经济上已十分困迫的家庭,雪上加霜。
   
    如此苛刻的“私了”条件,我断无法接受。他们走后,我劝了劝妻,当晚便凑齐手头的钱,买了些营养品去探望老太太,并希望说服对方家属,实事求是地提出条件。没想到这家人丝毫不让,一定要我们兑现他们开出的条件。无奈之下,我只好报了案,请交警出面公了。交警得知对方的要求后对我说,不要与他们私了,让他们到交通大队来处理。后来,交通大队裁决我再支付他们一百元钱了事。我打了几个半天工,挣了十几元钱,而为老太太两次看病,加车费、营养费和再支付100 元,总共花费了近200 元钱。那钱我还是找朋友林洪杰借的,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但妻并未怨我,反倒劝我别再去挣那点工钱了,专心上学,总有出头之日。当时我内心真感谢妻的贤惠与豁达。
   
    妻不让打工了。但我借了债,家庭还得正常开销,怎么办?我反复掂量,最后征得妻的同意,只好把母亲为我们购置的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14 寸彩电,卖给了林洪杰。林那年春节前带人来搬彩电,妻好伤心,我也羞愧得无地自容。我一个曾保证要给妻幸福的大男人,竟连自家的一台小电视都保不住,还有何脸面立于天地之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儿子呱呱堕地了。妻为了带孩子,不得已也休了病假,工资打了折扣。但这小小的 15 平方米 里,却凭空又多了张嘴,日子就更难维持了。为此,我又不得不走出书斋,试探着替上海朋友秦林山推销衣服、手套;帮邢大崑守摊,买羊毛衫等。后来又在陈增祥的帮助下,在市场上装置了铁屋,经营食品,少许增补家用。再加之家庭、朋友间或接济,日子总算一步步向前走来。
   
    然而,由于我那15 平米的小屋,又多了个生命,学习的环境被彻底搅乱了。孩子出生后,特别能搅闹,天天闹夜、拉肚子,我不得不与妻轮换抱他、哄他。白天三个人共处这集书房、会客、厨房等多项功能于一身的小屋,锅碗瓢盆遍地,尿布、屎截满屋。我只能咬紧牙关,红肿着眼,在锅碗瓢盆进行曲中发奋攻读。当时因家中空间愈来愈小,我不得不处理掉写字台,每日只好伏在床上或小缝纫机上学习、写作。
   
    说来还得感谢妻,她不忍心我在如此环境中影响学业,一咬牙便抱着孩子回了娘家,只是每个周未再抱孩子回家团聚,为我洗衣做饭,料理家务。
   
    还好,我没辜负妻的期待与付出。三年自学生涯,我一路过关斩将,次次考试一路领先,终于获得法律大学文凭。此时,我本该回单位上岗工作,按规定享受大专毕业待遇,但单位不仅仍不给调工资,且不予分配工作。为了生计,不得已我又向工商部门申请开办个体谈判事务所,结果也遭到拒绝。面对如此重重政治歧视,我愤然向市政府写信控诉,结果市政府对此做出以下回复。( 原件 )
   
    恰在这时,国家司法部向社会公布了一侧喜讯:首批律师资格公开考试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进行,凡有法律大学以上文凭者都可以报考,“平等竞争,择优录取”。我得获此讯后,再次轻信了司法行政部门对社会的庄严承诺,夜以继日地投身于公考律师资格的准备工作之中。在烟台大哥和妻的支持、帮助下,我又耗费了大半年的宝贵时光,最终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律师资格通考。但官方又以“政审不合”为由,公然对我进行毫不掩饰的政治歧视,在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地扣发了我的律师资格证书,再次重挫了我与妻在风浪中逆水行舟,拼搏向上的信心。
   
    此后,政治迫害不断升级,即使我在官方报刊上发表篇风景诗歌,报社领导和编辑都要受到审查、连累,出版社因出版了我的理论专著,竟被处罚停业整顿一年(参见附录《杀手在哪里》),最终致使我在国内发表任何文章与著作,都像搞地下工作那样,化名去做。那是一种只有中国特色才有的,从经济到政治,从名子到影子,从头到脚,对一个仅仅是追求正义,热爱自由的青年,进行全方位的封杀。而妻却用她的保贵青春,始终陪伴在我身旁,擦试我的伤口,见证这段历史,承受这些磨难。
   
    1989 年“6 · 4 ” 时期,由北京大学生悼胡诱发的天安门广场绝食活动,席卷全国,发展成全民要求反对官倒,惩治腐败运动。青岛警方对我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为了摆脱监控,投身和见证这场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全民爱国运动,妻竟不顾个人安危,常常抱着孩子,以散步的假象,躲过警方视线,掩护我去市府门前集会地点。但后来的史料证明,青岛公安当局还是把镜头对准了我。“6 · 4 ” 伟大爱国运动被镇压后,青岛电视台新闻播放的“6 · 4 ” 时期集会现场实况,有许多镜头是对着我的。甚至连我与非圈内朋友高某与其妹妹偶然相逢握手的过程,都被偷录下去。《青岛日报》专题报道,更直接点明,当年非法组织“民主志友学社”与《海浪花》在广场相互串联,秘密活动。以至于一些朋友看了新闻后,担心我又会出事,跑到寒舍探望我。我做到了一个爱国公民,一个正义青年,应做到的一切。妻也做到了,她做到了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有良知的女性,对丈夫的理解和关爱。这不是小我的狭爱,而是无私的博爱。这大概就是我最看重她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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