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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共三代统治哲学探索之三

保稳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江泽民时代双继承
   
   (一)收买人心从惩治腐败入手

   当邓小平彻底退下军委主席的领导岗位,举着话筒向全党作最后的“政治交待”时说:江泽民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总书记。由此,邓小平力主的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也就从此真正接班了。
   然而,邓小平在移交权力的同时,也将中国改革道路上的机遇、挑战和风险,乃至他所称的“政治改革遗愿”,一起移交给了江泽民。
   
    应该说,毛泽东毕生信奉意志的力量,凭着“阶级斗争”四个字,打败了蒋介石,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郁的湖南口音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不能不说这是他及其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大胜利。然而,建制后毛先生继续采取人斗人,人整人的斗争哲学,使一个统一的民族四分五裂,导致国家经济的全面萎缩,却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他眼看着自己领导的“站起来的人民”却“穷了下来”时,不无遗憾地闭上了眼睛,没有能圆他那个“富强的新中国”之梦。
    邓小平在承接毛泽东之后的权力时,也承接了机遇、挑战和风险,乃至那个“未圆的梦”。于是,邓小平基于经验主义的立场,用“合二为一”哲学,取代了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思想,从振兴经济的缺口切入,把解放生产力的杠杆,巧妙地架在了“合”字的支点上——中国腾飞了。于是又有人说,“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了”。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他的另一面。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在领导改革经济的同时,虽然也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步子始终没有放开。邓小平掌控的改革,没有使政治的半个圆与经济的半个圆“合二为一”,协调发展;没有在政治上建立起必要的公平竞争,民主制约机制。因而社会在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腐败也愈演愈烈,首创了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和腐败发展第一的双记录。这种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结果,便导致了人民“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现实,甚至酿成以“反官倒”“反腐败”为诱因的1989年“政治悲剧”,成为他晚年无法再解开的一个苦涩的情结。邓小平同样眼看着“富起来的社会”又“腐败下来”时,不无遗憾地合上了眼睛,也没有圆他那个要使“中国全面进步”之梦。
   
   后对抗时代,江泽民从邓小平手里接过一面“改革”的旗帜,要圆使“中国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全面进步的梦。然而两个时代、两种权力交接,其背景性质和任务都是不一样的。
   
   邓小平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民心背向、经济崩溃的中国,因而邓小平所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恢复信心,振兴中国经济。他的成功,与他的时代要求是一致的。他的“合”的支点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便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合理性。
   
   江泽民时代面临的是一个继承经济发展成果,进入改革攻坚阶段,人民对社会不公和贪官污吏愤愤不平的时代。因此,江泽民时代的统治基点,就是要:确保社会稳定。他的首要任务本应是“惩治腐败”,进行政治改革,以求不仅使社会有经济发展的效率,更要有民主意义上的公平。这不仅是今日中国的时代要求,也是考验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胆识、魄力、能力乃至能否有所建树的政治试卷。在这张试卷上,必须用新的公式,得出新的结论。
   
   然而,江泽民不过只会守业的平庸之辈,他虽瞄准了赢得人心必须从“惩治腐败”切入,借以树立权威,塑造形象。但却仍然重复“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把戏,却还要煞有介事的大造舆论,发动攻势,仅1994年一年,中央纪检系统就公布查获1490000宗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举报案件,有近4万党员干部被开除党籍,其中做秀式的搞了几个副部级。自1995年开始,又基于维护自己的权力需要“清扫门前雪”,对北京市委动作,追究王宝森、周北方等要员,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妻子也被押向断头台,山东泰安市委、日照市委腐败曝光,甚至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也在十五大前夕被决定司法追究,可谓一举两得。继而,每年为造声势都要动用媒体,不断有腐败分子被清除的报道。后来又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判处死刑。聪明人一看便知,这不过是江泽民为巩固权力,赢得大胆“治贪”的政治秀而已。
   
   然而,腐败是果不是因,是表不是本。刹吃喝风,限坐国产车,甚至惩处成克杰,追究陈希同,以及“讲政治”,抵制“ 拜金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袭”云云,都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温床。这些年来,中共中央三令五申,省市地方我行我素。
   腐败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的缺陷,只有建立起公平竞争规则和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这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心愿和全体华人社会的共同认识。时代已向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不容回避的新课题。
   
   今天,政治变革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迫在眉睫,需要的仅仅是跨世纪一代人的政治勇气和能力。为什么中华民族在政治上不能像在经济上那样超越姓社姓资的争论,大胆吸收人类政治民主的一切有益经验和进步成果?
   
   当江泽民在1997年“5、29”讲话中谈到:“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时,当他在邓小平逝世追悼大会上呜咽地重提“政治改革”时,当他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不动声色的把政治改革与依法治国并提时,有些人开始暗自猜度,他已经把握了成功地跃向世界重量级政治家的跳板。全球人都在注目,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将在后对抗时代的新纪元中如何动作?
   
   
    (二)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中共“十四大”是江泽民接班的历程碑。这次会议作出了三项决策:①抓住机遇,加快发展;②明确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③确定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双重指导地位。由此可见,江泽民太令人大失所望了。他更多地受制于传统力量的约束,只能贯彻一条既“讲政治”,又“讲经济”,在旧意识形态的制控下,推行“有限改革”,搞“双继承”政治路线。
   在江泽民的政治实践中,既有“一分为二”的影子,又有“合二为一”的调了,既在政治上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又在经济上依靠朱镕基大胆走市场化的道路,推动股份制改革和推动加入世贸组织进程。江在政治上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在经济上向市场经济型转型,并深化到国有企业的改革。
    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代替社会的全面进步。于是江泽民又主导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决定。在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看来,社会腐败,人无理想,腐朽文化侵入,都是精神文明环节薄弱造成的。因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便成为中共第三领导人渴望动员全党,集合人民的一面精神旗帜。
   
    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曾动员了一个民族投身于政治斗争,捞取政治资本的狂热;邓小平时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样动员了一个民族纷纷“下海”,发家致富的激情;江泽民时代则要有第三代领导人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而“阶级斗争理论”已无市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难避“一切向钱看”的倾向。勿用讳言,旧的信仰产生危机,中华民族失去了团结一致的精神支柱。这已成为困扰第三代领导人意识形态的主要难题。
   
   “精神支柱”不仅仅具有政治意义,还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而无论是仅仅“讲政治”,还是仅仅讲经济,都无法解决人民深层次的精神问题。后对抗时代中国,流行起江泽民在天安门上观光的四句话:“往上看,飞机上坐的全是贪污犯;往下看,法轮功还在继续练;往南看,百万少女下江南;往北看,失业工人一大片。”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正是反悟到这一点,才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这样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江泽民要“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这可以说是一种三点论的认识、思考问题的结果,似乎比仅仅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仅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前进了一步。
   
   然而,这个“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究竟是陈旧的还是崭新的?如果是旧的,那么它是对抗社会意义上的理想与精神,它早已伴随着对抗社会走向没落,不可能再凝聚民心,激发热情。怀旧是断无出路的。它不能用新视野、新思维、新理论来观察与思考问题,令人信服地回答后对抗时代的现实挑战,解决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社会矛盾。这是时代向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提出的一张不容回避的答卷。
   
   从20世纪末开始,我们注意到江泽民为确保“稳定”的政治目标,多次强调“爱国主义”,希望用爱国主义作为精神文明的核心,用以集合民族力量,激发人民热情。这无疑是在尚未探索出新理论、新精神之前,添补信仰青黄不接时的一种临时措施。但是,“爱国主义”毕竟是历代社会都强调的一种精神,没有时代新意。而且“爱国主义”有时会因把握不当而导致偏向,滑向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产生对抗意识。甚至会受“民族至上”主义操纵而“走火入魔”。人类历史上许多好战派,往往都是以“爱国主义”来煽动民众情绪,实现个人目的。中共党史上的极左时期,也常常罩着“爱国主义”的面纱,强化自我封闭与对抗意识。
   后对抗时代,世界已有“地球村”“太空船”之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趋同化一体。我们在强调民族利益、爱国意识的同时,也要强调全球利益和全人类意识才是。显然,“爱国主义”已不可能再成为后对抗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为此,江泽民又继“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的三讲之后,推出了“三个代表”理论,即从意愿出发,要中共“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希望以此作为对“双继续”的发展,成为第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治国思想基础。
   
   (三)“坚持对话,不搞对抗”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坚持对话,不搞对抗”。这是他继承邓小平树立中国和平国际形象的思想基础。他明确提出“不搞对抗”的立场,又是对邓小平“谁也不得罪”,巧说“可是”观念的一种发展。中国领导人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开展中俄、中日、中美领导人互访,在谈笑中消化“麻烦”,寻求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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