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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50人(一)——附《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


   王怡
   《南方人物周刊》最近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专辑。尽管具体的入选者可能会有非议。但这几乎是国内媒体第一次如此规模的彰显一个议政的知识分子群体。并且除了少数几个借以淡化此专辑政治倾向的点缀人物,如过气的金庸和文化明星式的陈丹青等,整个名单的自由主义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致赵勇的公开信》之后,入选卢跃刚;在新书《给爱你的人自由》被查禁之后,入选茅于轼;在近一年来自由主义受到官方打压和媒体限制的情形下,入选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等人;以及入选著名的政治犯辩护律师张思之。都体现了国内媒体在目前一种接近于最高规格的勇气。因为一个滑稽的对比是,这份名单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同时也出现在与这家周刊同属一个报业集团的另一份报纸的名单上。但那却是一份“严禁刊登文章”的作者黑名单。

   但喟叹《人物周刊》的勇气,不等于这份勇气达到了及格线。事实上我为这份冠之以“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名单感到汗颜。倒不是因为我本人被忝列其中,因为这无非一家之言。换一家媒体它自会有不同的取舍,也就是说具有相似性的人物是可以替换的。你大可以用秋风、萧瀚、杨支柱等人来替换我,用萧功秦替换许纪霖,用季卫东替换贺卫方,用崔卫平替换谢泳,用杨德昌替换侯孝贤,等等。任何替换当然也可能诱发争议,但对于这份名单的公共政治意义并不会有太大的增损。
   这份名单真正令人汗颜的地方,在于它从根本上就是残缺的。因为它有意或被迫的删除了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中不可替换的那一部分。无论换哪一家媒体来另开名单,也绝不可能在今年六四之后用蒋彦永替换高耀洁,用丁子霖替换王选;或者在杜导斌案之后用莫少平替换张思之,在南都案后用程益中替换胡舒立;或者用倡导修宪的曹思源、出逃国外的何清涟去替换吴敬琏、郎咸平;也不可能用刘宾雁替换戴煌,用廖亦武替换北岛,用高氏兄弟替换陈丹青,更不可能用在大陆做海外华人的刘晓波,替换在海外做大陆华人的李敖;或者用王丹、魏京生去替换任何人。
   因为那些不可替换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程度不一的在公民权利上属于“政治贱民”。他们基本上都被视为异议分子、政治异见人士、前政治犯、民运分子,或至少是有可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虞犯。他们的多数人在国内不能出去,在国外不能回来。他们多半没有这个国家的护照,或在出入境时受到限制、盘查和要求签署保证书。他们中身在国内的多数人都被排斥在一个被垄断了的知识与学术资源之外,靠说真话的写作在一个禁止说真话的时代里谋生。他们最重要的言论几乎都发表在海外,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电脑、电话和一切档案都受着国家有关部门的非法监控。他们的名字一旦出现在“google”的搜索栏中,就可能导致网站无法登录。
   但他们同样以言论尖锐的影响着这个国家,以同样分量、同等理性但却更大勇气的担当。尽管他们对公众的影响也许少于媒体和体制内公共知识分子的受众,但他们对这个极权制度的批判性,对政体变迁的压力,他们对这个时代仅存之精神自由的占据,他们在当政者心中所激起的畏惧,都远在后者之上。在今天这个极权主义依旧气息绵长的时代,这两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群体,犹如太极之两仪不可或缺。虽然一阴一阳,才能谓之道。但就我个人看来,我对这个在公共领域被遮蔽、被打压,在私人领域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另外50人群体,怀有更大的敬意和关怀。因此在《人物周刊》的标榜之外,我起意要开列一个我个人心中的“另外50人”名单,并作扼要的评介。
   我的标准是能够凭借知识分子的本色与理性,主要以言论表达,对公共政治进行有勇气的干预和批判。在一个极权主义的时代,我不屑于以他们的现实影响力大小和知识界的地位为主要标杆。我的标准是,什么人说出了对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言论,说出了这个时代最显赫的真话。我更强调对言论干预的道义担当与批判力度的衡量,和对这种干预在本质上的公共政治含义的衡量,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我对他们之于未来价值的一种期待和评估。因此仅仅在学术观念上对中国人的自由事业有较大影响但在行动上趋于犬儒的书斋知识分子,不在其中。仅仅频繁出没于大众媒体、喜欢对广泛的社会事务发言的知识明星,也不在其中。如果以此为标准,大概没有人会赶得上余秋雨。此外完全离开知识分子本色和言论手段的、职业的民运政治家,亦不在其中。最后,能够与《南方人物周刊》开列名单相互替换的体制内公共知识分子,当然也不在我这份名单上。
   我的列举仍然是不完整的,这受制于我的视野。而我的视野受制于信息产业部和中共中共宣传部。我的列举顺序,只是他们一一浮现在我脑海中的顺序。这个顺序固然与我对他们的评价和印象有关,但不可避免的也和我与他们的熟捻程度,以及我的记忆力的缺陷有关。因此这份名单的顺序就像在四角没有设计机关的箱子中摸彩票,是不值得认真的,是这份名单唯一缺乏意义的部分。
   1、 丁子霖
   1989年前,她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学院知识分子。但失子之痛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丁子霖以母亲的身份联络六四难属,和他们彼此慰籍。1999年“天安门母亲宣言”之后,她从一个母亲再次成为知识分子,一个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她和两百多名天安门前的母亲和遗孀,以她们的苦难、血泪和对真相的坚持,不歇止地向这个政权要求着正义、自由和民主。丁子霖的存在,使中共统治层内的每一个男人在道义上都是不要脸的男人,每一个女人在道义上都是不要脸的女人。
   2、 蒋彦永
   蒋医生说他忘不了当年协和医院大门上镌刻的圣经语录,“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是他说真话的力量来源之一。每一个SARS中的幸存者,每一个在未来六四平反之后出生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应该感谢这个七旬老人。 终有一天当极权者轰然倒下,才知道自己在2004年5月逮捕蒋医生、而不是给他颁奖的举动是如何地愚蠢。
   3、 刘晓波
   刘晓波之于这个时代一种最稀罕的价值,体现在下面两个冲突中:他几乎是身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中,身体最不自由的人。他也几乎是身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中,精神最自由的人。刘晓波在七八个警察看住家门的情形下,在自己几十平米的范围内做一个精神上的、平和与理性的海外华人。他的自由写作实现了私有财产权的根本目标:刘晓波拥有产权的那套房子,最大可能的摆脱了共产党的统治。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假装自己拥有产权的房屋中,依然是一个奴隶。
   这一点甚至比他作为大陆第一政论家的意义更大。因为刘晓波的存在,让每一个大陆的知识分子无法将自己的犬儒推托给独裁者的凶狠。一个知识分子能否成为刘晓波,仅仅取决于他是否愿意。
   4、廖亦武
   廖亦武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肉体意义,是当代中国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和一群碎死犯、强奸犯关在一起。也没有一个书生像他那样在底层卖艺挣扎了多年之后,依然拥有一个如此强悍的肉体,依然在每个夜晚下楼去长跑五公里。依然坚持为活在底层的、活在冤曲中的人物一个接一个的立传,为一个时代写下最重要的、且被遮蔽了的证词。廖亦武的存在,向着孱弱的知识分子发出这样一个拷问:你的思想的强度,是否能够支撑你的肉体的强度?
   5、王力雄
   几乎每个认识王力雄的朋友,都由衷敬佩他的人格力量。一个当代的大陆知识分子,能够如此卓然独立,巍然大气,傲骨之中带着落寞,是一种很难想像的异数。无论在写作《黄祸》、《天葬》或《新疆追记》时,无论是在公开退出中国作协、与达赖喇嘛对话还是为扎西活佛爆炸案发起签名和救援运动时,甚至在孤独的为他的“递进民主制”不懈阐发的过程中,王力雄身上流着的,永远都是二十年前漂流黄河那一天的血液。
   6、余杰
   余杰的最大价值,也在下面这个通常看起来的悖论上。他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公众中最负盛名的一个,他同时也是坚持说真话、并在批判极权制度上走得最远的一个。在国内,余杰作为一个锋芒毕露的文学思想者的形象被放大。在海外,余杰却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让肉食者寝食不安的政论家。尽管余杰作为政论家的意义,在国内的媒体甚至网络上受到遮蔽和忽略,他的公共形象也因此出现断裂。但余杰的存在,也给每一个大陆的公共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名气拿来做什么?
   7、萧雪慧
    她羁押在体制内,却在公共领域中始终无法摆脱前政治犯的待遇。她的评论在网上洛阳纸贵,她却至今不懂得注册邮箱和登陆论坛,并长期认为“斑竹”是一个在网上非常有名的人。尽管如此,在大陆的女性知识分子中,充满书卷气的萧雪慧仍然是面对不正义、不自由时一个最坚决的直言者。她的文字,几乎最完美的集中了在我看来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种品质,理性与愤怒。而在大多数人那里,这却是两种南辕北辙的力量。
   8、杜导斌
   迄今为止的杜导斌有两重意义。他以自己赤裸裸的政论,和一种“直白表达”的胆识,开创了大陆在1957年之后始终沉沦的政论文体。杜导斌之前的共产中国没有真正的政论。他的写作方式,包括他不时的偏激之辞,使一切躲在隐晦表达当中、把怯懦当作理性、把曲笔当作策略的知识分子,在媒体上老奸巨猾的写作,开始丧失了意义。此后,杜导斌再以自己的受难,让1989年之后老死不相往来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与异议人士站在一起发出声音,使“杜导斌案”成为大陆争取言论自由的一个里程牌。
   9、郑义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海内外承继了80年代报告文学悲天悯人、俯身向世的精神和写作品质的作家,在我看来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郑义。
   10、王丹
   王丹是89学生流亡领袖群体中、几乎唯一一个迄今保持着批判精神和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在读到历史学博士侯选人后,他担任《北京之春》的社长,成立宪政促进会,发起争取流亡者回国权利运动,担任六四15周年全球纪念活动召集人,并频繁发表政论。因为他及王军涛的存在,使海外流亡知识分子集团的声誉,在我看来得到了适当的挽回。这正是大陆国安部为什么要在今年六四前不遗余力唱衰王丹的原因。
   11、韦连(音译)
   快八年了,每个晚上至少有数百万中国人在深夜12点打开收音机,在干扰电波中寻找着韦连(音译)充满磁性的声音。这一幕几乎是媒体知识分子与公众所能达到的最亲密的、最奢侈的关系。自由亚洲电台“听众热线”主持人韦连的声音,在这些人看来,几乎就等于自由的声音。因为那是数百万普通中国人唯一的一个,不出国却能够享受言论自由的地方,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岳父、舅舅和我的家乡几乎所有的退休中学教师。韦连,无疑是大众传媒节目主持人中唯一的,对中国人的自由影响至深的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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