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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毛泽东和僭主政治

新统治者总是残酷无情的。
    ——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
   ○
   《世说新语》中有一则故事。两小儿争辩是读书做官好、还是做世家子弟好。一人得出结论,说:当然是做世家子弟好了,又轻松、又有地位。另一人若有所悟,撒腿就跑。前者问道:你去哪里呀?那人回头喊道:我赶快回家送我爸爸读书去!

   魏晋正是贵族统治渐渐让位于官僚集团的关口,虽说废封建、置郡县已有数百年,但门阀巨室的世袭力量仍然高高踞于无根源的文人集团之上。非世家子弟,哪怕做了宰相,也是被人瞧不起。封建制下地方自治的遗风尚在,名门望族把持地方,坞堡森严、甲兵众多。因而中央集权不重,为政者“不得罪于巨室”,这句孟子的金玉良言依然有效。所以人家瞧不起你,身为宰相的亦只有尽力巴结。因而才有上述故事里的结局。
   贡当斯所言:“我承认两种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它起源于自由选举;一种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制。”世袭统治的心照不宣,便在于权力的渊源。和一场“合法性”火炬的接力跑。等级制度是一种人类社会自发演进的差序格局,如果不是怀抱着异想天开的乌托邦情结,就无法去彻底否定和打破一切的差序格局,而企图在废墟之上凭借无根源的威权来重建伊甸。民主制也不过是以一种较为公允的等级制去渐渐取代较为僵化的等级制而已。建立在自由选举之上的宪政制度,以及和这一自由选举相应和的自由的经济和企业制度,如它的批评者所言,亦是有等级和财富悬殊的(迄今为此流动性最大的一种等级制)。而一场企图泯灭一切差异、同时泯灭造成种种差异的人性私欲的暴力革命,在一切有历史渊源的权力(包括财产权)都被践踏之后,在世袭统治结束之后,而自由选举尚未来临之前(训政时期),在伟岸的领袖带动之下,在1949年的中国,终于建立起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僭主政治。一个以消灭阶级差异消灭私心杂念为目的的僭主政治。
   世袭统治者无法创造的奇迹,民选领袖无法创造的奇迹,毛泽东,一个“僭主”,能够实现他对抛头颅洒热血的千万子民的许诺吗?他能够通过让千万人上十字架的方式,来洗刷耶稣让自己上十字架都未能洗刷掉的尘世的罪恶吗?一个崭新的统治者,真的就可以带来一个崭新的千年王国?
   ○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激动不已的胡风当晚在诗篇中写下:“时间开始了”。前一句话与其说是对未来的瞻仰,不如说是对过去的宣判。它意味着对五千年等级格局的彻底否定,它在标榜一部分人站起来的同时,暗示着一部分人的从此倒下。而这恰恰就是另一种等级制的先声。一种新的血统论在这句话间初露端倪,并已经透出一种杀气腾腾。而天安门作为世袭统治的象征和权力接力赛的领奖台,在美丽新世界的开国大典上被借用,则预示了这一背叛者政治的不彻底,和内心的中气不足。在开国大典前,甚至在进入北平时,这个问题就已经出现。关于中央的驻地,要不要选择故宫,有了许多争论。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选择了原皇宫建筑群内偏居一隅的中南海。这里的问题在于,一个崭新的政权,缺乏不那么崭新的仪式和象征品。就像有的时候穿新衣服会被人笑,被人视为没有来历的暴发户。所以新政权依然离不开对古老仪式和道具的借用。换句话说,新政权无法彻底对五千年的“合法性火炬”的接力赛嗤之以鼻。这个僭主政治在自己加冕的时候,显示出他内在的恐惧和自卑,他还是无法做到对一切差序格局的背叛,他无法做到绝对的理直气壮。在开国大典的形式上,他开始有所依赖。
   而这与一个革命政权的终极目的和道德的动力开始背道而驰,构成了一种悖论。在今天的某些继续革命者看来,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变修了。
   这只是说明乌托邦逻辑的难以坚持。
   在这个意义上,胡风的那句诗“时间开始了”,听起来就象是一种嘲讽。时间开始了,也就意味着对过去的彻底否定。和一个新纪元的来到。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改正朔”的作风。这句诗也代表了胡风对新政权的乌托邦性质的理解和展望。然而新政权在权力仪式和道具上对世袭传统的借用与摹仿,却把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藕断丝连暴露了出来。僭主始终不甘心自己只是僭主,那种来自莱茵河畔的意识形态可以利用,可以说服他人,却最终无法说服自己,无法仅仅凭它就可以为一个建立在五千年文化之上的华夏之邦加冕,就让无数子民觉得这种威权来得光明正大,来得心悦诚服。
   但如果这个新统治者住在中南海、站在天安门,那就不一样了。无论新政权对其乌托邦的纯洁性和一个理想王国的前所未有如何地强调,在五千年政治传统之下,绝大多数老百姓(包括大多数党内成员)还是根据“五德始终”的历史循环论,将毛的政权看作一个新朝。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不是把共产政权当作马克思列出的政权谱系中的一环,而是把新朝当作中国五千年政权谱系中的一环。
   而在僭主政治企图借用世袭统治的法器,并通过对一个千年王国的允诺来为合法性重塑金身之后若干年,我的奶奶在乡下,还是搞不拎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分,并依然对亚洲女神观音菩萨心怀虔敬。直到几年之后,村里唯一的一个有文化的人上吊自杀,而出走多年的村民张三娃荣归故里,当上了党支部书记。属于撒旦的时间才真的开始了。
   ○
   僭主(Tyrant),从来是史不绝书的。在古希腊早期,这个词用来指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权的人,“僭”,在中文里与“拟”相通,《广雅•释诂四》:“僭,拟也”。下拟于上,称为僭或者僭越。通过僭越的途径取得政权的人往往比世袭制下的君王更加残暴无情,而后多将这个词译为“暴君”。但这与君主制下的暴君又不能区分,因为严格来讲,僭主还不是“君”。就像上述故事里读书当了官的人还不是世家,到了第二代才算世家子弟。在古希腊的公元前7世纪初贵族政治开始解体之后一段时间,被称为“僭主时代”。对比那些此起彼伏的希腊僭主们,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定义,所谓僭主就是那些完全无视过去的任何政体及其传承、而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的独裁者。
   僭主通常都在民族国家的危机时刻崛起。因为危机为权威及其膨胀创造了契机,并提供了舞台。危机也为非常的暴力提供了部分的令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尤其在一个缺乏民间力量和个人主义素养的地方,危机也使得大多数老百姓呼唤强权人物,对铁腕充满了从站立的方位开始瘫软下去的依赖感。就像当年孙文就任的“非常大总统”的头衔一样,这个头衔本身就是一个形象和典型的僭主的称谓。一个非凡的僭主人物在这样的时代,似乎真的像暗夜里的指路明灯,大海航行的舵手。
   不过这样的时机也是可以人为创造的。并可以推波助澜。就像毛泽东当年在湖南在井冈山一样,只要认定了革命的终极正确性,就不妨煽风点火,制造冲突,逼着那些觉悟还不高还不知道只有革命才能救自己的农民去造反。就像梁山泊的好汉,一部分是官逼民反,比如林冲,一部分则是匪逼民反,比如卢俊义(更何况即便是官逼民反的林冲,也要被王伦逼着去杀人以表忠心、断退路)。历来的农民暴乱都是如此,一开始是自发的聚众作乱,是对于暴政的挣扎。后来便一路烧杀抢掠,一路裹挟大量农民游民入伙。不想参加的,便烧了你家房子,杀了你家老母,看你还参不参加!
   如同安德鲁斯在研究希腊僭主时说,“甚至在真正有此需要的时候,僭主也大抵超越当时危机的要求:因为个人野心与社会需要既难解难分,而独裁者自行引退也绝非易事”。
   因此不难理解贡当斯对于僭主政治的厌恶感。他说:“我当然不是专制制度的信徒,但如果让我在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我会奇怪为何不选择后者”。
   ○
   僭主政治不能给人们提供自由选举制下共和国的好处,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但贡当斯甚至认为,僭主政治也不能“提供君主制的好处”。在这两种政体下,都是一个人在掌握无上的权力。但贡当斯说:这恰恰是他们(僭主政治和君主制)之间唯一的相似之处。
   从世袭制度过渡到自由选举的宪政制度,这其中难道可以不经过一个无根源的和凭借暴力的僭主政治吗?问题在于:1949年建立起来的僭主政治和乌托邦体制,究竟是通往宪政民主的桥梁,还是阻隔在自由选举制路上的太行王屋?使得我们今天的一切努力像一场愚公移山?
   中共喜欢把他的权力交接的历史演义为“三代领导核心”。这也是一种对于合法性的装扮和重塑金身的努力。所谓“第一代”,乃是有了第二代之后回溯转去的。这里边的逻辑不是“没有第一就没有第二”,而是“没有第二就没有第一”。儿子成了世家子弟,才能反过去给老子追封为第一代××公。由僭主开始,形成新的传统和合法性的火炬,新的政治谱系学怎么来写,怎么将某些人简化掉,将某些人突出。由于这个政体的过渡性质,这个帝王谱系既不像君主制下也不像选举制下那么一目了然。究竟有几“代”领袖,因为既没有玉玺皇袍,又没有最高大法官主持宣誓仪式,就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我的奶奶如果还活着,一样还是搞不拎清的。
   在这个意义上,僭主政治的过渡期还没有完。只要权力的非程序性变更没有结束,每一代领袖在政体意义都还是僭主。既非世袭,又非民选。连最后盖棺定论会不会被列入凌烟阁的领导核心排行榜,都还是未知的。
   ○
   早在40年代,毛泽东在中共的特殊地位就已经不容置疑。他不仅成为事实上的最高领袖,而且以他的无限政治魅力成为个人崇拜的偶像。到了1943年,他的同事们对他的理论能力不再有任何的怀疑。1945年,“毛泽东思想”被写入了新党章,自此以后成为一个僭主政治刻意营造的图腾。这个图腾代表着这个体制的政教合一,和领袖本人的十项全能。虽然“道一变,至于齐,再一变,至于鲁”,从“**思想”到“**理论”,或许再下去到“**路线”、“**想法”、“**念头”,只要僭主政治向宪政制度的过渡尚未完成,对于这个自产销的“合法性火炬”,便是在位者无法舍弃的。
   虽然1945年新党章强调“集体领导”,但在某些事上,毛泽东本人早已被授予了单独决策的正式权力(1943年3月,政治局任命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三人小组,处理日常事务,并授予毛泽东单独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力)。从抗日战争的成功,到1949年建国,毛泽东越来越像一个神话。他的威望与权柄不断扩大,一个理想的、具有超凡魅力的、能够力挽狂澜解民于倒悬的僭主终于诞生了。当他住进中南海、站在天安门上,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个新政权的缔造者和帝王。他一旦坐上了这个位置,“在传统的文化里,这个位置就意味着他人的绝对服从”(费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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