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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文集
2005年
·对国家“教育权力”的宪法批判
·【王怡声明】《印度洋海啸--我不捐款》不是我写的
·维权就是“自我训政”
·中国离文官制度还有多远
·赵紫阳之死
·欧盟维持对华军售禁令与《反分裂法》
·呼吁关注欧阳懿先生和一切中国政治犯的人权
·民权运动与宪政转型
·“中国教科书诉讼第一案”与受教育权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都讨论会:向刘宾雁先生和所有海外流亡人士致敬
·让司法重获爱人的谅解
·“立法游说”是最高级的维权
·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
·用“陪审团”把法院和政府隔开
·自由亚洲电台专访王怡: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演变
·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在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发言
·保障宗教自由 维护基本人权—就蔡卓华案致宗教管理部门的公开信
·“北京家庭教会案”胡锦云被诉窝藏赃物罪的辩护辞
·王怡和陈永苗谈恐怖主义和自由主义“基要派”
·从物权到人权
·为什么雅虎是自由的敌人
·向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致敬
·选举社会的伟大理想——纪念废科举一百年
·在“川渝两地高层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2006年
·政治神学的可能性:基督教与自由主义
·天府畅言:打倒张德江
·少先队是怎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主权者的自我约束——司法与大陆的宪政转型
·与神亲嘴:今日中国的基督化和民主化
·冰点事件与新闻自由——草堂读书会第23次讲座
·巴别塔与立宪政体—— 基督教政治哲学札记
·宪政主义与世界观(之五)
·母腹中的微笑:纪录片《子宫日记》
·一个世界的阴谋论:电视剧《越狱》
·国家只能是一条狗:电影《300》
·绿蚂蚁做梦的地方:电影《末代独裁》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一)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二)
·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简报(2007年第5号)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三)
·真实的宗教裁判所,与今日的共产党——与天路客谈信仰之二
·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纪念“六四”屠杀18周年
·集中营、疯人院或宗教裁判所:电影《戈雅之灵》
·我们的无知如此重要:重读《哈耶克文选》
·行过死荫的幽谷——为“六四”18周年而作
·声援葛红兵,重贴《东京审判》一文(修订版)
·我们的父母不知道的国家:电影《Catch a Fire》
·请假装你舍不得我:杨德昌电影周
·中国的七大违章建筑--兼致全国人大的举报信
·一个宪政中国的伟大异象
·救我们脱离凶恶:电影《布鲁克斯先生》
·天堂沉默了半个小时:伯格曼的电影周
·天上的天,天上的水:电影《吴清源》
·自由主义与当前格局:答法国外交部“分析和预测中心”-
·每一缕阳光都有意思:电影《密阳》
·戴上你的水晶珠链:电影《十三棵泡桐》
·有点像草地,有点像面粉: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我对回帖言论的立场
·叫瞎眼的得看见:电影《盲山》
·信仰与中国复兴
·人若赚得全世界:电影《投名状》
·自由的传染性
·灰烬中的钻石:电影《卡廷森林》
·交出最后一个冬天:电影《贝奥武甫》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电影《窘境》《鬼佬》
·路上行人欲断魂:电影《血色将至》
·对成都宗教局和警方冲击秋雨之福教会的声明
·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见龙卸甲》
·愿死者记得我们
·13亿幸存者:向死而生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电影《最后一个绞刑师》
·这如火如荼的爱力:电影《左右》
·为你,千千万万遍:电影《追风筝的人》
·摇啊摇回家
·宇宙中的双城记:电影《凯斯宾王子》
·圣约和国度下的自由:《自由的崛起》译后记
·我们对黄琦因参与救灾被成都警方逮捕的声明
·日光之下无新事:电影《我在伊朗长大》
·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沉默》和《深河》
·但爱情如死之坚强:电影《荣耀之子》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电影《选票风波》
·就是不能把头撇过去:电影《全民判决》
·每一次媒体聚焦都在给法院机会
·寡妇的地界:《柠檬树》
·地上的国和地上的义:电影《赤壁》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阳光下的葡萄干》
·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宗教法规:当前的政教冲突及其趋势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刺杀希特勒》
·写给温家宝总理的福音单张
·万古磐石为我开:《千年敬祈》
·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真相至上》
·人性的落差:《南京南京》
·和散那,和散那:《圣彼得堡的恶魔》
·此刻有谁在世上死:《北逃》
·6月4日(诗两首)
·谁带你来,谁带你回家:《护送钱斯》
·做个聪明的小丑:《周立波笑侃三十年》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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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到谈判的中国工会

试着列举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十个关键词,相信“工会”一定是其中之一。某种深刻的历史记忆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在市场体制下对于工会的定位和重新审视。尤其面对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话题时,如何面临和发挥工会的作用,这种历史影响既让执政党和政府充满顾虑,也让工会自身的发展陷入迷津。而这种源自意识形态的偏见,在我看来恰恰又进一步加剧了工人阶级在今天的弱势地位。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结构有一种推动与塑造的力量,就是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与各种稀缺资源整合到了不同的非官方企业之中,使当代社会成为一个公司的世界。进而又依附于企业这种盈利性经济组织的力量,萌生出大量在本质上带着经济目的各种非经济组织,最终彻底改变社会的面貌和私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整合的作用是千百年来的政府力量没能做到的。这种整合的方式通过市场的交易来落实,市场通过一种和平和自愿妥协的方式,做到了人类社会几千年来通过暴力和强制无法做到的事情。
   但由于市场本身一面带来利益的多元化,一面也在资方和雇员之间造就出经济实力巨大的不平衡(包括在参与社会制度博弈的不平衡)。工会组织的登场,就成为超越一对一市场交易的一种框正。工会和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样,正是依附于经济组织并直接产生于市场经济条件的一种非盈利性经济组织。它代表一部分雇员的利益,成为集中职工的博弈力量向雇主争取最大可能利益的一个社团。更重要的是,以法团主义的视角看,作为一个市场化的“社会组合”,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群众组织”,现代市场体制和宪政体制下的工会,还将成为民间社会一种重要的弥合性和平衡性的社会力量,而不是想象中激进的社会暴动的领导者。所以美国学者Jeanne L. Wilson和澳大利亚学者Anita Chan根据他们对中国工会的研究,指出中国工会主要应该是一种“社会功能性组织”(functional representative)。

   超越一对一的交易方式,从而改变市场配置后果的一种传统思路,是我们历史记忆中的超经济博弈。在革命时代,“工会”主要被看作是一种施加到市场关系之上并且代表着对市场关系的藐视和否定的暴力力量。代表不同市场利益的不同社会组织向着政治组织转变,通过非经济的手段,主要通过罢工和其他方式的暴力斗争,越过交易而直接诉诸于社会制度的强制性变迁,来改变资源的配置和社会结构的整合。正是这种在部分意义上富有正义感的超经济斗争,奠定了我们今天党—国家制度的根基。但这种刻骨铭心的历史轨迹也造成了我们关于“工会”浓烈政治色彩的僵化认识。
   另一重僵化的认识来自市场化改革之前。这一阶段由于交易和市场被取消,由于全面公有制及其意识形态对于雇主和雇员间对立身份的消解,工会作为劳动关系中一种单方面利益的伸张者已经不必要了,成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一个角色。从逻辑上讲,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工会根本就是一段不必要的阑尾。所以长期以来,工会在我国被主要定位为一个政府经济工作的合作者和捧场者,甚至上层工会本身就成为一个准行政机构,直到前些年,国务院各部委在发布文件行使经济职能、进行某些行业整顿时,仍然都要拉上全国总工会一道署名或共同进行。
   并由于无事可干,工会转而直接从事各种盈利性活动,兴办各种经济实体。全国总工会系统拥有大量企业。这些企业同样组织有工会,但由于法律禁止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外的任何工会组织的存在,所以这些工会下属企业的工会同样也要隶属于总工会的领导。这就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与传统党—国家体制下的劳资关系比较类似的古怪局面。
   即便在今天讨论工人利益的维护话题时,由于历史经验的单一和局限,我们仍然倾向于将这种维护首先看作政治化的而非社会化的努力方向,而往往忽略了大多数基层工会虽然可能并不直接从事盈利性活动,但它们本质上是一种追求部分劳动者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性组织,是一种重要的市场化的博弈力量。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它改变交易力量的主要方式是谈判和妥协。它的主要舞台仍然是在“市场”,而不是直接跳出市场诉诸于政治化的斗争。工会所在的市场,是一对一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另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工会和行业组织都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谈判专家”,他们彼此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化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的演进,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关系一样,将构成对于今天中国市场制度的重要支持。
   一个市场化的、积极发挥作用的工会和企业(或行业组织)间的市场,将带来对于不平衡的一对一劳资关系温和的矫正。工会与企业(或行业组织)间市场和一对一劳资市场之间的关系,就好比银行间市场与普通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一样。前一市场对后一市场具有指导和调控的作用,从而使得市场制度的资源配置功能更加优化。
   市场制度的良好运转,离不开代表不同利益的工会之间,以及工会与资方之间的博弈。让不同利益立场的工会去伸张自身的利益,对于现代市场化社会的建立甚至具有某种基础性的意义。工会的利益表达和伸张在本质上是一种要约,没有利益表达就等于市场上缺少足够的声音,而缺少足够的声音就不能发现准确的价格,不能定下有效的契约。
   而罢工斗争,仅仅是对这一市场化博弈的补充而非替代,这种补充作用的地位和重要性并随着市场和社会体制的成熟而不断降低。今天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会组织已经成为市场利益主动的追求者。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立场坚定的谈判专家,而主要不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罢工斗争的领导者。在市场的疆域内,工会开始逐步拥有足够多的手段和博弈空间。在跨国的贸易关系中,工会组织也成为了相当活跃的一种市场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仅指向劳资市场,在市场开放、贸易自由、税收减免或者全球一体化等经济生活的各方面,工会都在频频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与传统的工会角色相反,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在自由贸易和社会变迁方面,越来越成为倾向于保守和稳定的力量。
   我们在讨论中国今天频繁的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斗争时,应该清醒认识到这些罢工并不能说明今天中国的劳资矛盾已经到了如何沉重的地步。我个人并不认为劳资关系的对立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尖锐。在我看来,这种表面的尖锐和频繁罢工最能说明的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一个市场化博弈机制的欠缺和工人阶级利益的有效表达已经到了怎样沉重的地步。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虚假意识形态,是如何造就和强化了这种欠缺的。
   去年底的《工会法》修改,确定了工会作为职工单方面利益代表的定位。第6条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这种维权的性质首先不是泛政治色彩或关乎社会公义的,而首先是市场化意志的必然表达。以1994年《劳动法》的颁布为标志,劳资合一的行政化劳动关系开始被劳资分离的契约化劳动关系所取代。既然工人的待遇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开展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方向。这个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又势必代表着工会在市场化力量的推动下,将与党—国家体制之间实现彻底的角色分离。
   在我国目前的市场化进程中,对于工会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伸张和表达的顾虑与阻碍,一方面来自意识形态对于工会政治角色根深蒂固的历史偏见,另一方面,则来自政府面对社会利益分配时依然保持的一种非市场化心态。比如出于对我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过分强调和对外资的渴求,禁止工人自发组织工会,削弱甚至弹压工会的声音,以维持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吸引外资,就成为政府衡量全局的考察下主动选择的政策倾向。对外资的渴求首先是来自资方的渴求,但在政府的资方身份和政府主导型经济的非市场化传统下,却首先变成了政府本身的一种渴求。如果仅仅是来自资方的渴求,这种渴求与来自工会的利益伸张之间本可以通过市场的博弈达到一个平衡。这种平衡是比政府的所谓全局衡量更加有效并且公正的,但现在这种博弈却被政府朝向资方的政策倾斜所取代了。
   因此克服工会政治化的历史偏见和非市场化的政府行为,努力促进工会组织的市场化定位,就不仅将最有利于维护工人阶级的权益,也将有利于推进我国市场体制的成熟。进而,也必将成为推动党—国家体制分崩瓦解的一种力量。因为如果共产党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共产党又与国家体制完全合一,那么全国总工会就将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它的市场化的博弈地位和能力就无法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获得合法性的澄清。
   这是为什么全国总工会在90年代以来,没有发挥出像全国工商联那样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力的部分原因。何清链曾经指出全国工商联是目前党政以外社会民间力量中,可以影响立法和制度变迁的几乎唯一的一个强有力的声音。这是开始打破政治垄断的好事。然而另一方面全国总工会所具有的极不相称的边缘地位和在意识形态夹缝中的沉默,又是难以形成上层化和集团化劳资博弈的一件坏事。
   全国工商联在从一个官方组织向代表私营企业主利益的俱乐部转变的过程中,具有两个优势,一是有自下而上的资金的影响力,二是没有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障碍。而全国总工会虽然自1994年以来便尽力声张工会的“维护”职能,但全国工商联的两个优势之处恰恰就是总工会的软肋。
   一方面缺乏自下而上的利益驱动,全国总工会难以完成市场化转型,成为第二个全国工商联。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阻隔,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工人利益进行市场和制度的博弈,反而不如代表企业主利益进行市场与制度博弈显得那么理直气壮。在工会意图代表职工利益进行市场化博弈和竭力伸张自己时,这种“代表”的资格就遇上了一个李逵敌不过李鬼的问题。
   假如全国总工会能够成功转变为一个市场化、社会化的举足轻重的利益组织,不仅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可以得到比政府的三令五申更加可靠的维护,意味着市场体制可能拥有一个比意识形态更加有效的利益冲突的协调基础。并且更将意味着对党—国家体制的虚假的意识形态基础进行成功的剥离,意味着抢掉“三个代表”的伪神学神话的饭碗。
   如果这个前景是可以期盼的,离开全国总工会组织自下而上的独立工会,展开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市场化的工会运动,让民间工会像民营企业一样冒出来,去和官方组织抢占利益博弈的“高端市场”,并对劳资博弈、制度变迁和整个社会结构发挥推动与塑造的渐进力量,就应该是以新左自居的人士具有操作性的努力方向。反过来,如果继续沉醉于革命的宏伟叙事和工会的直接政治角色,对中国今天市场体制和民间社会的成熟就将有害无益,而最终对于工人阶级的维护也将南辕北辙。
   王怡/2002-05-09于包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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