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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党治国家:忠诚与背叛

前不久看到一位朋友提及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他的態度令我驚訝,因為他非常不屑的給了李四個字的評價:
   ——出賣故主。
   也就是指責李某的個人操守。這種指責尤其又從個人操守上升到政治操守。因為李志綏與毛澤東不僅僅是故主長隨的關系,而且還有一層更加意識形態化的關系,叫做“同志”。“同志”這個稱謂從20世紀初革命團體內部成員之間的切口,演化為革命政權建立后對于“公民”身份的替代。顯示出由孫文肇始、而由毛澤東推入極限的黨治國家的秘密特征。“公民”這個概念指向的是個體的主體性,“同志”指向的則是將個體放入人際當中(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的一種“主體間性”。在一個“同志”的國度,按照梅因的說法,每一個人“首先不是被視為他自己,而是被視為一個團體的成員”。這種尚未完成“從身份到契約”的現代性轉變的群體主義文化,成為了現代黨治國家的本土資源。
   “同志”者,志同道合也。當革命團體的政治理想隨著革命成功而僭越為全社會的共同理想時,也就強迫性的將全體國民納入了這個共同理想之下。同志的稱呼表明單個的國民不要說是公民,其實首先連“臣民”都不是。每一個國民首先的身份是一個信奉者。他們不是以臣民的身份接受了君王的統治,而是以信奉者和追隨者的身份接受了一個教主的統治。
   在同志之間,在追隨者與教主之間,作為個人操守的“忠誠”就上升為政治上的立場。一個革命團體或任何宗教團體,都是依靠這種意識形態化的忠誠而獲得統治的穩定性和某種意義上的合法性的。所以任何意義上的背叛和任何來自于這個共同理想之外的異端,都會對這種穩定性與合法性造成致命的打擊。而一個信仰者的背叛,首先必定是思想和精神生活的背叛。這就是一個黨治國家為什么必然要以法律誅心、必然要以思想獲罪的原因。因為它所建立的首先並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政權,而是一個由一切主動的和被迫的信奉者組成的皈依者團體。在一個四海之內皆“同志”的國度,任何對那個一元的共同理想不敬的念頭,都是對教主和所有革命共同體成員的背叛。而“忠誠”就不再是儒家意義上的個人操守,也不可能是與法定的職責相聯系的現代“誠信”概念。而首先成為維系一個黨治體製合法性的旎晟钐幍谋kU金。

   大陸近來熱播的一部“反腐”題材電視劇,改編自作家周梅森的小說《中國製造》,劇集名字就叫做《忠誠》。它謳歌和呼喚了黨的官員對“革命事業”和對“黨和人民”的忠誠。這符合時下的“以德治國”的藥方。它的主題歌在最高潮部分聲嘶力竭的高唱“一切是忠誠”。如上所述,在一個政教合一的黨治國家,所謂“忠誠”首先不是言行上的,而是靈魂深處對于共同理想的思想忠誠。在一個腐敗橫行、千瘡百孔的多元化的時代,依然意圖以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的“忠誠”來應付合法性的危機,反而顯示出一個革命政權的脆弱。
   如果我們以對忠誠的強調和對于背叛的容忍,來評價一個黨治國家和一個民主國家的生命力,我們會發現,任何政教合一的體製,都無法接受來自于體製內部的任何“背叛”或來自體製外部的任何“挑戰”。而任何一個民主政體,從來沒有也無需刻意強調政治意義上的“忠誠”。反而我們可以說,民主政體恰恰是一個充滿了“背叛”和“反對”的體製。
   一種是來自體製內的“背叛”。如果我們將所有國民(同志)在意識形態上的“忠誠”看作一個革命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那么事實上每一個老百姓關于“效忠”的意思表示是永不可撤回的。假如你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走上街頭,對一個超越于一切人的共同理想及其領導者表示了歡慶,你曾經敲起鑼打起鼓,那么“忠誠”就成為了你一生中的重負,你甚至還替你的子子孫孫在一份思想的“效忠書”上按下了手印。任何在組織上、在思想深處對于那個共同目標的脫離,都會被視為“背叛”,被視為不忠。這種背叛和不忠又會對黨治體製構成漸漸積累起來的打擊,和合法性的蕩然無存。
   而在一個民主政體下,每一個公民(不是同志)在政治上似乎都是朝三暮四的,他們不對任何一個政黨效忠,他們沒有義務繼續把選票投給曾經投給的那個候選人。任何政黨和任何政治家一旦被選民拋棄,他們也沒有任何理由去要求或指責支持者的忠誠度。正如多恩斯在《民主的經濟理論》中提出的那個著名的“政治市場”觀點,民主政體下的政黨在政治的市場上追逐選票的最大化,就類似于經濟市場上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的企業家。而一家手機生產商是不會哀怨的指責那些喜新厭舊的老客戶的。
   一旦將政治視為市場,忠誠與背叛這種將個人操守意識形態化的話語就失去了方向和說服力。薩利托在談到第三世界國家實行民主時指出,在這些國家實現民主需要兩個先決條件,一個是“世俗化”,一個是“對政治的馴服”。所謂世俗化,就是“神的王國與凱撒的王國”的分離,即價值領域與政治領域的分離。而這一點又是對政治的馴服的前提。劉軍寧談到米諾格的《政治學》一書時指出,現代政治與古代政治的一個區分就是,在古代,“政治被認為是第一性的”,古代政治中通常都存在一個官方的、一元的和整體的政治理想。而在現代,政治被認為是第二性的,是消極的。現代政治的出發點“不是關于完美社會的抽象理想,而是現時的況境”。
   一個關于現時況境的,消極的和“市場化”的民主政體,也就是薩利托所謂的被馴服了的政治。在世俗化的和被馴服的政治之下,政治領域內的“忠誠”,就僅僅局限于擔任公共職務的官員對于自身職責和對于法治秩序的法定責任。忠誠這個詞,不再指向思想,不再指向普通的公民。而退回了個人道德的范圍和屬于私法領域的契約當中。
   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才會看到1931年麥克唐納“背叛”工黨組建聯合政府,並成為首相。看到1995年泰國大選中Palang Dharma“背叛”民主黨所領導的天使派,進入差猜政府。看到1994年在台灣,新黨從國民黨中分裂而出,又看到幾年后,宋楚瑜“背叛”國民黨自組親民黨參加總統選舉的一幕。毫不夸張的說,民主政體和政黨政治的發展,離不開這些朝秦暮楚的“背叛”與“分裂”,更離不開廣大選民“有奶便是娘”的反複無常。而民主政體的開放性或者說韌性,也就體現為對于背叛的包容。他不怕背叛,不怕分裂,不怕“同志們”的反複無常。在民主政體下,沒有“忠臣”與“奸臣”的分別。
   但這一切是黨製國家無法想象的,是足以讓他驚恐萬分甚至灰飛煙滅的。盡管事實上,任何一個一黨專製的政黨,其內部都充滿了分裂和派系,比如文革中的造反派與保守派,按顧準的說法這已是黨內兩黨製的雛形。但“搞分裂”一直是黨治體製下最嚴重的政治罪行。一個黨治國家名義上的合法性,也就僅僅維系在對于內部派系和沖突的極力彈壓和苦心調和上。這種極力彈壓和苦心調和的有效性,又往往取決于一個威權主義領袖人物的鐵腕。所以在當代日益多元化的局面下,中國共產黨的威權化和政治上的集權傾向也就不可避免。因為領袖的威權一旦鎮不住台面,內部活躍的派系與路線之分就隨時可能井噴而出。而這個政體的特性對于背叛又沒有基本的承受力,那么執政黨四分五裂的解體危險就並非是危言聳聽。
   可以想象,如果在一個世俗化和被馴服的政治下,允許“背叛”的存在,林彪也就不會倉皇出逃了。林彪當年如同宋楚瑜一般拉一幫子人出去,不就有了第二大黨,而不會被扣上分裂黨、進而就是分裂國家的帽子。建國不久,高崗事件就已經彰顯出維系大一統政黨的難度。應付這種難度的方法,還是只有拼命加強集權一途。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毛澤東應付這種黨內危機的最后一著。這樣的回顧不是沒有意義的。毛澤東面臨的危機在今天的統治者面前依然存在,並由于社會在其他方面不可阻擋的多元化和世俗化趨勢及國際民主化浪潮和全球化的背景而顯得更加緊迫。今天的共產黨一面加強威權體製,一面借助于“忠誠”的名義和道德的名義,企圖繼續一個非世俗化的政治,這么做的危險實在是太過明顯。
   另一種則是來自于體製外的反對。與洛克和孟德斯鳩強調“以權力製衡權力”有所不同,從托克維爾到當代的政治思想家達爾,則非常強調“以社會製衡權力”。在政黨以外,達爾非常看重非政治的,獨立的社會中介性團體的重要性。
   馬基雅維裡曾經講過一個故事,一個羅馬富人在飢荒時期大開糧倉,接濟窮人。后來羅馬人將這個富人判處了死刑。理由是那個富人在收買人心,羅馬人認為他有野心成為獨攬大權的僭主。
   這個故事說明了一個專製政體對于任何“非政治的,獨立的社會中介性團體”的戒備之心。這個故事的現代版本,我們在中國對于法輪功“邪教組織”的打擊,以及這之前開始的對于所謂“經濟邪教”(語出李鐵映)的傳銷組織的打擊取締中,也可以看出一二。這兩個組織最大的罪過是“懷璧其罪”。以一個典故說明:蜀漢時劉備下令禁酒,把一切家中藏有酒器的人繩之以法。一個謀士陪同劉備外出時,為勸阻這項政策,叫手下人把過路的一男一女抓起來,罪名是行淫。劉備問道:他們並沒有行淫啊,謀士說:他們現在雖然沒有行淫,但他們身上卻有行淫的工具。
   法輪功和傳銷組織之所以遽然上升為政治運動的矛頭,也就如同此一男一女一般,身上有著意圖行淫的工具。即擁有上千萬的成員和將之組織起來的巨大能力。盡管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自由企業作為最重要的一種“非政治的,獨立的社會中介性團體”,其發展已經不可逆轉。但各種非經濟性的獨立社會團體以及像法輪功和傳銷組織這種可以投鞭填河的民間勢力的存在,符合邏輯的成為一個黨治國家的眼中釘。因為一個獨裁者只有在降伏和消滅了一切異己的獨立力量(甚至不一定是反對力量)之后,才會感到安全。一個一元化的,建立在所有社會成員的“忠誠”之上的政權,無論是面对背叛還是挑戰,都沒有絲毫可以承受的經驗和信心。尤其當法輪功在意識形態上旗幟鮮明地“背叛”了全社會的共同理想的情形下,對他的政治打擊是對于這個政權的非世俗性的再次強調,對于政教合一的特性的、最后的拼命重申。
   超越于黨治國家的體製之上,如同薩利托所言,首要的前提是政權本身的世俗化,一個是教主對于信徒的靈魂統治,它要求思想上的絕對忠誠。一個是憲政國家對于公民的有效管理,他首先強調的是公民的個人生活和精神的獨立,並以對于公共權力的製衡來保証這種獨立不被侵犯。這兩個國度不能重合,不能掌握在一個非世俗化的政黨手上。在政治或說公共事務的領域,我們要求有背叛和分裂的權利,有反複無常的自由選擇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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