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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对基督的信仰和消费

   平安夜要当个日子过一过的习惯,是近年来养成的。有人说,中国人离上帝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但对今夜遂宁市灯火通明的商家而言,准确的说法应当是离上帝有多远,离钞票就有多远。
   和圣诞老人擦肩而过是一种极古怪的感觉。尤其当一段繁华商业区的中央,布满了近百名整装待发的武警和防暴车的背景下,有一种类似乡愁的情感在心间升起,想起令人心疼的女子。这与一名异乡人的身份无关,因为在每一个平安夜,在基督诞生之前的时段,所有的人都身在异乡。我不说信仰,对于我过分奢侈。我宁愿说那是一种在乡愁与爱情之间停顿的片段。它让我被遮蔽许久的欲念,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变成夜幕下匆匆往来的那些影子。一些与性别无关的影子。
   一年前在成都,在天府广场。少男少女们的平安夜像一场恐怖主义的预演,至今令我心有余悸。十数万人堵满延绵不绝的街衢,浩浩荡荡,东走西顾。人群中最大的消费只是形形色色的气球棒,而气球棒的唯一功用是拿来疯狂敲击熟悉或陌生的头、肩、和背。我们一行几人误入白虎节堂,好似枪林弹雨中左右穿行,一个时辰,仅仅推进了不到一公里。真正的狂欢与真正的沉静一样,都是这个民族早已欠缺的本事。如果基督可以同时带来消费和信仰,也许就能同时带来狂欢和沉静。在这个广场有史以来,也许是唯一一次,唯一一次聚集了十数万的人群和高度戒备的警察,而他们全都面带笑容。这令人想起杰克逊的一支MTV,警察和肇事的年轻人一起rock and roll。尽管这场景没能出现,但部分的叫我宽待了那一场缺乏内容和方向的激情。
   但真正的宽待成全于今夜。我在这陌生城市的街头行走,经过浓厚圣诞气氛的商铺,和中国电信赞助八百元话费送小灵通的金马歌舞剧团。经过衣着入时的年轻男女们,我打开相机,发觉电池已经耗尽。我想起遥远的亲人,和更加遥远的彼岸。我想起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调查一场几千人的乡长选举。我忽然感到沮丧,我的激情在基督和选举之间徘徊不定,在爱情和婚姻之间,在个体命运与公共场景之间,在疯狂与沉静、在父母与后裔之间徘徊。我不想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无论宗教或者政治,我们始终摆脱不了这种结果:以死人的名义去统治活人。
   我想生命本质上的激情就是缺乏内容和方向的。就像精子的游动缺乏方向,像真正的高潮抽空了内容。也许信仰本质上就是一种消费。或者避开本质这个形而上的说辞,信仰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有方向的消费。就像选举也自以为有方向,自以为是面向专制的结扎手术。

   我无所谓的思想,旁观。心中怀念不曾实现的愿望。逐渐转过繁华的剧院,偶然发现北辰街偏僻一角的天主教福音堂。进去,撞见了一个和成都多数教堂迥然有别的平安夜。一个与外面的消费和时尚无关,基本上不属于城市不属于年轻人的平安夜。礼堂里近两百人。不断有外来者涌入又陆续离开。在座大多在四十岁以上,以老伯老太居多。其中有一半的面庞属于在中国最贫穷农村随处可见的模样。他们苍老、呆滞、纯善,服装陈旧。并在目光中随时包含警觉和幻想。我猜他们大多是从遂宁的乡下赶来。有一些年轻人随时进来,站在周边或找位置坐下。几个警察反复出现在礼堂后门口。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戴着眼镜,开始唱诗。诗中唱道“耶和华,我要歌颂你”,腔调有些像陕北民歌,吐词则是标准的四川普通话。这时候几位少女起身退场。我和所有人一起站立,听一个半老徐娘们的唱诗班唱“欢乐无穷尽”。身边一位50多岁、身材矮小(大概与我腋下平行)的女信徒跟着唱了两句后,愤怒的放下《赞美诗》,对着我开始抱怨。
   “是说有那么多灾难,根本免不了。”
   “他们全都改了,圣经怎么能够改呢,改了就没有用了。”
   我开始和她交谈。她说今年才从广元劳改农场(煤矿)退休的,家在遂宁。信教已经20年了。这里的唱本和她学过的不一样。她指给我看,“看嘛,这里标题都给了,这里全部都不对”。然后反复说,“你看为什么那么多灾难,连圣经都可以改”。
   我不清楚她指的灾难是她个人还是这社会的。我说这是翻译的版本问题,大概是为了更通俗。但她在这方面颇有些原教旨的固执,或胡适说的对于“名”的膜拜。认定诗句是不能改动的。她的愤懑倒不令我感觉愚昧,反而觉得任何一种方向性都是被给予的。被给予的方向不存在对与不对,在于信或不信。这样我又不可救药的想起了某些左翼人士最近高举的“护宪”姿态。我想他们与这位大娘一样,如果一种价值的破灭是可以挽救的,刻舟求剑是耽误时间。但若是不可挽救的呢,如生命之不可挽救。那刻舟求剑就不应该被嘲笑。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剑,而在于失败者当如何生存。因此刻舟求剑某种意义上反而是以人为本的。
   
   回到选举的话题,选举是一种信仰抑或一种消费?一场选举给予了激情什么样的方向?就像一场外遇给予了激情什么样的方向?站在人类无方向的欲望之上,到底什么更像是一场露水般的外遇,沉静的信仰还是踊跃的选举?
   回到旅馆,忽然想起今夜是香港政府提出反颠覆法案(根据基本法23条)向社会咨询的最后时辰。抢救香港对这里的人民而言是鞭长莫及的事情。罗湖以远的地方面临沦陷,这种沦陷是宗教的沦陷还是民主的沦陷?或者正在沦陷的民主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消费?
   当我在这座破旧的福音堂里听见长辈的父老们一个个接着唱起赞美诗,一个面容类似罗中立《父亲》的大爷战战兢兢的树立着,口中含混不清的跟着发音。我似乎看到警察的背后和外面的世界,那些独裁者口口声声的价值及其伪装,真的已经一文不值,甚至已经被受难者怜悯。也许真正的选举制度只有过一种,一种信仰与消费完全结合的选举方式。就是天主教自11世纪以来,由大主教投票选举教皇的制度。作为信仰的源远流长的圣徒身份和作为消费的世俗CEO身份,以及精英统治与民意授予的完美结合。
   这之后的民主制度,也许本质上都是刻舟求剑。而刻舟求剑,就是存在主义,是西西弗的中国方式。再回到个人生活的疆域,没有刻舟求剑,也许根本就不会有爱情。
   一切内容与方向,我们怎么去给予?我们又如何被给予?
   这之间的距离,就是在信仰与消费的两种不同叙事下,“平安”与“稳定”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让平安和稳定成为了一对反义词。
   让警察在平安夜里,将教堂团团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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