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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枪》和国家威权的异己存在

   尽管导演陆川声明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关于寻找。警察马山寻找丢失的枪,马山的妻子寻找丢失的激情,马山的儿子寻找男女性征的启蒙,偷枪的刘结巴寻找心目中的正义。等等。其实寻枪故事的反面是一个偷枪的故事,姜文饰演的马山在寻枪过程中展现出的那种牛拉不回头的“轴”劲,是影片最引人注目的闪亮点。但到了片末一场戏,我们看到偷枪者刘结巴非要杀掉造假药的陈军、意欲为民除害的一股子“轴”劲,原来一点也不亚于马山。
   在我看来,“枪”是一种国家体制和现代法律秩序的象征。对马山来说也是警察身份的象征。是国家力量在一个穷乡僻壤的贵州山区小镇的存在证明。这个人烟稀少的小镇让我们想起《秋菊打官司》里的陕北村落和《被告山杠爷》中的川西坝子堆堆坪。法学家苏力先生以这两部片子分析了本土资源与现代法治秩序之间的冲突。电影《寻枪》对小说中刘结巴杀人动机的修改,“陈军造假药害人,你们要证据,我不要,我要为民除害”,挨近了这个主题,使得表面上的寻枪故事与暗地里的偷枪故事,成为了一场对于“枪”的象征力量的颠覆和维护。
   
   一把公务用枪在这个荒凉边镇其实并不具有实际的用途,马山丢枪之前,从来没有开过枪。最初发的三颗子弹还是三颗。它的作用更多体现为象征性的意义,即国家体制和法律秩序的强势存在。和前两部电影一样,这种存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外来的和异己的。一把冷冰冰的枪和当地社会没有任何渊源。马山丢枪之后,全镇的人都知道了此事,但全镇的人该怎样生活还是怎样生活。丢枪带来的最大的困扰局限在马山和公安局的国家机器内部。因为丢枪就意味着丢失了国家体制的象征性存在。寻枪的过程就是一个在边远小镇修复国家威权的过程。
   马山寻找失枪的“轴”劲,部分的来自丢枪这件事被夸张了的意义。公安局长的出场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出了整部影片最有意思的几句台词,一是“三颗子弹落在坏人手里就是三条人命;落在职业杀手手里,一枪两命就是六条”,这种夸张极大地感染和震撼了马山,他在向老树精复述这句话时又自我发挥了一段,“如果一枪打中三个人,就是九条人命!”

   另一段是局长得知丢枪已经20小时后大惊道:“二十个小时!要是坐汽车已经到省城了!坐火车到北京了!要是坐飞机都到美国了!”
   
   这些话并不仅仅是噱头,而是全剧的点睛之处。它使寻枪这件事的意义乃至枪所代表的国家体制力量,都呈现出异己的特性。也使得影片末尾刘结巴所代表的本地社会对于实体正义的执拗和对枪的秩序的藐视和颠覆,具有了部分的合理性。在国家体制眼中,一个边远小镇的丢枪事件,最大的威胁不是针对本地社会,而是针对“省城”和“北京”。换句话说,之所以要维护枪所代表的国家体制力量在边远小镇上的强势存在,是为了维护山区以外的世界的安全。小镇本身的欲求被这一体制漠视了,被这一体制客体化,成为了维护全局利益的一个手段。就像秋菊所想要的说法在现代法律秩序的介入下被漠视了一样。
   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对这个贵州小镇而言,现代国家体制的力量是一种从外部强加而来的力量,一种自上而下被移植的秩序,它之所以与本土资源格格不入,因为它与本土之间是间离的,它的合法性没有搭建在本土社会的土壤之上。公安局长是对上面负责而非对刘结巴们负责。所以丢枪的被夸张的危险都被放在了朝上的方向,如果枪流到省城或北京出了事是局长无力承担的,而枪在本地出事则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事实上,枪并没有如局长想象中那样流到山外,成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被夸大的宏伟叙事。故事局限在小镇之内。偷枪者的动机是杀掉开假酒厂的陈军,并在小镇上制造出两起命案。国家体制的存在异己的,而真正的矛盾和危险则是本地化的,这就构成了对寻枪事件所具有的秩序修复意义的莫大嘲讽。
   一个要寻,一个要偷,一个要颠覆,一个要维护。之间形成了本土社会与国家威权体制以及实体正义与现代法治秩序的巨大矛盾和张力。这种张力是我们现实中面临的困局,却是艺术家的财富。攥住了这种张力,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出像《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和《寻枪》这样的好电影。尽管像被告山杠爷和寻枪这样的电影,其故事本身的杰出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导演的理解力。
   
   寻枪是马山的事和国家的事,偷枪是刘结巴的事和小镇本地的事。枪的意义一方面被国家体制所肯定,并被无限夸张。另一方面被刘结巴们怀疑、被偷枪杀人的行为所颠覆。
   留给现实的真正问题是,如果必须要有“枪”,“枪”应当如何在每一个城镇、每一个乡村构建自己合法性的存在?
   如果说寻枪就是寻找一种现代化国家力量的存在体制,那么我们已经找寻了百年之久。但我们迄今为止找到的,还仅仅只是一把冷冰冰的枪。枪不开时是冷冰冰的,无法威慑住偷枪的人。而枪声一响又滚热火烫,不免要令人心凉。
   
   
   
   王怡/2002/6/4于红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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