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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


   期待当代的林立果?
   最近,作家出身的中国空军副政委、前朝驸马(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婿)刘亚洲中将,成为中共党内引人瞩目的敢言者,和军内少壮派的锐利人物。尤其今年以来有两个事件,一是1月份他在昆明军区的演讲《信念与道德》在网上流传后,引起海内外舆论的注目和更多人的惊讶。二是最近的大陆反日浪潮,刘亚洲等军方势力筹划的“中日关系青年研讨会”被胡锦涛阻止。以他为首的10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举动部分扭转了近年来国内民族主义愤青们对他“亲美亲台”的攻击。刘亚洲等军中少壮,反过来成为了国内反日浪潮的标榜与奥援。
   64屠杀后,当权的“党内民主派”早就灰飞烟灭。中共党内的异议群体无论是左翼原教旨主义的邓力群等人,或者右翼亲近自由主义的李锐、李慎之、朱厚泽等,统统都是靠边站的边缘势力。十六年来,中共党内的实权派人物,即便是直言无忌的朱镕基,也不敢以民主派自居。但这位刘将军却公开激赏美国的民主制度,抨击党内的腐败和专制,倡言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他凭着太子党的位势,能在军内外频频发表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敢、也不能在公共场合触碰的敏感话题,甚而指名道姓或含沙射影的批毛泽东、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
   如他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批评说,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和对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的打压,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种口吻几乎与异议人士如出一辙。这使刘亚洲的声望迅速越过军队大院,散播于社会。人们觉得党内甚至军内的民主派、改革派再次出现了。连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被这种假象迷惑,称赞刘亚洲是“太子党的叛逆”,告诉读者要以知识分子而不是太子党或职业军人的身份去看刘亚洲(樊百华《值得关注的刘亚洲》)。
   年初,有人将成都军区的一套内部书籍送我,分别是刘亚洲的5本书《西部论》、《农民问题》、《甲申再祭》、《广场——偶像的神坛》和《胡耀邦之死》。加上网络流传甚广的《大国策》、《美国论》等。我耐着性子读完了他的大部分政论。却丝毫不敢有樊先生那样溢于言表的欢喜。樊先生从刘那里看见蒋彦永医生的勇气,有人却从刘那里看见赵括的影子,闻见何新的味道。而我最现实的一种顾虑,是中共的太子党、中共的空军又出了一个林立果。
   别忘了三十年前的空军作战部部长、林彪之子林立果,其实是那个时代最早觉醒的一批人。他比我的父辈更早的喜欢美国、反对独裁,喜欢约翰列农的摇滚和好莱坞电影。因此他也比我的父辈更有与专制为敌的胆气。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是共产中国最早的一份倡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批判个人崇拜的文本,觉醒程度,其实远高于同时代那些被我们敬仰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为批判林彪而硬着头皮下发的这份纪要,却成为启蒙一代人的文本。
   军人干政的梦想
   历史再次雷同。在言论禁锢十数年后,捅破窗户纸的大胆呼求再次发生在党内,而且在军内,而且在空军内、而且在空军的太子党内。这和刘亚洲的观点也不谋而合。在谈及政治体制改革时,刘反复强调,“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大国策》)。在谈到军队时,他则强调两点,一是中国社会真正的精英,“一大部分都在军队”。地方上都是贪官,而军队中团级以上的都是精英,即使看起来像草包,“也一定是装的”。第二,他认为越发达、越文明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如美国和欧洲。而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他举了巴基斯坦、韩国、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的例子(《信念与道德》)。并将64屠杀和越南战争,当作中国军队为改革时代做出的两大贡献。
   而刘亚洲举的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军人干政去完成民主化的。这正是理解刘亚洲的关键。刘说他的梦想和马丁路德金不一样,他有一个强国强军的梦。我们谁没有一个强国梦呢。但区别在于,第一,我们的自由梦永远高于强国梦。这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与空军政委刘亚洲划地为界的地方。第二,我们自己去梦,和由军人们替我们去梦,之间更是天壤之别。
   身份的叠加,也是解读刘亚洲现象的一个关键。把他理解为一个知识分子,是一种最天真的误读。刘亚洲本质上是军人。他对中国社会的思考无不出自职业军人的本位。如他为自己的言论辩护,说虽然对台湾问题存有不同看法,但只要军委下令开战,他就会像机器一样绝对服从(《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像他讲的故事里那些战士一样,在朝鲜战场上宁愿被活活冻死也绝不吭一声。这正是他对自我身份混淆的一种辩解。意思是我发表不同政见的时候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我在战场上仍将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军人。所以他才对在64屠杀中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28军军长何燕然及其“操蛋的”政委深恶痛绝。但这其实是逻辑混乱的诡辩。因为军人的绝对服从,不仅仅在战场上。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和做绝对服从的军人,这之间根本就是自我矛盾的。他认为抗命的军人“操蛋”,但在比他更坚定的军人眼里,他那些有违军人伦理的大逆不道之论,又何尝不“操蛋”呢。
   刘亚洲的全部思想之所以充满了种种混乱,新与旧的揉和,左与右的跳跃。除了理论素养不逮外,根子上的问题就出在角色的混乱。不久前我一位媒体朋友去做刘亚洲的专访。我们一起讨论时,他上司开玩笑说,你第一句话先问他未来是否想做总统。我说这话应该问得更技术化,在中国的传统政治理想中,军人、嫔妃和太监都是不准干政的。“而你是想作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还是想做一个将军呢”?他的发言到底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还是以现役高级将领的身份,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后者就意味着军人干政的开始。
   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更是亚洲和拉美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经过20几年的思想启蒙之后,仅仅看到刘亚洲在观念上与自由知识分子的那些相似处,或者为这些观点出现在军内高层的口中而感到兴奋。我以为那是政治上一种最幼稚的看法。
   国家主义崇拜
   以前有消息说,一次研讨会上,有将领向学者询问未来出现政治动荡时军队进行接管的可能性。军队因素,始终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隐患。而我们对这个隐患一直缺乏作出评估的能力。至少在刘亚洲之前,公众完全不知道军内将领如何看待未来的制度转型。而刘亚洲在公共领域的亮相和迅速崛起,代表着军内的智识阶层开始公开发表他们对未来制度转型的政见。
   某种意义上,公众害怕看到军队具有思考能力,就像害怕看见一支枪、一部机器具有思考能力一样。我们和共产党一样,任何时候都不希望看到一个文官体系(即使是共产党的文官体系)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力。在公众眼里,最理想的局面是无论制度变迁出现何种情形,军队都能保持中立,就像台湾军队在民主转型中那样自我抑制。学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意志顺从在合法的文官政府之下,哪怕是一个临时性的合法政府。
   但刘亚洲等“太子军”的出现,意味着军队开始自我思考这一切。意味着对军队内部这一独立思考能力的鼓励和暗示。这一独立思考能力,源自于军人们对国家的热爱,源自于他们的强国强军之梦。在今天,专制构成了一切有价值的事物的瓶颈,其中也包括军队。刘亚洲在对甲申年满清入关的回顾中体会到,“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之败就败在这一点上”(《甲申再祭》)。一个有抱负的军人最终认识到,国家要强盛,军队要强盛,就非得变专制为民主不可。军人们手握枪杆,对于未来显然比党内的文官体系更有勇气和想象力,敢说“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大的稳定”(《大国策》)。在2004年的《甲申再祭》中,刘亚洲痛心疾首的认为,“我们中国人这二百年来弱就弱在制度,输也就输在政治制度上”。在2005年10名将校反日强国的呼吁中,又几乎原文照搬了这句话。
   但刘亚洲等军人如同robot(机器人)一样的觉醒,不一定是值得欢迎的。其一,经过百年循环,这种民主观不过停留在甲午海战后维新派对于西式制度的工具化理解上。刘亚洲的思想一言以蔽之,认为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是强国强军,而不是个人自由才是他的民主梦的实质。这是令人可悲的的一点,冤枉走了一百年,以真正的精英自诩的太子党翘楚,还是执著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在军人形成惯性的残酷思维下,并不把个体的自由当作根本。
   这是职业军人的必然逻辑。因为在军队和个人自由之间,缺了一个民选政府。军队和政府的区别在于,军队不可能通过选举产生。它的合法性只能借助文官政府,不可能直接从分散的民众那里获得。如果有一个成熟的民选政府,军队就不需要思考。用刘亚洲的话说就是“军队在政治上保守”。因此少壮军人的觉醒和改革呼求,是中共政治合法性危机导致的一个反应。当中共的政治腐败和意识形态的崩溃不能给军队一个充满正当性的理由,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就开始独立思考,自己给自己提供合法性。这个理由既然不可能来自个体,就只能来自抽象的国家。当军队没有一个值得自己绝对效忠的政府时,军队就选择效忠抽象的国家。通过渲染国家利益、主张对外强硬来赢取民众的支持。这就是刘亚洲思想中的国家主义崇拜的根源。
   在这种国家威权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就是与老百姓的自由梦为敌的。在国家的绝对神圣和军人的绝对服从之下,自由有利于强国就给你自由,自由不利于强国也可以随时翦灭。军人们的民主观永远是国家至上、工具论和机会主义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刘亚洲主张民主反对专制,却又坚决捍卫64屠杀。为什么他认为“西方的自由化导致民主。东方的自由化总是导致暴乱”。为什么他主张思想多元,让人们说话,但又强调“经营信仰,整合文化,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大国策》)。为什么他重视宗教和道德,却又认为西藏问题的实质是放弃了毛主义,让藏人回归了对达赖的信仰。为什么他批评中央集权注重地域性因素,又挥斥方遒的建议打乱划分新疆和西藏的省界,来对付藏独、疆独(《西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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