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王怡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王怡文集]->[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
王怡文集
·意识形态和脑筋急转弯
·无权势者怎样思想
·“天安门母亲”:一个被屏蔽的关键词
·平安夜:对基督的信仰和消费
·董仲舒的“屈君立宪制”
·中央集权与中央集才
·从“私臣”到“公仆”
·存在主义的宪政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奉天承运”与“皇帝诏曰”:统治及其伪神学基础
·“罪己诏”与责任政治
·超越党治国家:忠诚与背叛
·以契约安民、以宪政立信
·自由的观念:绕开一个正义的柠檬
·宪政自由主义、合法性危机和世俗化
·背信弃义是怎样合法的
·让农民成为农民:土地私有化与永佃权
·国家赋税与中国的宪政转型——对刘晓庆税案的制度分析
·作为宪政超验基础的私有财产权
·“伪神学政体”与半人半兽的中国宪法
·知识分子的行动抉择——2002年的网络公开信与签名浪潮
·“议会主权”与代议士的专职化
·废除中共“政法委”的非法权力——从兰海冤案看司法受制于党治
·三种自由的混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条例》批评
·质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宪性
·【刀片两会】中国代议制度试玩版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地方主义与法官独立
·私有财产权的公法价值
·谁的名义,和哪一种正义?
·从市场到宪政:经济沙皇时代的终结
·从革命到谈判的中国工会
·奥运债券与财政联邦化
·私有财产凭什么“神圣”
·宪政是防止“西西里化”的根本之道
·从人大提案看宪政关系的错位
·乡镇的自治和限政:步云直选之后的前途
·丐帮的退休制度
·走出珍珑棋局
·赏善罚恶令的下落
·武侠中的政治哲学
·青木堂的选举制度
·1956:毛泽东与刘少奇
·1949:毛泽东和僭主政治
·孙文:革命家和“乱臣贼子”
·辛亥年的张惶:宪政的历史可能性
其 它
·阿尔玛和莉拉的头巾
·王怡、余杰抗议拘捕丁子霖等六四难属的声明
·孙志刚事件一周年回顾
·民间维权是一种国家能力
·2003年网络舆论的价值
·乡镇的自治和限政:四川省步云乡长直选之后
·劳工维权不能迷信书面合同
·把白猫和黑猫分开
·2003:“新民权运动”的发轫和操练
·惩治“非法拘禁”须确立民权神圣思想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台湾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接着龙应台的话茬
·“国家安全”是一个套
·“四舍五入”和习惯法
·大屠杀与外来政权——纪念成都大屠杀360周年
·改革不能刻薄寡恩
·先分权,再“问责”
·“违宪审查”的司法原则
·公共政治中的异议
·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批评冼岩
·“读经”和文化保守
·說出國家的秘密
·王怡:我成爲民族主义者的那天──写于蒋彦永医生被羁押第40日
·赵燕只是赵燕一个人
·把行人当成长颈鹿
·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立宪政体是最好的防弹衣
·法官与祭司——读《美国宪政历程》
·“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
·剔骨削肉与“伪父临朝”——兼论李慎之与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
·大学生正沦为弱势
·「五四宪法」的金婚纪念日
·“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50人(一)——附《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二)
·廖亦武的肉体意义——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序
·我们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公民
·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道德绑架”和意识形态的垂直极限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绕开正义的柠檬》附记
·风雨不动安如山
·只有国有资产才流失
·抗争是劳动者最好的保障
·一个人的反对党——解读“公共知识分子”并致任不寐
·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
·不让信访变上访
·冷兵器时代的政治--抗议北京警方传唤余杰、刘晓波先生
·王怡廖亦武等发起征集签名关注刘晓波等被传唤
·民族主义的三重门—— 读《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2005年
·对国家“教育权力”的宪法批判
·【王怡声明】《印度洋海啸--我不捐款》不是我写的
·维权就是“自我训政”
·中国离文官制度还有多远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

   

   “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唱过这首儿歌的人都知道,拾得物要交给警察叔叔。但儿歌没告诉我们,若是无人认领,这钱便会归警察叔叔(国家)了。根据我国法律,几乎一切无主财物,譬如遗失物、漂浮物、埋藏物、无人继承的财产、无人领取的货物或天上掉下来的钞票,都尽归国家所有。机缘巧合得到这些财物的人是没有半点功劳的。一分钱也不会分他。  这是数十年来整个法律体系否定私有财产权,造成的细节之一。产权保护光凭宪法不够,还要靠《物权法》等财产法律,去敲定无数类似的细节。这正是不久前全国人大二审《物权法》草案引发关注和争议的缘故。以往我们否定私有财产权,也就否定了古往今来一切产权制度的根本理由——占有。一切无主财产尽归国家,这种产权规则,正出于对私有制的仇恨和对善意的先占者的不尊重。也是国家财产在逻辑上高于私有财产的一个态度。  但一承认这个逻辑,物权制度其实就没法子推导下去。排队还讲个先来后到。我明明比国家先到,明明比警察叔叔更早一步发现、占有并照料这头牛。为什么这头牛却归国家而不归我呢?这个问题问任何法学家都没法解释,只能问中央党校的教授。而在这种规则下,对公民“拾金不昧”的要求也显得别有所图,像是警察叔叔的广告词。  目前的《物权法》草案,并未承认占有制度。并打破所有制的畛域,只从财产的取得方式去判断合法与否,而不管财产主体是私人还是国家。这一被民法学界称之为“一体保护”的物权法原则,最终却没被采纳。但草案仅仅是规定遗失物的拾得人有权从原物主那里获得报酬。就引起了一部分人对所谓“人心不古”、道德堕落的指责。连一些全国人大常委都公开反对,以为违背善良风俗。  观点可以争论。但诉诸传统道德的名义,却令人倍感滑稽。什么叫道德,什么才是人心自古的传统?几十年时光,确能改天换地,颠倒是非。“恨斗私字一瞬间”的经验,已让我们彻底忘记了尊重先占者和拾得者的权益,其实正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和道德传统。在物权归于先占者这一点上,古代中国和现代英美德法各国,并没有丝毫差别。  从元典《礼记》开说。《月令》篇曰,“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这明确了无主物归先占者所有。元典《易经》则记载了至少近十例遗失财产的故事。其中一类讲拾得者不报官、不返还,会受到惩罚。另一类则说失主应该给拾得者报酬,不然也要遭报应。如《损》卦中讲一个外出做生意的人“拣到”一个奴隶,奴隶的原主用“十朋之龟”报答他。这样就叫“元吉”(大吉大利)。  律法中就说得更清楚了。无主之物只要有人先占,先用功力,“即其人之物也”。这是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就从没改变过的产权规则。如《唐律》说漂流物30天内无人认领,归所得者。《大清律例》说,你要在马路边拣到钱,必须5日内报官。如果有人领,“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如果三十天内无人领,“全给”。自古衙门朝南开,人家警察叔叔可一点便宜都没有占。  这也就是古人所谓的“见面分一半”。还有个脍炙人口的清官判案的典故。嘉庆年间有人拣到白银五十两。他母亲说,这是大数目,人家一定着急,快去原处等人家找来。后来失主来了,却不愿意分一半给他。于是谎称有一百两,要他还另一半来。  这时遇见了一个姓曹的清官,心如明镜。下套子给失主钻,问他“你掉的果然是一百两吗?”回答是。于是曹县令说,那这五十两一定是别人掉的。既然失主没有来,就归他了。至于你嘛,在这里继续等。要不了多久,一定还有人会把一百两给你送回来。  什么叫不道德?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标准就是这个。有人拣到你的东西还你,你不给别人报酬,这就叫不道德。因为遗失财产是你的过错,占有已被抛弃。而拾得者却是无过错的。  拾得者的法律义务是返还,但这是在“拾得”的前提下。别忘了人家看到马路边有一扎钞票时,首先并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拾”。“返还”是法律上的要求,但抱着返还的目标低头去“拾”,这本身是一个道德行为。而且是一个让失主获利的行为。拾得者坚持要求报酬,和失主坚持不给报酬,到底谁更不道德?谁的行为更会让社会道德和产权秩序受到损害?  在我眼里,恰好相反。如果我们对财产的拾得者和先占者失去了起码的尊重。我们就失却了起码的天地良心。所以孟德斯鸠喟叹“私有财产是道德之神”。还奢谈什么人心不古。其实不古久矣。我们今天建立物权制度,有人说是在和国际接轨。但令人苦笑的是,其实相当程度上,我们只是在恢复周礼。        2004-11-25  瞭望东方周刊(12/9/2004 2:47)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