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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二)

    王怡

   12、王友琴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寻访实录》,和廖亦武的《中国冤案录》一样,都是当代中国被遮蔽、但却是最重要的非虚构文本。王友琴女士从1980年开始搜集、整理和写作的文革受难者的事实。尽管描述文革受难的篇章几乎已经汗牛充栋,但这本“为承受历史的人写作”(景凯旋)的书,仍然无法在大陆出版。她的网站“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平时也难以登陆。如她自称,一个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犹如“历史的义工”。

   13、曹思源

   曹思源代表着一个立志成为中国民选总统的知识分子人群。以崔卫平的概念评析,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业余的政治”或“前政治”的。和法学博士许志永向人权律师、人大代表转型一样,这种逐渐开始清晰的姿态,是大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在制度转型前夜开始分层的标准。如果民主转型迟早要来,人们期待在大陆知识分子的群体中,出现未来的哈维尔、甘地、金大中、马丁•路德金乃至陈水扁。而不是在军警系统中诞出未来的普京。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曹破产”到“曹修宪”,从1989年提议召集全国人大特别会议,到2003年召集民间修宪会议。曹思源的全部努力,是追求一个让专制主义破产清算的和平路径。这也是我们的期望。甚至包括邓小平也心头清楚,所谓改革,就是一个最终结束一党专制的过程。

   14、远志明

   近年来大陆基督徒总计六千万-七千万人的传教规模,以及暗中流传的两部大型纪录片,《神州》和《十字架——基督在中国》,重新让当年制作《河殇》、后来转入基督教的神学学者、同时也是神甫的远志明,成为大陆知识界的一个焦点。在远志明背后,有一个逐渐壮大的大陆基督教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涤除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为天地立心的僭妄,以及被意识形态严重污染了的理想主义激情之后,重新在基督教信仰中找到了救赎之路,和使徒时代的激情。大陆基督教知识分子群体的使徒时代,与专制主义中国的民主转型时期意外的重叠了。尚不能预料这种重叠的历史价值。但另一个意义上的重叠,即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的救世与启蒙角色,与自身的基督徒身份重叠后。一方面是俗世对共产主义伪神学时代的残酷记忆,使其对任何一种道德理想充满怀疑与抗拒。另一方面,当基督教在中国知识界复活,“俗世”的概念就开始产生。但基督徒知识分子们尚未找到一条中庸之路,去面对自己与俗世的关系。即在自己的信仰和共产党的专制之间,去摆放一个非基督徒的民众世界。以我的观察,这两个问题正干扰着当前基督徒知识分子群体,对公共政治发挥更大和更积极、更健康的作用。

   15、陈小平

    1995 年前后,大陆知识界开始从长达6年的休克状态下苏醒。在随之而来的公开信浪潮中,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小平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参与者。由他撰写的《废除收容审查/保障人身自由——致人大八届三次会议》的公开信,提出三大要求:全国人大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废除收容审查制度以及“建立人身保护状和提审制度”。当年北大法学院精英荟萃,最终散落四处。当陈小平、季卫东、袁红冰等人逐一离去,终使竖子成名,民主湖弥漫毛主义。而法学界也在公共舆论中几乎失语长达十年。但令人安慰的,一是陈小平在美国成为致力于中国宪政研究的重要学者,近年来他和季卫东(东京大学)等人的影响也开始重返大陆语境。二是陈小平、刘晓波、陈子明等人在1995年的诉求及公开信运动,在2003年以来终于赢得了历史的回音。而以贺卫方为首,出身北大的一批青年法学家滕彪、许志永、俞江、萧瀚、杨支柱、范亚峰等人,在2003年以来民间维权运动中的突出表现,部分挽救了北大法学院的声誉。并以他们为主体,开始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政法系”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16、吴弘达

   吴弘达是海外流亡知识分子群体中,成为人权活动家的一个突出代表。他对大陆劳改制度(劳教)和劳改(劳教)人员的长期关注,对大陆利用死囚大量从事人体器官买卖的持之以恒的揭露,以及他与国外机构的良好沟通与运作能力,使他和他的劳改基金会,成为目前海外流亡知识分子群体中最遭大陆共产党政权注意和忌恨的“反动势力”之一。多年以前,我在深夜听海外电台。报道他伪装买主,在华西医大调查人体器官买卖,而被驱逐出境的新闻。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吴弘达,也第一次知道在我居住的城市,有着这样的“共产党的慈善事业”(吴弘达2004年的纪录片片名)。

   17、任不寐

   截止任不寐离境之前,他被关闭50余次的“不寐之夜”论坛,已成为短暂的人类网络史上的一个神话。一个关于网络的暴力管制与游击抗争的神话。任不寐是大陆网络知识分子的先行者。是89一代学生领袖借助网络,重新回到公共舆论中心的一个奇迹。数年前,他孤身一人,曾被誉为“中国网络第一思想家”。有人这样评价说,“在每一次的灾祸与苦难面前,庆幸的是都有任不寐在场,发出自己的声音”。近年来,一个网络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也与媒体知识分子部分重合。任不寐之于这个群体具有开创性的功绩。他的危言、他的坚持和他的思想者气质,对一大批在网上从事批判性发言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曾是一种如此强悍的暗示。他同时也是基督教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一员。2004年秋,不寐去国,再次身处大陆与海外两个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留下一纸《别了,江泽民》的度牒。我在他所属一个家庭教会的聚会上与他最后握手。这一握,如有千钧,如一个时代的终结。由大陆而海外,由网络而教会,我相信任不寐有能力开创另一个时代。

   18、戴晴

   她的身世背景,她在80年代曾于体制内外的影响力。她在流亡群体中来去自如的能力,显示戴晴依然是大陆女性知识分子中最具态势并令人尊重的一人。一直以来,戴晴并没有停止发言,更不会在未来的变迁中缺席。

   19、何清涟

   在我眼里,何清涟是愤怒而敏感的。这一点几乎和萧雪慧、戴晴等女性知识分子均十分类似。但与萧雪慧相比,她在敏感上胜之,在理性与逻辑的节制上不如。去国后,她的文章比《现代化的陷阱》更为尖锐、坦白。但一个离开人权活动或媒体传达的流亡学者,其对大陆语境的影响将不可避免的削弱。这不是何清涟女士,而是整个海外华人学术群体的基本态势。由于共产党的铁幕管制,海外坚守学术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要么基本隔绝于大陆,要么如香港《二十一世纪》一样被迫向大陆学术体制靠拢,挤进官方“核心期刊”的队列。尽管海外拥有言论与学术的自由。但海外流亡群体之于大陆的最大优势,不在自身的言论,而在对言论的扶持。不最大可能的扶持来自大陆的自由言论并与之对话,“海外”就失去了最大可能的价值。

   20、陈子明

   在大陆89一代异议知识分子群体中,陈子明代表着与刘晓波不一样的方向。如果说刘晓波迄今为止是一个孤身的索尔仁尼琴。陈子明则更类似于哈维尔或至少是米奇尼克。1995年,他参与政治解冻的公开信运动,并为纪念“六四”及要求释放魏京生、刘晓波、王丹等政治犯宣称在“六四”当日绝食。随即再次入狱。出狱后他以“王思睿”等笔名,成功的重返大陆思想界,近年来更逐步成为公共空间的重要发言者之一。陈子明是一个政治化程度和学者化程度都最高的异议知识分子。也是大陆民运群体中知识分子色彩最浓、在知识界影响最大的一个人。2004年,他的“北京社会与经济研究所”获准重开,也令人耳目一振。但如陈子明最近出版的自传书名,大陆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部分——异议知识分子群体,不断面临并在今天继续面临一个“浴火凤凰”的涅槃过程。当结社的政治吁求被严酷镇压,徐文立、王有才等民主党领袖离开大陆后。像陈子明这样的异议知识分子将何去何从?是进一步的“学术化”还是进一步的“政治化”?是做索尔仁尼琴还是做哈维尔? 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无论哪一种方向,都同样是中国最匮乏的方向。

   (待续)200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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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中国作家,法学者 (11/22/2004 8:57: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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