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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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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批评冼岩
·“读经”和文化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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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我成爲民族主义者的那天──写于蒋彦永医生被羁押第4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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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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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与祭司——读《美国宪政历程》
·“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
·剔骨削肉与“伪父临朝”——兼论李慎之与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
·大学生正沦为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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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50人(一)——附《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二)
·廖亦武的肉体意义——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序
·我们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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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绕开正义的柠檬》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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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反对党——解读“公共知识分子”并致任不寐
·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
·不让信访变上访
·冷兵器时代的政治--抗议北京警方传唤余杰、刘晓波先生
·王怡廖亦武等发起征集签名关注刘晓波等被传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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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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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声明】《印度洋海啸--我不捐款》不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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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渝两地高层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2006年
·政治神学的可能性:基督教与自由主义
·天府畅言:打倒张德江
·少先队是怎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主权者的自我约束——司法与大陆的宪政转型
·与神亲嘴:今日中国的基督化和民主化
·冰点事件与新闻自由——草堂读书会第23次讲座
·巴别塔与立宪政体—— 基督教政治哲学札记
·宪政主义与世界观(之五)
·母腹中的微笑:纪录片《子宫日记》
·一个世界的阴谋论:电视剧《越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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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蚂蚁做梦的地方:电影《末代独裁》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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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简报(2007年第5号)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三)
·真实的宗教裁判所,与今日的共产党——与天路客谈信仰之二
·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纪念“六四”屠杀18周年
·集中营、疯人院或宗教裁判所:电影《戈雅之灵》
·我们的无知如此重要:重读《哈耶克文选》
·行过死荫的幽谷——为“六四”18周年而作
·声援葛红兵,重贴《东京审判》一文(修订版)
·我们的父母不知道的国家:电影《Catch a Fire》
·请假装你舍不得我:杨德昌电影周
·中国的七大违章建筑--兼致全国人大的举报信
·一个宪政中国的伟大异象
·救我们脱离凶恶:电影《布鲁克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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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天,天上的水:电影《吴清源》
·自由主义与当前格局:答法国外交部“分析和预测中心”-
·每一缕阳光都有意思:电影《密阳》
·戴上你的水晶珠链:电影《十三棵泡桐》
·有点像草地,有点像面粉: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我对回帖言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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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中国复兴
·人若赚得全世界:电影《投名状》
·自由的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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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出最后一个冬天:电影《贝奥武甫》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电影《窘境》《鬼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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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王怡

   看见新闻,说北京一家胡同大院悬挂着鲜红的标语“偷窃者暴锤打死”。“吓贼收到很好的效果”。想起我有次在乡村,一个丢了牛的村民在石板上用粉笔疾书,恶狠狠的问候了偷牛者八代之内直系的、旁系的所有血亲和姻亲。以前我们常看到说大话、说狠话的公家标语。但近年出现了暴力标语的私人化趋势。围着城走一趟,就会发现许多静坐或飘扬着的口号,一些有理有节,如“拥护行政许可法,下岗工人要生存权”。另一些就和北京胡同里的差不多,如“此处倒垃圾者全家死绝”。  

   这样的私人暴力标语泛滥,有两个来源,一种是意识形态和公共权力的残留。公共权力总要以暴力的惩戒为后盾,所以公家不贴标语则罢,一贴就往往盛气凌人。这种标语传统长期的影响了公众的话语系统,使我们在处理事务时,无法把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和私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分清楚。换句话说,我们不习惯用契约化的关系去对待私人之间的纠纷。反而会觉得沿用一种权力化、政治化的话语来处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边界,是更方便、更威风的。  

   尤其在居民小区,容易发现这一类的标语。房产或物管公司,轻易就生出一种移情效果,把自己当作政府。于是就用捡到鸡毛当令箭的神气,来定制标语。动辄罚款十倍,或者严禁、取消、不许云云。这种口气大量重现在私人领域,可以视作当年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私人领域泛政治化的一种话语后遗症。  

   另一个来源如果注意观察,会发现标语的暴力除了来自对政府身份的模拟外,更多的是诅咒性的。这种诅咒用语和泛政治化的语境无关,是中国民间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人自古以就用各种诅咒性的语言暴力,来为自己的财产、自己和他人的契约提供额外的“保护”。用胡适的话说,这是迷信语言本身的魔力。在《封神榜》里,你只要大喊一声,“黄飞虎还不下马,更待何时”。黄飞虎就立即滚下坐骑。  

   中国人自古以来,最重要的一种维权方式就是诅咒。当然这很可怜,说明他们缺乏基本的制度手段,譬如契约、财产和独立的司法制度等。另外也缺少宗教信仰的力量。所以也很少咒人下地狱,一般都用现世的灾难去威慑对方。举几个例子,我的朋友画家季风,画了一本《成都百谣图》,其中专门搜集了一类诅咒式的民谣,其中一句“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有借不还,全家死完”。至少我是从小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哪怕借一支钢笔给同学,都要先大声喊这句出来。效果相当于强迫对方手按圣经发誓。  

   粱山泊的兄弟情谊,他们的结盟也要靠诅咒来买保险。而且比北京胡同的标语更凶狠——“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戳,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再如赵匡胤,是国史上几乎唯一一个为了维权,而诅咒自己的皇帝。他刻了一块“不准杀士大夫上书言事者”的誓碑,并对后世声称“不遵此训者,吾必不佑之”。这话译成俗语,就是咒赵家断子绝孙。这算中国文化传统下最严重的诅咒了。另外,有人研究明清时代的私人契约文书,发现很多契约上,也公然写有这种带有宗教性背景的惩戒或诅咒用语。    如何,才能造就一个契约必须履行、产权必得尊重的社会?霍布斯有一句著名的话,说在缺乏秩序的社会,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诅咒他人,正是出于对他人的恐惧。私人暴力标语的流行,说明我们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宣战。但孟德斯鸠给了我们一种相反的、充满希望的说法。他说,创建一种捍卫私人权利的法治秩序的作用,就是“使一个公民不必惧怕另一个公民”。  

   侵犯他人权益要受法律惩罚。但如果法律不公正,缺乏效率。或人们对这个现实的惩罚机制已丧失信心。人们就会祈求另一种“惩戒”,在语言中恶狠狠的说话,希望利用对方内心的道德、宗教、迷信甚至心理作用,去施加精神压力。就算没用,好歹嘴上也释放了怨气。  

   当前暴力标语大量涌现,正是老百姓对司法缺乏公平、正义和效率的一种反弹和自我防卫。以偷窃案为例,本来报案率、立案率就不高,据政府透露目前破案率又不到30%,加上司法公正也有较大问题。除一句虚张声势的“偷窃者暴锤打死”,人们还有什么可以提高威慑程度和个人财产安全,还成本低廉的法子呢?   

   批评一部分公众缺乏法律意识、人道主义或其他素质,实在于心不忍。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终要靠政府和整个社会,在法治、司法和政治体制各方面维持最起码的公正。否则政府说,“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但说得到做不到的时候,老百姓就上去再补一枪,说“有借不还,全家死完”。        2004-10-28  

   ——瞭望东方周刊专栏(11/10/200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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