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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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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不动安如山

    王怡

   上回说,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种维权手段,就是诅咒。其实还有种斯文的,是写诗。

     尤其在诗坛重镇成都,从维权诗人杜甫开始算,有一种摇头晃脑的传统。像近年来常在高级法院门口驻节的上访户老陆,就是坊间有名的上访诗人。他的打油诗独具一格,像这首“华夏古国谁乐土,贪官污吏大老鼠。露宿街头梦清官,惊醒方知恶犬毒”。就颇有工部之风。

     成都正大张旗鼓拆迁的宽巷子和窄巷子,是这座历史名城唯一保存至今的清代民居街。说是民居,但大部分房产在1949年后拉来扯去,早就变了公有房屋。如今巷子里的公房都陆续拆迁了。剩下300余户私房主,守着祖上的家业和荣耀,一次次撕掉拆迁办的最后限期告示,不甘心离去。这在今天,本是个太寻常的拆迁故事。但巷子头出了个拆迁诗人宋仲文,就显得不一般了。

     老宋一辈子的诗兴,在年初拆迁公告出来后,开始急性发作。尤其被龙应台女士赞为“大诗人”之后,更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他把自己所有的诗作,以及友人游客的和诗、素描、新闻报道等,贴满了临街的墙壁。这比挂标语、写宪法更吸引游人。一段时间来,他成了宽巷子一个招风惹蝶的文化传人,也让残败的宽、窄巷子成了牵动成都市民的一处伤口。

     我和朋友在一个寻常日子,坐在废墟和老宋的“景阳岗”茶馆之间,背着断垣残壁读他的诗。新诗太长,看这首短的。“青瓦一叠压木角,前腰后背各是各。自古挡风又挡雨,何故今日不认我”。还有一首和诗,“大人细斟酌,勿斩老城根。纵使华屋立,不复当年魂”。

     对房屋来说,有两种风雨。一是自然界的伟力,一是俗世间的暴力。一个穷人住在破屋中,他的梦想是什么。能换大房子固然好,但最重要的首先是守财,不是发财。不能守的财就算发了,也没有安全感。

     用杜甫的话说,是“风雨不动安如山”。只有安如山才叫不动产。你只有让人们拥有不动的财产,你才能拥有不动的政权。如果一个市长心一动,人们的房子就要随波逐流。这样的社会便注定是漂移的板块。我们的一切财产——哪怕我们手中死攥住一张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在本质的意义上也只是一种浮财。

     用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的话说,则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不动产是宪法上的边界,是一种将国王的千军万马,客客气气挡在外面的力量。有这种力量,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稳定,便是“风雨不动安如山”。没有,那就像眼前这些宽巷子的老屋一样,“蓬门今始为君开”。

     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杜甫说,“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意思是连一间房子都没有的人,还凭什么做国家的臣民啊。臣民都做不成,更遑论公民了。尽管到底什么叫公民社会,学者们各有说辞。但一个公民社会总不能是一个由佃农和拆迁户组成的社会罢。因此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好办法,就是帮助人们拥有恒产(不动产),帮助人们成为房东和自耕农。反过来要让社会不“安定团结”,也莫如大搞强制性的房屋拆迁,让人们含辛茹苦一辈子挣来的立锥地,成为水上漂的浮财。人们生老病死走一遭,也就成了“借我一生”的负资产。

     这个道理一些地方官员不懂,导致一些老百姓的怨憎。但在古罗马,当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岳父出任不列颠总督时,他是懂的。所以他第一个措施是鼓励和帮助英国人修建住房、寺庙和一切建筑物。能修多少修多少,不列颠人的房子越多,罗马人的心头越踏实。这是一种朴素的政治智慧。美国在19世纪开拓西部的伟业,也和它赋予人们恒产的《宅地法》密不可分。反观我们的西部,没有一种坚不可摧的个人地权作支撑,大开发一不留神,就变成了大拆迁。

     其实围绕城市房屋拆迁,法理是如此简单。第一,房产交易是私人契约,非经法院判决,政府无权强制执行一份私人契约。第二,除非特殊的政府公益用地,房产交易应由交易双方自愿协商。因此“拆迁补偿”是一个越俎代庖的概念。补偿不过是强制交易的代名词。第二,交易的本质是有利可图,拆迁不是补的问题,而是赚的问题。没得赚傻瓜才搬到郊外去。第四,一物一权是物权法的灵魂。在房屋主人还没签署协议之前,政府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棒槌从哪里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怎么能卖?

     成都在10月出台拆迁补偿办法(草案),仍规定区一级政府可批准强制拆迁。但成都政府有福气,因为这里的人有诗歌维权的传统,把审判先变成审美。但那些不会写诗的又咋办呢。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写这首诗时,宽、窄巷子的900多家宅院里,住满了因有恒产而有恒心的人。其中,就有拆迁诗人宋仲文的先人。        2004-11-8  ——《瞭望东方周刊》专栏(11/15/200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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