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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如何面对社会抗议

   

   作者: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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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提到宁夏银川市6800多名计程车司机集体罢工事件。从当局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共面对新出现的社会抗议浪潮缺乏新的处理方式。

   当计程车司机的罢工开始以后,银川市长有出面道歉。不过,在银川市长对市民的所谓「道歉」中,并无一字对市政府巧取豪夺之乱政的歉意,而是施展权术,玩弄字眼,再次将责任转嫁到「少数别有用心者」的煽动,这真是贼喊捉贼欲盖弥彰。真正煽动这次罢工的罪魁祸首是谁呢?不正是朝令夕改、作威作福的银川市政府吗!

   每一次使中共政府丢脸的群体事件过后,中共总可以及时地找出一些「别有用心者」,栽赃陷害,转移矛盾,殊不知,正是这种推卸责任的态度,这种以无辜者的自由为他们洗刷责任的做法,为下一次更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发生制造群众基础。

   由于中共不肯正视各种群体事件的根源,不从根本上建立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并漠视民众的理性要求,堵塞正常的申诉和诉讼渠道,最终只能使弱势群体形成一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理。而对「少数别有用心者」的肆意打击,又使得民众在上访或集会示威等事件发生时,为降低个体的风险,产生出一种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以形成保护的心理,可以说,中共对法律的随意运用,及其杀鸡骇猴的拙劣做法,对历次群体事件的酝酿和迅速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破坏稳定」的能力,绝不是「少数别有用心者」能够比拟的。

   单从运作技术上讲,在引发风潮的相关规定发布后短短的几天之内,「少数别有用心者」也没有可能将6800多辆计程车全部「煽动」起来,集体罢工事件的发生,背后是一种忍无可忍的群体心理。这在罢工前的上访行动中已有显现,但是银川的官僚体系对此似乎没有觉察,直到罢工事件发生,「党和政府」的颜面丧尽之后,才回过味来,开始照自己脸上打耳光。

   为了避免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发生,中共一直采取高压政策,广布眼线,肆意拘押无辜,但是在这个资讯高速传播的时代,权利意识觉醒的民众很可能在一种「大闹大解决」的无奈心理驱使之下,以中共意想不到的方式形成合力。压得越狠,反弹越大。假如某一天,在北京的街道上突然冒出万人计的抗议人群,从目前的民众情绪看,应该不会令人吃惊,而在民怨沸腾而无处申诉的政治氛围之下,这种事件的形成似乎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专政机关的布局再严密,总有防范不到的时候。而在长时间的压抑之后,任何成规模的聚会都有迅速聚集、星火燎原的可能。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9/1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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