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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六四的三点思考

   六四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十五年来,围绕六四的发生原因过程及意义进行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我觉得讨论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结合六四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尤其是结合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来回过头来看六四的分析还是很不够的。这使得现在的六四研究限制在一九八九年的时空背景和学生运动的性质上,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因此我下面提供大家讨论的三点思考,希望尽量与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挂起来。

   一是,现在的反思比较重在当年的运动在民主方面的诉求,而忽略了那更是一次要求反腐败的运动。事实上,学生和知识界提出民主问题,也正是因为大家认为腐败问题只有靠民主机制才能解决。六四之后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腐败问题愈来愈严重,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我认为,正是由于一九八九年人民反腐败的要求被镇压下去,所以才有了现在这种体制性的腐败。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抗拒政治改革,使遏制腐败的机制建立不起来,反腐败的运动从此就限定在执政者内部,任何来自外部的、制度的反腐败活动和建议都被视为挑战党的权威。也是因为学生反对腐败结果被血腥镇压的事实,使得社会上反对腐败的来自民间的压力也因为对政治暴力的恐惧而大为减轻。九十年代以后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和对政治参与的回避,就是这种恐惧的表现。也就是说,当年对六四的镇压,不仅是独裁的胜利,也是腐败者的胜利。我们纪念六四,不仅是纪念人民对民主的追求,也是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要求文明和廉洁政府的努力。

   二,有人说,学生在一九八九年提出的推进改革的目标,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改革中基本得到了实现,证明中共是吸取了六四的教训。但我认为,九二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所造就的今天的局面,并不是当年学生的诉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八九年的要求在九二南巡讲话得到了体现,但是由于人民和真正的改革力量被镇压下去了,所谓解放思想和搞市场经济,事实上不是在强大的人民力量参与和监督下进行和开展的。所以九二南巡只是为了收买统治者内部的认同,而代价却由人民承担。从九二年以来,我们已经不是处在改革的时代,因为执政者已经没有建设一个美好中国的愿望(哪怕是他们心目中的美好中国),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改革变成了公开劫掠人民财富的号召和总动员令。可以说,自从九二年开始,改革已经死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权势集团、利益集团共同瓜分全民财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建立在社会严重的不公正以及导致的地方差距、贫富差距的基础上的。这其实正是我们在八九年最担心的事情。因为当时就有人指出,缺乏民主机制的市场经济改革最后会变成利益瓜分。所以我们才强调民主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今天中国不幸真的走上了这条以社会不公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之路,正是中共没有吸取六四教训导致的。

   三,有人说,是六四打断了中共本来已经在计划中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的进程,使中国的改革倒退了十几年。六四学生是好心办了坏事。我认为这只是一种猜测,缺乏史实根据。恰恰相反,不是八九民运打断了改革的进程,而是真正的改革要求吓破了共产党的胆。从总体上讲,试比比后来东欧的民主运动和台湾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根本没有提出任何过激的要求。当时学生绝食的条件只有两个,一是要求修改四二六社论,不要把学生运动说成是动乱,这是过激要求吗?二是希望能与当局进行公开对话,讨论改革问题,这难道会过激吗?在绝食发起时,我曾经提出加上第三条,要求当时的教育部长何东昌下台,这个建议后来被否定了,理由就是不要太迫政府。学生方面已经十分理性温和了,如果有所谓真正的改革派,如果他们还有能力推进改革,八九民运无疑是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和最大的支持。如果他们今天站出来说,是学生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他们应当先反省一下为甚么自己当时没有能力把握住机会,主导改革的进程。如果当时当局采纳了学生的要求,开始与社会各界对话,共同推进实质性的改革,在中共控制下的政治改革就可以启动。那将是一个理性温和的改革,怎么会出现后来中共假设的大动荡呢?正是中共拒绝了当时那样一个机会,才使得中国的改革停顿。

   指摘学生打乱了改革派的部署的人,其基本的心态就是寄希望于中共内部的改变,而拒绝来自体制外的压力。这些人在八九以后,先是对朱镕基,现在对胡锦涛温家宝,都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就像当年对赵紫阳寄托希望一样,结果又如何呢?没有任何社会外力会打乱朱镕基的部署,他又搞出甚么改革了吗?可见,上述论点事实上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六四平反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主动权在当局手。但是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现在就做的,那就是维护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我提出以上三点思考的原因。(6/3/200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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