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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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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刚事件:知识、媒介与权力
·司法的归司法,舆论的归舆论?—从张金柱案到黄静案
·谁能阻止一个人心底的眼泪—日记16则,纪念父亲
·生活是维权运动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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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边界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
·蒙河边的抗争—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一
·“我家亲戚被抓了22口”—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二
·她的眼里没有泪水—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三
·到办公室上课去!—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四
·不扎也得扎!—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五
·学习班—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六
·向人性宣战—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七
·“盯关跟主义”—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八
·人性不曾屈服—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九
·野蛮是如何炼成的?—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十
·后记:
·有谁战胜过真相
·法治中国需要中国法律人的良知及责任—致世界法律大会中国代表的公开信
·从上书到公开信
·是谁在“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关于游行示威权利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致陈光诚的一封信
·用微笑来面对那些制造恐惧的人——和高智晟在一起的一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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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新闻柏林围墙」——透视中国新闻自由的前景
·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等于开历史倒车
·陈光诚案凸显中国法治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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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权运动往何处去?
·陈光诚是如何被定罪的?(补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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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贵的是她有健康的公民意识”——关于公民王淑荣的对话
·“阳光宪政”的护卫者/民主与法制杂志
·要让好人走到一起,才能合力纠错——奥美定事件亲历者访谈录/南方周末
·李卫平: 被迫走出书斋的维权者——著名维权律师滕彪访谈录
·太阳城:写在第三期“名家说法”被命令取消之后
·滕彪印象/法制日报
·Rule of Law requires our consciousness and responsibility
·临沂野蛮计生与陈光诚事件维权大事记(2006-11-7)
·耻为盛世添顺骨
·中国时报专访:盼与政府互动 和平维权
·滕彪博士: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刘爽
·司法改良和公民维权——学而思沙龙的网谈
·学术、政治与生活——2006年12月17日做客沧海论坛在线交流记录
·黎明前的见证
·看看我们的朋友——致受难中的高智晟和他的妻子和孩子
·临沂警匪暴行录
·临沂野蛮计生事件及陈光诚案维权大事记(五——七)
·中国当代宪政主义者的困境和选择/林泽波
·通过汉语改变中国
·茶人滕彪/萧瀚
·崔英杰案:“慎杀时代”的第一个考验
·死刑、司法与中国人权
·废除死刑的中国语境——在第三届世界反死刑大会上的发言
·司法独立,和谐中国——2007年“两会”之际的公民呼吁/许志永 滕彪
·彻底改革司法才能避免滥用死刑
·崔英杰案,在多重反思中寻找契机
·从“两会”看赎回选票运动
·关于尽快将青岛市四方区政府违法拆迁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法律意见书
·青岛野蛮拆迁:袁薪玉被控放火和妨害公务案一审的当庭辩护意见
·维权书简·戴脚镣的舞者
·被遗忘的谎言——就《成都晚报》事件致中宣部长和教育部长的一封信
·滕彪:可怕的“冤案递增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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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滕彪律师访美谈中国司法现状与维权
·萧洵:纸包子案记者被判刑引发强烈质疑
·自由亚洲电台:拾荒者遇上联防离奇死亡 孙志刚式悲剧首都重现?
·何亚福 王鑫海 杨支柱等:放开二胎倡议书
·临沂野蛮计生事件及陈光诚案维权大事记(八--九)
·一个案件的真相与两个案件的正义(附:“聂树斌案”到了最危急时刻!)
·滕彪、胡佳:奥运前的中国真相
·郑筱萸案扇了死刑复核程序一记耳光/滕彪 李方平
·“杀害自己孩子的民族没有未来!”
·关于李和平律师被绑架殴打致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的公开信(签名中)
·NO FIGHTS,NO RIGHTS——接受博闻社采访谈中国人权现状
·挽包遵信先生
·香港电台铿锵集:扣着脚镣跳舞的中国律师
·那些陌生的人们在我们心底哭泣——推荐一个短片
·关于邮箱被盗用的声明
·《律师法》37条:为律师准备的新陷阱
·保护维权律师,实现法治——采访法学博士滕彪律师/张程
·Six Attorneys Openly Defend Falun Gong in Chinese Court
·李和平 滕彪等: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宪法至上 信仰自由
·面对暴力的思考与记忆——致李和平
·专访滕彪律师:《律师法》2007修订与维权/RFA张敏
·The Real China before the Olympics/Teng Biao,Hu jia
·我们不能坐等美好的社会到来
·律师:维权人士胡佳将受到起诉
·胡佳被捕 顯示中國要在奧運之前大清場
·人权的价值与正义的利益
·抓捕胡佳意味着什么?
·关于《奥运前的中国真相》一文的说明——声援胡佳之一
·邮箱作废声明
·关于审查和改变《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部分不适当条款的建议
·胡佳的大爱与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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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主义与道德主义(网络版)

   
   
   二十多年前律师制度刚刚恢复的时候,为政治犯、杀人犯辩护是件困难的事情。尤其在反革命案件中,带着大檐帽的检察官和审判员对雄辩的律师感到不爽的时候,往往拍着桌子,指着律师的鼻子怒斥:你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那意思是,这个犯罪分子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你还替反动分子说话,显然你也站到了人民的反面。那架势,似乎要把律师也一块儿毙了。
   现在不太兴这套阶级斗争话语了。但这套思维方式还在。去年,罪大恶极的黑社会头子刘涌的辩护律师、主张“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的法学家们,也挨了一阵好骂。前不久的“郎顾公案”中,我一直比较钦佩的杂文家鄢烈山,却写出一篇不爽的文字质问张维迎:你“站”在哪里说话?一些知识人士指责那些“为中国企业家代言”、为“特权利益阶层”说话的经济学家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
    学术的分歧、思想的争论是很正常的,这甚至是知识进步的必经之路。但是在讨论时,不分析对手观点的漏洞、不提出新的论据、不反驳对方论证方法或逻辑上的谬误,而是质疑和指责对方的立场,这就有问题了。似乎立场对了,一个人的观点、方法和行为就一定是对的。似乎立场错了,不需要仔细研究就可以判定他的一切论证都是扯淡。似乎一个观点之所以是对的,乃是站对了立场的缘故;而错误的观点必源于错误的立场(或主义)。这是一种思想学术上的“出身论”。这种思想方法,我管它叫“立场主义”,或者叫“主义主义”。“立场主义”曾经被我们走了极端:“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而“主义主义”是个很怪的说法,但是下面的说法我们一点儿也不陌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逻辑是,以某种“主义”为判断和取舍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

   
   “郎顾公案”之后还有“朱甘事件”:在众多的评论文字中,对苏力道德的质疑乃至谩骂占了很大比例;而为苏力辩护的人也是从品格上为苏力担保。我无意对此事件作任何具体的分析,只是对这种争论的方式有点困惑:难道这个事件中最有价值的是某个人的道德问题?难道一个人的道德没有问题,就可以不遵守规则和程序?难道一个高尚的人,就一定不会违反规则?难道制度是完善的,而仅仅是道德的瑕疵导致了不好的结果?一个人遵守规则仅仅因为良好的私人品质?我们总是期待一些道德上的完人、圣人,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去考虑制度约束。把社会、制度、历史或知识的问题归结为好人-坏人,这种思想方法,不妨叫做“道德主义”。我无意否认道德评价的社会作用,但是对这么一个能够深入讨论教育制度具体问题的公共事件,却基本上流于道德指责或道德辩护,不能不说是“被败坏的公共讨论”。
   不从理论上、事实上和论证方法上去和对手交锋或探讨,不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知识或制度上,而在道德良心上做文章,这遮蔽了问题的实质。若道德败坏是关键所在,那么解决问题和预防问题的办法当然是提高道德水平: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品德教育,道德宣传、搞“三讲”、“三个代表”。——政治思想课程之多,世界领先;而腐败官员有增无减,前赴后继。民间流行一个说法,处级以上干部,挨个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会有落网的。可见道德基本上不管事儿,官员的行为选择基于约束机制。没有分权制衡、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执法不力、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寻租空间等等,这才是腐败的原因。同一个农民,在公家地里偷懒,在自留地里流汗;同一个售货员,在国有的供销社里对顾客冷若冰霜,在自己开的小店铺里对买主笑脸相迎,何也?产权安排异也,与道德何干?不调查具体的约束机制、不了解相关的知识背景,很容易在道德义愤的层面上说事儿。所以我们一见到“牛奶倒进大海”这种事情,就大叫“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本质”了。所以我们在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同性恋现象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原因的时候,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将其贴上“反道德”标签。我觉得这是一种思维上的偷懒。(或许这也会被当作一种道德指责,如果不想理解思维偷懒的激励机制的话。)
   关于立场或道德,有一个经济学故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90年美国国会针对游艇、珠宝等通过一项新的奢侈品税。不用说,这是那些“立场正确”的学者或政客的主意:消费奢侈品的,都是有钱人,多向他们征税用于公共设施或补贴穷人,岂不使社会更公平?动机很好,但是效果如何呢?由于奢侈品不像面包,它的需求弹性很高,本来准备购买珠宝的有钱人可以转而去别墅,这样,奢侈品税的负担落在珠宝等企业和工人身上的比落在富人身上的更多。声称“为了穷人的主义”未必就等于实际上对穷人有好处。反对土私有化,主张最低工资的理论家,都有着很“正确”的立场、公德或私德,但这些政策对于他们所同情的弱者却很可能是有害无益。李贽在《焚书》中讲:“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末之何矣。何也?彼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决,孰能止之?!”
   对知识分子(这个词现在似乎越来越暧昧了)来说,重要的不是站到正确的队伍里去,也不是创造道德世界纪录或者拿着自己的道德标尺到处去量人,而是在知识上作出贡献。知识分子不但应该独立于权贵、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还要独立于大众舆论。有道德激情和人文关怀不等于对民意的盲从;立场或主义代替不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
   立场主义和道德主义背后隐藏着这样两种霸权:主义霸权或道德霸权。——谁来判断立场的对错?谁来判定道德的好坏?这两种思维方式似乎预设了一个先验的、固定的、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立场:不管是政治立场、社会立场、思想立场还是道德立场。在这样的社会中有一个不容挑战的集体目标和正确立场:一个思想或一个人的价值全看他/她对这个立场或目标所作的贡献大小,与之相反的思想或个体是绝对错误或不可容忍的。这正是极权主义政治的特征。在那样一个“只要主义真”的年代,不但表态要正确,而且必须作出表态;就像一个囚犯必须在“生”和“死”两张字条中抓阄一样,而且抓阄并非一劳永逸,每一次都抓到“生”的人才能幸存。它和思想多元、价值独立(诸神之争)、开放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按哈耶克的说法,法治社会是“无目标的”(purpose-independent),每个人的不同利益、信仰和道德立场都得到包容,不存在超个人的统一目标和政治设计。
   在公共讨论中,立场主义和道德主义还是少点儿为好。米奇尼克在《蛆虫与天使》一文中批评一位波兰作家,“我烦恼的是他给知识分子加上污名,不是因为他们缺少思想,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姿态。”同样,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假如其他学者见面就夸他道德高尚,而丝毫不提他的论点,我不知道他是应该哭呢还是笑。
   
   200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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