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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凡构成独立理念的政党都必是异教邪说!
·从来就没有“党的领导”这回事!
·“两个不能否定”所针对的是“水能覆舟,舟之将覆”
·达不到摧毁现有政治制度的境界,发动不了改革
·鸡生蛋还是蛋变鸡?知识管人还是人管知识?
·为什么说共产党绝不能发生改革?
·挂羊头卖狗肉至少以羊肉为价值,
·内政也必须服从人政,因为只有人才有政!
·苏共解体“教训说所证明的不过就是“心已死”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是:见共必铲!
·“人权”就是冲着阶级才成为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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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简子把狼砍死前,狼总是理由满满!
·俞正声:社会主义就好在“黄敬自杀,强声外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就“好在……”
·对习近平的“五大优势”的批判(一)
·理论优势“优”在哪里?就优在只恃“力”而决不讲“理”上!
·“政治优势”就是用暴力对付理性的供认不讳!
·感谢党和政府把我们炸死、烧死!这李群真牛啊!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以攻击为观念的文化
·科学发展观证明胡锦涛整个一个二百五!
·三个代表的要害是:只有被代表才有做人的资格
·先进文化即侵略文化!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个政权不法问题
·从客观上看,人是先成为人,而后做人
·“共产主义”之做为主张,是对着什么的?
·先进文化就是侵略文化或驾驭文化!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
·如不认定“自己灭亡在即”又何来吸取教训?
·人类的历史永远是从特殊向普遍的过渡
·吃人的是罪恶的政治,并非政治都吃人
·需要民主与法治的不是“中国梦”,而是中国,
·改革,革什么?就是革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信念?
·改革就是革掉共产党!
·共产主义也是一个理,这个理天然反改革!
·答王淮伟《如果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
·这样的国还是不爱的好!
·潘汉年爱国爱出24年大牢
·这国该不该受?请去查中共早期文件、史料----看
·也谈真、善、忍
·怎么打虎也救不了党,因为党的不合理法才是危机的正根!
·“宇宙真理”所说就是真理都是普世的!
·其实普世性就是合法性!且绝对合法性!
·是国家在地球上,不是地球依附在国家!
·人能说话,故可有敌对势力;可环境大气无言呀
·周永康行为又一次证明:互作用是一切政党的生命之源
·薄熙来,周永康都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呀!
·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与信念即基督教的来世天堂说
·谁来对周、薄进入最高层负责?
·共产党何曾有过让人兴风作浪的雅量?
·周永康是西方敌对势力在党政军中培养“魅力领袖”?
·老虎吃了、伤了的的人呢?昭雪冤案更紧迫!
·原来“分配不公”是西方敌对势力捣的乱!
·“分配不公”造成了人民拥护、社会融洽、国家安全!超牛!
·三个“总”都讲亡党亡国,但心理状态各异
·这“十面霾伏”是西方还是东方……敌对势力?
·党若亡了,习近平还能不再是习近平了吗?
·“以法治贪”治不了贪!因为“法”并不=自身合法
·人立的法并不是第一原则,未必合法
·朝鲜与周、薄事件证明----一党不是党!
·革命合法性即抢劫合法性!
·“杀张成泽乃朝鲜内政”,实是恶狼惜恶狼!
·不包含平反冤、假、错案的打虎不具有人民性!
·“形式、官僚、享乐、著靡”都只是风气而不是主义!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个句子通不通?
·“三代表、科学观、中国梦”就是四凤!
·改造大学新闻,是对人类伦理根系的摧残!
·改造大学新闻系,是对人类伦理根脉的摧残!(2)
·邓、江、胡的不同行为,却是同一个呼唤----
·邓、江、胡间的斗争就是对多党制的呼唤!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不了改革!
·章立凡把话说倒了,应为“共产主义是毛泽东的负责产”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1)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2)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2)
·周、薄也喊“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
·是共产主义犯法还是“异见人士”犯法?
·“革命”与“正能量”都是本己性自涵
·雾霾攻陷中国,证明“科学发展观”就是“形式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最典型的煞有介事!
·科学在心外可操作,是器,谓之形而下;“观”呢?
·“不做李自成”不过就是张决心书
·做了李自成又有何妨?只要人人过得好。
·共党当世英雄者,就应沦自已为李自成!
·这份文件是“历史顺势还是逆势”下的?
·既是官场丑闻,为什么还要对“敌对势力”亮剑?
·政治局会议承认自已是恶覇坏蛋
·胡德平注意:理论只有有效性,没有先进性。
·习近平的只有人话没有党话的新年贺词!
·吴稼祥“习李一年远超胡温十年”之说不怎么严谨
·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到底是“势力”敌对,还是党性本恶?
·得道多助,失道当然寡助!--对火烧领馆的评说
·不在于習是否想做事,而在于他懂不懂事
·“黄牛的品格千里马的气势”是要有就能有的吗?
·在王军涛论点上来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
·是政法委挑衅国民,还是国民挑畔政法委?
·拍蝇打虎所指全是果,时过境迁复又生,何哉?
·国民党能出了新,共产党为什么不能?
·活动在“教义”内,胆再大也改不了革!
·致姜维平:司法腐败只能说最严重不能说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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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彦永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命题失当

孙丰

   本文没有与该文在贬褒、谴责上的歧义,曾先生的命题是一个判断,就得据于判断是“使名有物”这个思维规则,用现在的话来说:判断就是前项与后项统一,或让后项属之前项;前项是名,后项是物(或质)。蒋彦永这个名(判断前项)真正所是的就只能是——人,自然意义的物质存在,而不是心灵意义的共产党员。

   只有在人心里,用某种原则为承认条件,人才是共产党员。是正常意义的人还是共产党员,这是不能混淆的两码事,分属两个世界。共产党从创立到今天也没将此上升到区分的水平。

   这个判断把客观事实当成主观事实来定义。在任何条件下蒋彦永都是客观世界的事实——人;只有在特殊条件下(心理承认)他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能抹煞他还是一个自然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品性仍然可以是自然意义的。先生使用了“真正”一词,可真正一词的意义是什么?对这里的澄清很重要:真正是对事物初始质的追问,即不以事物的直观显现为介定的根据,而是追问背后的本质。如果这里说的是人,所求证的就是做为物质之人的那些客观性质,不是心理状态。

   所以:自然界里或现实世界里只有真正的人,没有真正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并不直接地就是自然意义的人,而是自然人用一种特别的心理在人际联系上做的承认,是主观态度,是人与人的联系里的某种特定关系。但蒋彦永老人却直接就是自然意义的人。

   我请曾仁全兄能够与我一道接受:世界上没有真正意义的共产党员这么一个质的事实:只有在事关关系的条件下才有共产党员——

   因而这个命题把自然人的一些属性等同成了党性。蒋老人做的事并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这个特别的承认,而是因为他有常人心态,是自然的人性所驱动。有介绍他父亲的文章,也是位一丝不苟的诚者,还有他在台的亲属,他们的诚实、正派,是什么党的真正党员?所以把他的行为解释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原因,解释失当。

   蒋先生的人格里有两点让人敬仰:一是诚,二是正;这两点都是常人天然的伦理理想,不是由政党带给人的。全中国的人都尊敬他,世界上的人也赞扬他,并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而是因为他是人,他在做为一个常人方面所达到的境界——人伦日用上达到的境界。这种尊敬与赞扬也不是用了共产党这个标准,而是最一般的人性,人伦日用标准。

   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判断就把蒋老人的好人品归结为共产党的党性了,这就陷于与他的被拘禁的矛盾——拘禁他更是奔着党性——同一个性不能决定出相反的事实。只要说的是性(不论物性还是党性)就都是必然联系。党当然不是必然产物,是人的选择,但一个一经建成的政党其性质与它的名称间的联系却是必然的。

   所以说蒋彦永只是一个崇高、圣洁的自然人。

   正是做为人际联系原则的共产党惧怕崇高、圣洁——诚实,才拘禁蒋老人的。

   虽说我坚持的是打倒共产党这个立场,但不是为使性执气,而是基于对共产党这个名词的理性认识,所以我也并不说共产党是为着反人类,反崇高,反圣洁,反诚实,反对正义才创立的;并且我也承认马克思是为追求公平和正义;并且还认为陈独秀、毛泽东也是为正义所驱动才建党的,但这里所承认的只是他们的主观愿望,我同时还注意到在实践中更具作用的却是机制的联系:你不能不承认“共产”是个理性原则吧,而只是要理性原则,就按着不移的机制发生作用,不移的机制作用就是主观愿望所无法企及的。主观愿望是人才可能有的,是选择的力量——而机制是不能抗拒的必然力量,良好的愿望是出自做为常人的马克思和陈独秀,发挥作用的却是他们创成的共产机制。做为共产党学说的创立者的马克思,做为中国共产党创立者的陈独秀,就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正常意义的人了。正常意义的人的意识是从生命里发生,当然就是服从并服务于它所属的生命——以生命为责任,表现为良知良心;而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必须对共产这个纯粹理念负起责任,人的良知就为党性所代替。

   “党性”所内涵的是人承认自己为某党成员,并在党的理念下活动所带给他的观念变化。我敢肯定地说:蒋老人格中的意诚、心正这两大品格都不是来自共产党的党性,它有三个来源:

   一是来自人的所是,蒋老的人格就是一个“诚实”,其实,实也就是正,因为只有用来反映的与被反映对象的相符才叫实,真实是评价反映主体的;而“正不正”是以一个客体做为标准去评判主体意识是否与之一致。任何人在能用心之前就已经是人了,人心的所以形成就是由自身完成对自身的把握,所把握的是否是严格意义的自身,就是正,所有人的人格来源都是它的是人,这是最根本的。

   其二是来自家族传习,传习有生命的物质传承与家风的传承,家风是耳濡目染;

   其三是个人学养,他的所格之物、所致之知,培养着他的良知,他的意的诚,他的心的正,他的身的的修。

   我也并不否认共产党也有让人向善的号召,尽管我早己看出“为人民服务”最初是个良好的主观号召,但它淀化成的机制联系,所发挥出来的力量却全是负值的,它的实践后果就是人格分裂,但我并不说共产党愿望上没有向善的主观。我只是认识到:党性不是由主观号召所能规定的,而是由理性原则的机制必然地决定。我们得知道“人是理性存在物”这句话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人的主观原因的总原因,才能对所看到的原因做出恰当判断。它是理性运用的前提,它先天地包含了理性是按照机制联系发生作用的这个更前因。

   “共产”是一个理则,因而也是机制联系——并不是任何样态都可以叫做“共产”,关系联系中只有其中一种叫共产,因此“共产”作为联系样态就只允许自身唯一,它的唯一性转换成实践就是只准自已存在——专制;民主也是关系概念,它的机制性却允许各种相悖原则,转换成实践就是不同意见的并存。尽管共产党也有让人行为端正的号召,但主观号召面对不可抗拒的机制力量那是绝对的苍白无力。

   为什么《人民日报》向江泽民叫板的文章会说:“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决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这里就暗含着机制性作用:胡温做为肩挑民族责任的人,责任使他们感受到“矛盾凸显”,责任迫使他们的智力面对矛盾,感受到矛盾;如果换上其他人就不一定构成这种机制,比如像我母亲那样的九十多岁,又耳聋的家庭妇女,决不会处在与责任的联系中,感觉不到“矛盾凸显”。文章所说“矛盾凸显”就只是一个实际的经验事态,并没有看到其中的机制联系:中国社会的现实就摆在那里,不问你主观想不想做此认定,只要你来担这副责任,就会碰上它,若不想垮台,就非改革不可,这就是机制的作用。

   对此是所有理智健全的人都能承认的。可是,对共同承认的中国的现实,在如何摆脱危机,找出出路上,不同的人就有不同回答,因为发生机制作用的“要件”不一样:像江泽民就恐惧改革,因为所有改革不管是否自觉到,它都是向正、向实的方向的接近,总是对虚的邪的东西的排除,上海帮就是一批邪种,滚刀肉,任何正义、真实气象的奠立,都意味对他们的清算。在江泽民肩上既没有对民族的责任,甚至也没有对共产党的责任,他们仅仅是在为自己的命运找退路,就得拚命阻挡改革。

   而胡温呢?在客观上是国家民族的中枢,所有的困难都必集中到他们肩上寻求克服,所有的矛盾都流汇到他的责任里寻找化解,能不能在江泽民的旧窠里找到出路呢?如果能够找到也就积不成危机了,所以机制的力量逼迫他们势必求助改革。但造成改革必须性的真正根据是什么,却是他们并没弄清的,因这是潜隐的机制诈用,只能认识不能经验获得。其实就是社会理念在机制上的失真实与失正义。这个机制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人要走人路与社会却让人服从不相干的意识形态,就是人造意识形态与人路的冲突。

   无论改革者自觉到与否,改革都是增大社会理念里的正义与真实的含量——因为不实、不正,社会才陷于矛盾与危机的。人类的道路与人类的性质只有相符不相符这一种关系,相符必是正的、真的,一切不相符都是虚假、邪歪,只是矛盾的具体性掩盖了这个机制性。无路可走这个现实逼着他们去找出路,所以他们只知道找出路,却不一定知道出路就是让社会真实和正义——共产党既要共产,就弄不懂机制之学。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有效出路,但在短暂的有效性背后却是更深刻的危机。就因他们并没请醒到:任何改革的必须性都是由社会理念的失真、失正所引发,改革就是向真实、正义的靠拢。

   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这样来改革了,而是把社会理念果决地建到真与正上。也不会用这样的文章来叫板,而是赤裸裸地引进真实和正义。因他们的改革不是拥抱真实与正义,只是为寻找当下出路,所以就跟上一句:“不该变的决不能变,一变则自我瓦解。”——这是宣布他们的改革是以不颠覆共产党为前提,因而他们的改革并没把“共产”这个理则当成认识对象,追问它到底是真理还是邪理,他们是对共产的不垮负起责任的改革,所以主观要求再强烈,后果却还是反向的。因为人的道路只是对人负责任,离开了人伦日用,所有改革都是枉然!而让社会真正地真实与正义,又绝对没有“共产”的话路。所以他们的改革就不会有任何成效,反而孕育新矛盾。

   他们担心什么东西的自我瓦解?——元朝建的天安门,经了明朝三百年,李自成的大顺十八天,异族清政权三百年,中华民国(含复僻、割据)的四十年,又经历了中华人民只和国的五十五年,它也没瓦解;

   干共产党市委书记的叶利钦、干共产党特务的普京,又干上了俄国总统,做为自然之人他们并没瓦解,因此胡温的“自我瓦解”是盲概念,不光是欺人,也欺自己。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叙述:人是物质事实,除了用外力消灭,它不会因观念的更换而瓦解;

   而共产党是精神事实,本来就没有存在性,是皇帝的那件新衣,不瓦它也是解的!还对它的瓦解担哪份子心呢?这是胡锦涛的莫明。共产党的瓦解只是人心中某种联系的终结,废除,无碍于任何客观事实的常态!它垮了又怕啥?正是胡锦涛肩上有共产党这副虚无的担子发生机制力,所以他们要改革的愿望就为他们的糊涂所断送。

   还有另一种机制联系:就是我等,我们与胡锦涛等对社会现实的所见略同,但我们只服从人的原有之性,只追求对人的责任,只要能促进人类福祉,我们是什么瓦解都不怕的,只有对社会真实与公正的期待,没有对共产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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