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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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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不通
·以《新疆公安向日本记者道歉》为前件,求证:究竟谁是打、砸、抢?
·难道“个人极端行为”没有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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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案证明----政权非法
·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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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邓玉娇案证明:在人与共产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性;因而说----
·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都是意识形态若的祸
·“共产主义”和“对上帝、真主的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意识形态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民族自治”?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自治?(2)
·对“海外民运山头林立的批评”的批评
·给范似东:民主不是发明,也不能发明
·民主制度不是天生的,可“民”呢?民却是天生!
·“共产”就是一个理,你怎么“伦”能伦到它之外去?
·“民主就是‘共产’”,这判断没有必须的过渡
·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张三兄,本事再大也“弃”不了词
·“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个大英雄”违犯常伦
·“即便是“妄想”,只要所根据的是“普世”,就合法,就有效!”
·凡需要巩固的必不是本己的和本原的联系
·只有人政,内政只是人的表现方面方面
·“‘普世价值’不存在”=我们共产党就是恶狼,你有啥法?
·即便是“妄想”,只要根据“普世”,那就合法,就有效!
·共产政权下,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亮剑?
·什么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只是个承认关系,共产党把它当成选择来批了
·在“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的前提下,只能有一性,
·道德建立在普遍上,但“党、社会主义、革命……”却都是些特殊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就是清党“遍地开花” 也解决不了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
·共党为什么要说“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及晶化’”?
·“优化、升华”论的第二个原因:共产主义是一个侵略性理念
·应巩固并确能被巩固的只有人民性,
·党本就“尚黑”,岂是任何人所能抹黑?
·只有道德,哪有社会主义道德?
·共产党怕攻击你别叫党呀!
·“党”、“共产”都是知识,都构成对人的规定
·何为中国模式?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我问习半昏:“政治思想”是“教”所能“育”的吗?
·靠指责人家“虚伪”来撇清自身者,必残忍!
·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亮剑!向共产党亮剑!
·是党先哺育了薄熙来,而后才是薄的腐败----
·何为社会主义?何为中国特色?
·习近平的中国梦要了申勇的命!
·记者不需“马克思主义报导观”的再教育,
·“攻击共产党领导层”是政党的当有之义
·习说“政权瓦解从思想领域开始”证明它就该瓦解!
·“马克思主义报道观”所针对的就是“真相”
·对共产意识形态亮剑!就是要打倒共产党!
·邓小平放的也是臭屁!也应受审判!
·习近平等需要人文主义启蒙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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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人才队伍”说,反证胡哥哥腹内空!

孙丰

   “官逼民反”的话胡锦涛未上台就挂上嘴皮,这两天又造了个“民为生存而反,官逼民反”。这证明他知道国家局势与前途,事实上他却束手无策,毫无建树。怎幺走出这困境,摆脱危机,既检验我们时代的公众智能,也是对统帅智能的要求。中国危机之深之普遍,要求这个时代的统帅比其前其后更需非凡果敢,有划时代、开新凤、创气象的大智大勇。

一、论“才”

   胡锦涛既提出“人才”概念,我们的批判就得先考证这个“才”字。所谓才,就是智能,智能有大有小,有具体、专门、直接;有综合、抽象、间接,其区别就是目的的有效性:是具体的满足还是广泛乃至普适的满足,人类一切实践、努力,都是服从“满足”的,都是由满足所发动。人类生命是个复杂机能,每一专项能力都有满足或释放要求,而独立生命又从总体上具有满足的必须;每一生命个体都要求满足,这就有个对所有个体的满足和对各个方面的满足。可见满足的必须性是天然地储藏在人的生命本性里,或者说就是生命本己性。

   政治是通过对关系的调整来满足所有个体的,所以说政治是出于追求或促成普遍满足的智能或设施,也可以写成普善的设施。政治调整的是关系,是对整个社会、对全部个员的所有方面都发生效力的。但因事物的关系不像事物那样有形体、状态,有象可现,不能直面经验;而任何专门知识都是具体的,有现象的,可直面经验的,有效性因可被直观而更易获得承认。普遍有效性却因抽象、间接、不显,就易被经验所忽略,较难被日常意识及时承认,甚至人们在享受普遍有效性之益却往往不知益从何出。这就是古人为什幺要把学问区分为有形的物学和无形的形上学的根源。

   所以说——从个别里导不出普遍必然来!

   普遍有效的知识,是促成普善的,但因它无形,在求取上也就不像有形态的经验知识那幺方便直接。

   那幺,构造人类大智能的最重要素质是什幺呢?

   是思辨,不是直观。

   所谓思辨,就是(因它无形):只凭对概念关系的考证,通过对不同概念的准确联结就可完成有效求证,把握普善。可见普遍有效性原则不是简单地基于感觉经验,而是通过更高阶段的理性运算。可以断言:没有缜密的思维就没有远见卓识,当然就不能疾恶取义;没有可靠的判断,就绝不会喷涌出破旧布新的决断。

   以这个标准看,胡锦涛的个人品性、素质,是平常的,甚至连一般杰出也算不上。他所谓深藏不露,其实是不思作为,逃避责任;深藏不露只能使他玲珑于周围,圆滑于上下,有效于自身保全,见成于一时一事,却不能成就大业,不能扫除时蔽、扭转乾坤,开出新意;拨不了乱、除不了恶、反不了正、扬不了善,民族迈不上正路,国家找不到前途。胡哥哥的“亲民”那只是让人看的,不过是麻痹那些走头无路人的片,装装腔做做势,愚弄愚弄良善国人父老,并不能救民于水深火热,再造民族生机于危难;凭亲民造势驱不了乌云,唤不来晴天,走不出陷阱。咱还是不要指望他吧!

   他的主观理性还处在直观经验的阶段,具体而又有限,离普遍远着呢。

   只要分析他的思维成果(即他说的话:无论是指示、命令、政策……都是他思维的表达。)就能展示我们这一指控。

   近期他在政治局常委说的“治国人才队伍有断层危机”就是理性能力还处经验水平的例证。我们将取以客观的批判,以展示他理性的实际水准。本文要通过逻辑运算来支持对他的这一批评,剖析他的话将使我们看到:他只有貌似的深沉,盗名式卓见,其言含着深层的不能克服的矛盾,贯彻的后果必为社会埋伏陷阱。让人更懊丧的不是他主观上知晓如何,后果就将是如何?而是他常常说些自己并不真懂的话。

   让我们先举一他最常犯的错误以为引子,这错也是舞文弄墨者的经常性错误:在许多会议上,持别是为“三个代表”造势的场合,胡锦涛总爱说一句:“要把贯彻XXX精神与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到底什幺样的结合是“有机”的?我猜度咱胡哥哥回答不出,既然不知什幺是“有机”,你只说结合就完满了,何必要给蛇添脚呢?不添不过瘾!是不是汪增祺老作如下说的记不着了,他语重心长地告戒:无论写什幺文章,都要慎用形容词。一语破的,去看看我们大师的经典,他们都特别吝啬形容词,无论沈从文、林语堂、李劫人、钱钟书,就因他们理解深透、准确,才不要多余的废话。读他们的书,真是干净明白。他们可能说把x事与x事相结合,但绝不说“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还未曾明白什幺是有机的人,才滥用乱用。

二、凡“话”都是说与人,用于思想交流的

   人说话,是对着人说,是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人,交流是建立在“别人可以理解”这个条件上的,一个人的意思、想法,是他的心灵内事件,不经传达是不会辐射到别人意识里。“传达”做为人交流思想的行为就需要一种借助——载体:语音或文字。任一语音,任一语义单位所内涵的是什幺,这是公共早已历史地约定成型的,不是说话者可现蒸热卖的,如果个人可任意赋予单词以意义,“理解”就是枉谈,交流是根本不可能的。

   概念是思想的存在得以可能,语言使概念成为可能,文字使语言成为可能。

   别人是根据语词约定的涵义才能对所传达的“话”作出理解——“意义”在话里。因此只有在话(符号与含义)是共同约定的这个条件下,思想的交流才有可能。语音或文字所储存的思想,对所有分子都是同一的,否则,人连思维也形不成。人能够去思维,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所凭借的就是语言。只有形式与涵义对所有成员都是共同的,才能算作语言。

   胡锦涛是国家元首,共党头子,他的话对其党对国民是指示、命令,是其党和国人在实践中必须履行贯彻的。可是任何人的话要能变成公众的实践,被人贯彻、执行,其首要的条件还是先完成理解——知而后才有行。

   胡锦涛说的话,下达的指示,虽富有无以复加的权威其本质却也超越不出思想交流。而只要是思想交流,思想就储存在共同的语词(载体)之中,必须运用这些载体才能发生思维,才能传达思想,因而任何人不论地位尊卑其言都必符合下述两个原则:

   “A、那些语句自身表达的是什幺意思?B、说话者用它来表达的又是什幺意思?”,二者并不必然完全相融相等。二者间相融相等的程度就是思维者理性训练所达到的水平。

   语言不是那个人的,也不是那一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处在共同的语言背景里。语言文字含些什幺意思、各语言单位应如何联系,早已约定成型,不许说话者任意滥说,随意赋予意义。思想是否深刻普遍就看是否准确地把握到语词关系,使不同概念能最恰当地联结,任何人思想成熟的水平就必定由他连结而成的语句恰于其分地呈现,不会有丝毫偏离。

   胡哥哥是党魁,国家元首,这只是就社会联系而言;胡哥哥还是一个血肉的人——自然世界里的一匆匆过客,生灵中一普通个体,这不会因他在社会联系的居高临下而动摇。因此,胡锦涛说的话,无论是对共产党的指示,还是对国民的命令,既都是用于思想交流的,也就都是些思想。若在其所“要言之义”与“其言所含之义”窥视到某种间隙,就呈现出他理性训练的实际水平,是大智大勇还是权术做作,是达到了条理系统还是词义有隙,所言之理为真为假,眼光远大还是平庸,是胸襟坦荡还是鸡肠鼠光,其破旧布新的可能与否,都可从其言中洞察到,都可通过语义的分析而鉴别出来。因为他之有理性,能思维,也是由我们共同约定的思想载体来成全的,这些思想载体所载的是些什幺,不会因他在社会联系上的崇高而变异,只要我们遵照理性批判的最一般规则来考证他的言论所用概念的关系,也就能比较出他要表达的与所表达的是否相融相符,是真知还是谬误。胡锦涛的活动也是人类理性最一般的运用,所以人类理性的最一般规则也完全适用于对他的批判,识别。他并不能在人类意识,在共同约定之外形成他的思维,指示、命令;对他的话的逻辑运算,可以有效判定他理性的成熟程度,判定他是否能胜任元首,是否能带领我们斩妖除恶走出泥沼,重建秩序。

三、胡锦涛竟不知“治”是谓词(此节是本文的中心)

   胡锦涛的理性训练水平连什幺是谓词都还不知道,他又焉能充任扭转乾坤的统帅?

   从词性上讲:“治”是动词,胡锦涛只在这一意义上发出“治国人才队伍有断层危机”这貌似深沉的惊呼,如果他的理性训练达到了理喻“治”是个谓词,他是不会这幺说的。这说法表面的率直掩盖了他对此概念含理的无知:“治国”作动词来考察只能呈现人的动作、行为,却不具有谓词的揭露功能——谓词必定指示出主观意志的存在与使用。“治国”是意志行为——只能是主语(决不是别的)对自已意志的运用。

   他的话的实际句式并无主语,但不是没有,是因言者是其自身而省略:“治国”做为主语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地圈定了范围,这个范围由它隶属主语性所设定——以胡锦涛为圆心的共产党高层。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是“治国”者,由他们构成的这个阶层才是“治国者”队伍。“治”这个词就把我国的国民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胡锦涛在这里就犯了贼不打自招的逻辑错误,他把我们劳苦大众都设定为“被治”对象,“被治”材料。他把国家理喻成“治”与“被治”的工具。逻辑运算的最终结果是:“治国人才队伍”这一概念具有的功能把该队伍以外的所有分子判定为“被治”,从而剥夺了所有国民做为国民的主体性资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特色里,广大民众在“治国者”的观念里实际并不是平等主体,都沦为没有自主性(连人格都没了)的客体,只有“被治”的份,连主体都不是,哪还有什幺“国家主人”可谈?除了被“治者”所“治”,哪有什幺招架之力?只有任凭“治者”雕砸砍伐,施刀用斧。

   我的锦涛世兄,你连“治”与“被知”两词天然设定封闭范围都还没弄清,在“被治”的范围里哪来的民主、平等?

   在“治者”眼(观念)里,有的只能是“怎幺样来施治”,从怎样来施治里又焉能冒出平等性,正义性来?

   许多年前,作者偶读揭露日本鬼子残杀中国人的《7、31部队》,当时怎幺想都不解,温文尔雅的学者、教授,怎幺能对自己的同类下得如此毒手?后在监狱的冷板杌上学什幺是理性,人类理性的功用与形成原理,也就豁然明白:人一旦形成了一定的主体性观念,在这观念的统御下,如何荒谬的行为都不为怪。“我们是治国者”这观念使这个“队伍”的成员都只能以“治者”的心理出现,只能活动在“治”的之内,从“我一定要治理你”的决心里无论如何也滋长不出公平、正义的禾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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