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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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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胜之术只对胜负负责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2)

孙丰

   因为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回答:在毛泽东被“四五”的愤怒谴责送了终之后,在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的人从他的阳谋里拣回一条生命,在举国的讨伐之后,为什么会在今天出现毛泽东热?为了回答的有效性,我们定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一种“制胜的原理”,或“如何制胜的学说”。

   可是我们就陷于“难道人类的任何活动能不是以成功为目的”的吗?这种常理的追问。因此我们就得指出:制胜虽然就是成功,就是目标的实现,但只有从任务的眼光来看才有成有败,有胜有负;可是人类生命的存在并不是出于为完成某种任务,生命不是为任务而成为生命的,生命就是生命,没有任何的附加,因而人的社会存在是因生命必须实现,不是为完成任务。任务是生命实现之路上的相遇,一律不是本质,只是生命本质的一定表现,一定表现环节。把一个临时的临界而生的生命实现所应克服的事件,上升为生命的目标,目的,本质,就颠倒了人类本性是生命实现这个根本性命题,陷我们的实践于歧路。

   制胜之术只追求成功,只对胜利负责。而胜与败只存在在相对力量之间,是一帮人对另一帮人的较量。绍山冲的红太阳毕生的智慧都仅围绕这个观念而使用。许多对毛泽东的研究都惊问:这位旷世枭雄的前半生是一条总走向成功的足迹,而后半生却总是失败。这一立论是以1949年为分水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立论是因只从直观,从现象的层面来看问题,并没看到分水两边的历史本质。让我们抛弃毛泽东研究的这些立场,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描述人们的这一观察吧:

   我们说在这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毛泽东并没有变,他的错误也不是因为“晚”年——党史清楚载明他晚年的错误在壮年的早期就已在湖南、江西、福建预演过,请看有关《富田事变》的那些史料,被指为因“晚”而犯的错误倒只是对早年所犯错误的重复。就否定了“晚”是错误的原因。其实,变了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历史现实。对于共产党来说,变了的是历史任务。

   49年以前,共产党的任务是逃命、突围、生存,摆脱危险——可描述成:怎么样存在下去;以及怎么样从被动挨打地位转入战略反攻,争取对国家政权的占有。

   这样一个任务可以简约成——如何取胜!

   而49年以后呢?共产党的地位变了——不再是如何攻击,而是如何管理,如何发展。遗憾的是咱们那个太阳的观念没有变,依然红——他颈上挑着的是个除了求胜不再有别的的脑瓜。共产党地位的改变实际上是整个存在背景,存在任务的改变。此前,共产党这帮人能做为一种力量是对着做为力量的另一帮人才成立的,它是对着民国政权而使用力量。

   显而易见:共产党是种攻击力、破坏力;且,只是种攻击力与破坏力。

   这样的任务也是有规律的,也需要智慧,毛泽东的全部智慧就是如何攻击、如何成功破坏,在这方面他胜过了向仲发、王明、张国涛、李德、周恩来……他懂得攻击规律。那些人却只有破坏愿望,缺乏撑握规律的智慧。那些人用狂热的破坏行动把他们的党弄到绝境,没咒念了;毛泽东才受命于危难,用被人一再嘲弄的乡巴老路线,战略,终于从眼看断气中把共产党带出困境,取得了政权。这是一个事实,他自己,他们党错看了这个事实——没有看到争取胜利的规律只是人对人如何发动攻击这个狭窄范围内的。并不有效于管理。这样的胜利容纳方法上任何夸张异变,不受人性道德的约束:互相残杀、种大烟、权术、破坏,欺骗……都凑效,都具有对攻击、对破坏的满足性。但时势变了,任务也变了:对于共产党已经不再以相对的那个力量为自己存在的条件了,而是以国民生命如何实现的更充分为其任务,因而用于攻击,破坏的规律没有效了,以争取胜利为出发点的路线应让位给认识世界,认识人性本质的路线。发现任务的改变并不难,但用于任务的那个态度的更换却很难。毛泽东脑子的观念没变,无论碰上什么事情,他用以反应的还是“如何制胜”,他的脑子里潜含的只是个“我必须胜利”,明明是管理行为,他却说成斗争;明明是自然村落他却非要改成:团、营、连……改成人民公社。他要“‘坚持’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或路线里的“坚持”就是对他的心理异变的有力的心理学揭示:他意识内部一种固化了的意念,必须要先已有之而后才能坚持,证明他不自觉地把他求胜的那个意志贯彻在新时期、新条件、新任务里。他的理论叫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他引为自豪的这一理论其实是种精神上的钙化。

   如果有冷静的态度,施以逻辑的抽象,他这个命题也就获得如下分解:

   1、脚下的现实地基已经没有斗争任务,但毛爷只有个取胜的脑瓜,取胜的要求(意志),却不自知;

   2、只有通过“坚持”,那钙化在他脑子里的取得胜利才喜悦的情感,才能被保留在新历史任务里,保存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不再需要胜利的时代里;

   3、这里发生的是心理学上的某种无意识默化,明明是他的一种只有取了胜才足以发生兴奋激动的情绪,他对此并没有觉察,却用了可加意识的“继续”把一种淀化的心理要求保留在没有这种关系的现实中;

   4、事实上被继续的不是“革命”,而是他自己并不自知的“自我”,在共产党历史上“革命一直就是自我”,谁能摆脱自我?经验的心理就把评价概念的“革命”主观化为自我——并默化成攻击的或破坏的人格个性。

   我想把毛泽东的个性心理概括为“寻衅性”。并且我在一般意义上(非专门的)思考了十年,发现:共产党人给他们领袖的那诸多光荣,其实都可纳入“寻衅”之下,获得普遍的解释而绝无矛盾。

   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只关乎“如何取胜”的学说或制胜的方法论,在这个定义之下,在相当大的有效域里,也可以通俗他为以“寻衅”为特征的思想。毛泽东一生的最高成就就是“寻衅”,发难、攻击、破坏。

   读者若有兴趣可以拿这些原则去套他的所有行为,你不会陷于矛盾。

   如果这一分析能够畅通,那么,在建政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坚持,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事实,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产物,一个果实,是毛泽东的作品,是他的私有之物,是他的专利。

   如果可能你试着用这样一种假设来想像,当现实特别让你不满,你想讽刺它,蔑视它,并期望获得一个广泛的联盟,你会不会想到抬出它的专利所有人来呢?

   用毛泽东来蔑视江泽民——因毛泽东思想这一制胜之学的时久作用,使国民把这个国家看成他的,至少是他的智慧之果。但现实糟透了,现实呼唤人们来再视它,抵制它,他视它,并且在这个事物的来路上完成这种讨伐,鞭挞,唯一的可选择的对象是毛泽东。

   当现实需要人们用一个被人们唾弃了的恶魔来诅咒、来讽讥,来煞气、来解恨的时候,这个现实政权是比恶魔要恶上不知多少倍的了!

新世纪 (1/8/200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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