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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岁月》
《我的文革岁月》沈福祥著
·内 容 提 要
·自 序
·目 录
·第一章 童 年
·第二章 走进社会
·第三章 户口迁移记
·第四章 临时公民的外延
·第五章 上 访
·第六章 投入党的怀抱
·第七章 抄家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第九章 密 谋
·第十章 拉大旗
·第十一章 承认
·第十二章  第一号通令
·第十三章 万人大会后
·第十四章 组织改名
·第十五章 机关琐事
·第十六章 赤卫队的失败
·第十七章 红工司走上顶峰
·第十八章 抵制经济主义“妖风”
·第十九章 北上首都
·第二十章 面对反对派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人物
·第二十二章 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哄闹
·第二十三章 解散前后
·第二十四章 重拉队伍
·第二十五章 秋后算帐
·第二十六章 悲凉的起义
·第二十七章 还是阶级斗争
·第二十八章 文革冤魂
·第二十九章 反思“社会灾难”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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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重拉队伍

我骨子里不是造反派
   人的命运实在难以捉摸,一星期前我还可以调动数以十万计人马,做前呼后拥的造反头头,一夜过后,我手中的权就被剥夺了,接着做了几天快乐逍遥的白天“囚犯”。我从工人文化宫接受审查出来后,就立即回厂去“抓革命、促生产”了。
   当我重新站在平洗车的出布岗位上时,似乎感觉我昨天还在生产岗位上,一百天的辉煌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过去的一百天里,我隔上一段时间回厂,总有不少人围着我,而现在只能顾影自怜了。看来人的价值也是“随行就市”的。
   我的顶头上司带班长――一个老泰兴,人称“大梦”的老好人(因为他口头语好用“别做大梦”来告诫工人要认真工作,一天不知要说上多少句,故大家尊称他“大梦”)。我向他报到,说我回来了,请他安排工作。
   他笑了起来:“别说梦话喽。”一口浓重的泰兴话。我说真的,旁人也证明说这是真的,他才点点头:“回来好,回来好。”遂把我安排在原来的岗位上。

   现在,我满耳是轰隆的机器声,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眼望流不断的从头上飘下来的灯芯绒布,晃若隔世。
   这时的上绒厂,大权已经被工总司造反队夺下,上从党委书记厂长,下到车间支部书记主任,全部“靠边站”,(靠边站是指当时的当权者――党政领导人从权力座位上下来,交出大权,这是从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一位排长的口头语取来。)上上下下掌权的人物都换了马,现在掌权的头头们,其中的有些人,平时的所作所为和人品是令人摇头的。(我们车间的造反队头头,就是原来被我口诛笔伐的人物。)他们在忙于召开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大会,批党委书记,批政治部主任,批车间支部书记。
   说来我这个人也真是“贱骨头”,当我看到现在掌权者们的“胡作非为”之后,我又不安份了,我头脑中受共产党教育的正统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我要为当权派“靠边站”后被批斗的过激行动鸣不平了。剖析我自己,我不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正统的思想始终左右着我的行动,在我的一百天的造反史中也处处可以看出,我无所谓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我只是一个受共产党传统教育出来的信徒,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一个狂热的追随者,其根源是由于我的不公平的遭遇。但我从心底里却是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为了建成一个真正的完全按毛主席教导的、完美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没有官僚主义,没有不公正,一切为人民服务。
   这时的我认为,让现在这些人掌权是破坏了党的领导,是坏人掌权,不能让这些人掌权。相对来说,我在感情上同“靠边站”的人靠得近一些,于是我就在批斗会上大胆地指责造反派头头。当然,要指责他们,就要有政治依据,要有“武器”,“武器”是简单的,首要的“武器”是毛主席语录。譬如用得最多的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射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也不是党的领导。另一个“武器”是当时的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对这些社论认真读上两遍,用有关的段落和提法,再结合本厂的情况 ,来指责他们,打击他们。譬如,用:“党的干部95%是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用来保护我认为要保的原当权者。虽然批斗会上只有我一个人唱唱“反调”,但往往由于我这么一冲,再有人附和,气氛就被我破坏了,要么草草收场,要么不敢为所欲为地批斗。
   我不光是在批斗会上发言,在会后,我经常铺开白纸,提起毛笔,饱蘸浓墨,仔细回忆会议过程,抓住某一头头的一言一行,用大字报,上纲上线,大批这些混蛋。
   我在工总司造反队一统天下,夺权在手的气候下,用大字报公然称他们为混蛋头头,其轰动效应是震动全厂的。当然,我注意立论牢靠,用新出的社论来武装自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记得我用了一篇当时出的社论《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来打击他们,打得他们那个痛啊!他们原来是在四清社教运动中挨整的人,他们的造反动机可能就是因为吃了四清运动的苦头。而现在中央却突然出了这么一篇社论,太好了!立刻被我装在“枪膛”中放了出去,我用大字报称他们的造反是要推翻四清成果,为自己翻案,完全是在造无产阶级的反。这一棍把他们打闷了,他们暂时不敢开什么批斗会了,在群众中威风扫地。
   我这种毫无顾忌的冲杀,虽然痛快,但是,结下了仇恨,为他们日后报复播下了种子。
   垂死挣扎的人
   在这段时间内,我特别惦念红工的群众,惦念这几十万失去了组织依靠的队员们,也惦念着各基层组织的头头。
   组织被解散,总部被接收,心灰意冷的群众大多数成了“逍遥派”,好多队员什么组织也不再参加。有些活动能力强的,不甘寂寞,投到工总司麾下,但是,在后来工总司的“内战”中,他们却成了牺牲品,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挨整了一段时间。
   解散以后有没有掀起一点“浪花”的呢?也有。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卢湾区的红工分部人员,他们活动能力特强,二月十七日的通告后,他们摇身一变,进入了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还似乎掌握了该区的宣传大权,他们把红工司的《红色工人报》与工总司下的《卢工造反报》合并,改名为《无产者报》,报的版面和内容,简直就是原《红色工人报》,在三月九日的这期上,竟然发表了一篇《红色工人报告别读者》的文章。
   他们在文章的开头,对于二月十七日的通告的态度是这样写的:“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红色工人的各项有关问题最亲切的关怀,最英明的决定,我们全体革命的红色工人应该坚决响应,坚决贯彻这项文件,不折不扣地执行并做好这项重大的工作。”
   这些“最亲切的关怀”、“最英明的决定”、“坚决响应”、“不折不扣地执行”等等的话总是要说的,就象大臣在跪接皇帝赐死的毒酒时,必定要说“臣领旨谢恩”一样。
   接下来,文章把《通告》之后,各单位辞退大批红色工人,乘机对红色工人进行阶级报复称之为是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以及假冒革命组织名义的人的垂死挣扎。
   错了!可怜的同志们!我理解你们如此措词,但这决不是走资派、牛鬼蛇神或假借革命组织名义的人之所为。走资派、牛鬼蛇神早就被踩在脚下了,也没有这么多人“假借革命组织名义”,这是大势所趋,这是“御旨”的力量。实际上,垂死挣扎的正是你们,正是我们。
   虽然他们改头换面,利用工总司的外衣,顽强地坚持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用最左的语言和赞美伟大领袖的词藻作掩护,揭露一些对红色工人歧视迫害的阴暗面。但这些人搞的时间不长,不几天就被“溶化”了,失去了他们的笔杆子。王洪文和张春桥是不会容忍红色工人的存在的。
   卢湾的这些红色工人,他们原是反对总部,与总部闹独立,另立山头的帮派团体,到了组织解散后,他们在工总司的旗号下继续为红色工人说话,其勇气可敬可佩。但是,时至今日,这些人的帮派思想还继续存在,在该期报纸上同时出了一篇“揭发红工总部一小撮常委的罪行”的文章。文章以整版篇幅,揭露了所谓常委们的罪行,内容大多是失实的,偏激的,有些是道听途说,有的是夸张了的事实,有的纯属造谣。这种兄弟相煎文章的出台,其效果是“亲者痛,仇者快”。他们口口声声为红工利益,但并没有大局观念,而是为他们小团体的利益,为小团体的头头们出了一口气,一口受了殷庆宝排挤打击的乌气。
   在我厂里,我这保皇的角色一直在做下去,我不断有大字报贴出来,抱着一种轻松的、近似于游戏的态度,不断攻击造反队的批斗和和他们的行为,在这种笔墨游戏中,我一直处上风,一种胜利者的自我陶醉,使我出足了风头。
   而这时的三、四月份,上海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市委已经全部靠边,新生的市革命委员会――市革会在执掌着全上海的党政大权,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已经全面瘫痪,工总司成了一统天下的掌权组织,从市革会到各区革会,到各系统、各基层,全部由造反队掌权。
   但是,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例外。
   雄踞上海东北角的上柴联司和支联站
   这个例外是上海柴油机厂。
   有着上万名员工的上海柴油机厂,雄踞在上海东北角的军工路上。这时厂内有两派组织,对立严重。一派“上柴联司”在与工总司挂钩的过程中,不知何故,失去组织关系,没有隶属于工总司,后来他们就自成一体。而另一派“上柴东方红”却挂上了工总司的组织关系。据说“东方红”里干部较多,被大家视为保皇派,群众基础不及“联司”,但既挂上了工总司的关系,就得了势,两派的内战最后打到社会上,互相张贴和散发大幅标语和传单。
   上海市民中普遍支持联司,并且形成了一股支持和同情联司的力量。这里面是不是有对弱者的同情呢?也许有。
   我很难说清上柴厂两派组织争论的问题究竟谁是谁非,仅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联司的宣传舆论工作做得极好。一个万人大厂中的一个组织,能在大上海铺天盖地张贴大幅标语,是很了不起的,给公众的形象,它是真正的造反派,是反资反路线的英雄。广大市民从文革开展以来,几乎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对官僚主义痛恨不已,对曾受过当权派压制、甚至镇压的造反派比较同情。但市革会却表态支持工总司属下的“上柴东方红”――实质上的老保组织,这样,市革会、工总司就站到了全市人民的对立面。这是不是有对造反队夺权后的失望心里呢?或许有。
   人们有了支持联司的思想,上柴联司就有了群众基础。然而,掌了权的,为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稳固,必然要压制这全市仅有的一个反对派――这个同工总司一统天下相比起来,似乎是徽不足道的反对派。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压制反而进一步激起了市民对上柴联司的同情和支持,对市革会的倒行逆施,深感失望,而这时又有一部份人,由于没有挤进造反队夺权的行列,促使他们转向联司。于是,在上海,各种同情、支持联司的势力很快形成了一股支持联司的政治风暴,各区各工厂,支持上柴联司的组织纷纷成立。以上海某汽车配件厂的陈卜昌为首,组织了全市性的“支联站”――上海支持上柴联司联络站,各工厂的支联站组织纷纷向陈的大旗靠拢。当然这些组织一出现,就遭到工总司的压制,但压制又强化了市民的造反心理。――上海滩,一个个“真造反”的组织揭竿而起。
   这时,上海的临时工和外包工们,却在二月十七日的通告后,被大量辞退,在这生产萎缩、乱遭遭的时代,哪里会被及时重新安排工作呢?这就意味着失业,意味着生活的艰难。
   我关心上柴联司的命运,市民对联司的热情支持,支联站的出现,激荡着我的心扉。我收集上柴联司的宣传品,了解上柴厂的文革情况,有意在厂里建立支联站组织。而“临兄”们的命运又让人揪心,这时殷庆宝和王继鑫几次三番来厂拉拢我,要我为“临兄”们出力,重拉队伍。我考虑后认为,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能局限在厂内小搞搞,决定随殷、王去重拉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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