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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岁月》
《我的文革岁月》沈福祥著
·内 容 提 要
·自 序
·目 录
·第一章 童 年
·第二章 走进社会
·第三章 户口迁移记
·第四章 临时公民的外延
·第五章 上 访
·第六章 投入党的怀抱
·第七章 抄家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第九章 密 谋
·第十章 拉大旗
·第十一章 承认
·第十二章  第一号通令
·第十三章 万人大会后
·第十四章 组织改名
·第十五章 机关琐事
·第十六章 赤卫队的失败
·第十七章 红工司走上顶峰
·第十八章 抵制经济主义“妖风”
·第十九章 北上首都
·第二十章 面对反对派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人物
·第二十二章 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哄闹
·第二十三章 解散前后
·第二十四章 重拉队伍
·第二十五章 秋后算帐
·第二十六章 悲凉的起义
·第二十七章 还是阶级斗争
·第二十八章 文革冤魂
·第二十九章 反思“社会灾难”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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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解散前后

夺《支部生活》权的闹剧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的上海,为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而忙碌,各派造反力量为了挤进这上海的权力机构而争斗。在100天前,人们刚起来造反时,谁也没有想过夺权,随着形势的发展,经过几十天造反生涯,造反头头们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的生活,或者说已经尝到了执掌权力的甜头。是啊,人们在尚不明了真正的民主是怎么样的民主时,人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顶着各方面的压力起来造反,但是,当自下而上的夺权,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按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授意夺权开始后,头头们脑中仅存的一点点可怜的民主意识荡涤殆尽,权力的私欲被挑逗而急速膨胀开来。
   中央可能以为这些造反派的头头是一股新生的力量,实际上,他们在这一百天里,一下子暴发起来,已经迅速地腐败,成为权力暴发户,成了新生的权贵。他们掌了权,绝对比不上那些老的当权派,比不上那些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考验的革命家。
   在这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形势面前,我们红工司的头头一无所知,因此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我们的组织又一次被排除在外,已成定局。这样的后果究竟会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王继鑫、郭文美两人是怎样想的,费敏璋和殷庆宝又是怎样想的,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
   这段时间,我有时灰心至极,很想退出这场人间的大闹剧,可是真要这么做,老实说于心不甘,唉!还是做我的组织部长吧!可是,有时我却又思想活跃,很想为四十万红色工人切切实实做点事。

   一天清晨,从家中出来,经过一夜在家好睡,我神清气爽,乘在电车上,一路观赏着沿路的标语口号(从马路两旁的标语,可以观察到上海的形势发展),这天窗外掠过的口号都是夺权的内容。
   在这一片夺权声浪中,我十分天真地想,上海的造反派们都在夺权,我们为什么不也去夺权呢?
   夺市委的权?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敢想的,红革会几次夺权都没有成功,我们肯定办不到。记得在我即将去北京的前二天,我召集各分部各系统的头头们来总部开会,我原本的意图是就费敏璋拒绝签字的错误向大家进行解释,说明那天在锦江签字的经过,以求得下属的谅解,要求大家面对外界的压力同心同德,渡过眼前的难关。在我的解释下,人们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并没有向我发难。
   不想在会议快结束时,那个草包后勤部长钱桂芳突然窜进会议室来,用他常委的身份,大放厥词,号召大家夺权。他歇斯底里的讲话和提出夺权的号召,使各分部的头头们愣住了。大概“夺权”这一字眼对于我们这些“临兄”太陌生了。也或许大家被他的歇斯底里的形象糊弄住了,人们屏住呼吸在听。这一来,这个草包就更来劲了,歇斯底里更为发作,用更神精质的语言,混乱的逻辑思维,唾沬横飞,要人们现在就跟着他走去夺权。这时,草包的夫人――那个身材丰膄的女人不知什么时候也站在了丈夫的身边。指手划脚地在帮衬着丈夫,仿佛这时的天下已经是他们夫妇俩的,仿佛红工司的总部和组织部的权力已经全部被他们俩夺到手了。
   我对这眼前的闹剧出奇的冷静,似乎在看一个小丑在演一场拙劣的戏,我很厌倦,以至于打起了瞌睡。当我被一阵脚步声弄醒,杨福海嘻嘻笑着告诉我,草包带着人去夺权了。
   去夺谁的权呢?可笑得很,也亏他想得出,去夺党刊《支部生活》的权。我不由大笑起来。我环顾一下,我们组织部的人都在,没人跟他走,下面的头头们只是被他带走了一部份人。我的人都在看着我,他们看出了我的态度――不屑一顾。
   我对剩下的头头们宣布,我要去北京,为了铁路上的情况去北京,尽一切可能利用14次列车的光荣挽回组织的颓势。
   已经时近半夜,不断有人把钱桂芳的“夺权”消息送来。开头二拨人的报告还当正经事来向我报告,后来的几拨人则用嘻嘻哈哈的玩笑口吻来说。前面的人说钱如何劲头十足地带人冲进了《支部生活》,最后来人则说他挨训的那个熊样,听得人们哈哈大笑。我的好奇心被引起来了,要去看看这难得一见的场面,在我的一声招呼下,我们下了楼。
   《支部生活》杂志离我们总部不远,不一会儿就到了,我们从静悄悄的马路走入《支部生活》那扇厚重的小门,进门就是平时接待群众来访的接待室,接待室里还剩下七、八个人,居中的就是那个草包,低着头被一中年干部训话。他皱着眉,苦着脸,一声不啃,他那思维混乱的脑子,似乎在努力思索:为什么兴冲冲来夺权,反而被训?他的荣辱与共的妻子站在他身后,一脸的惊恐和不安。
   只听那个干部训道:“我们《支部生活》是中共上海市委的刊物,是共产党的宣传舆论工具,是党内的刊物,你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来夺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你钱桂芳竟敢来夺共产党的权!你好大的胆!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说到这里,这名干部这发现我们陆续进来的人都是陌生面孔,于是他把话头停住,对我们审视了几眼。稍停,他又继续说下去,语气变得缓和一些,内容也开始转变,把调子降低三格:“革命造反,是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和修正主义的反,你钱桂芳竟造到《支部生活》来了,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大方向错了。”
   这名干部一面说一面还是不断转过脸来揣摸我们,终于,被他看出我是这群人的中心人物,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
   我始终一言不发,看这干部如何发落草包,然而我的身份还是被那草包夫人暴露出来了。她不知怎么,大梦初醒,向我奔来,急急向我求助,要我出面讲讲话。
   《支部生活》的另一干部,从草包夫人的口中,知道了我是组织部长后,马上对那位训话的干部耳语了几句,那干部的训话内容调子马上又下降三格:“你们红工司是一个临时工外包工的群众组织,我们对你们的处境非常同情,同情你们受歧视的地位和遭遇,我们在接待工作中,也不时听到群众的呼声,我们《支部生活》深表同情,尤其是你们在政治上的待遇……。”
   这些话分明是在说给我听,其用意显而易见,生怕把事闹大,想把事件就此了结。此人深谙世故,像钱桂芳这样的草包,可以用大帽子吓唬,但对其他人就未必行得通,他以退为进地说了上面这番话后,观察着我的反应。
   我有点幸灾乐祸地向神情木然的草包看了一眼,心情十分轻快,微微一笑,转身向外走去,我带来的人也随我向外走。草包夫人慌了,忙不迭地上来叫我,让我救她的丈夫。我笑着说:“由你夫人保驾足够了。”我走到门外,殷庆宝贼 嘻嘻对我说:“这小贼,让他去。想权想昏了头,夺权夺到这里来了。”原来他也来了,站在门口看戏。人们嘻嘻哈哈地在马路上笑了一会,这场丑剧就这样结束了,事后知道《支部生活》借给他几大本《大参考》合订本打发了“草包”,这“草包”在过后的几天以几本《大参考》自我陶醉了一番,还真有点阿Q的遗风。
   我成熟点了么?
   回想到这里,车已到外滩,看着车窗外掠过的市劳动局的牌子,我心中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们真正要为四十万临时工、外包工,即今天的红色工人做一件大好事,主宰自己的命运,何不去夺劳动局的权呢?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和该做的事。我一时为我的想法而兴奋。到延安东路,我转乘71路车,在车上我继续盘算着这件事。到了总部,我带着车上的兴奋,告诉杨福海,我刚才在车上想起夺权,我们应该去夺劳动局的权。
   他听了高兴地说:“对呀!早就该这样做了,你今天是怎样想起这个问题的?”我说我也是看了外面的形势才触发起来的。
   他说:“你们常委是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心想,“讨论?常委们讨论?”我的情绪不由得从兴奋中跌落下来,不由叹了口气:“老杨,你看他们这些人在做啥?他们会想到这些问题吗!真正在做事的只有我们组织部。”
   杨福海看着不无悲愤的我,完全领会了我的意思,他对我的牢骚是有同感的,他们也时常这么说。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停了一会儿,他说:“如果你起来带头,我们支持你,而且也一定会得到下面的拥护。”
   是的,他的话没有错,而且也是真诚的。但我并没有被鼓舞起来,相反,我一想起我们这些常委的所作所为,联想到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和上海的遭遇,我对这革命造反,实在看透了,也灰心了,早上的好情绪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这人从骨子里就没有个人政治野心,我在一个错误的历史时代,错误地进入了这个造反角色里。一开始,我仅仅从我个人的生活遭遇出发,带着良好的愿望,想象着通过这场革命,使人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下,过上尽善尽美的生活。但我这个乌托邦式的肥皂泡很快就破灭了,随着这场革命的逐步推进,使我看清了它是丑而不是美,也使我从幼稚的革命狂热中冷静下来,认识了我自己,认识了人的灵魂,人的丑恶。我彻底厌倦了。我一声叹,默默无言地结束了我这几小时的、可以被称作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狂热。
   我似乎是成熟一点了么?
   (后来在组织解散后,只有我一人在同市劳动局的吴永法在进行善后工作。一天,我们在回收散失的物资时,他对我在这样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仍认真地工作,不由叹息起来,他说:“你们常委真不争气:费敏璋拒绝签字,其他几个常委又有生活问题,实在不像样,本来上面有意图,要把你们结合进市劳动局革委会的,……。”他不无惋惜地看着我,半天才说:“如果都像你就好了。唉!全市的红色工人,算是白白造反了。”难道,这就是我们这场造反的真实评价吗?)
   欲进不能想,欲退亦不能。组织部的工作总是要干下去的。
   面对下面的反对派力量,我以响应工总司提出的精简口号为借口,制定了精简各分部、总队脱产头头名额的方案,试图用削减人员的办法,削弱他们的力量,缩小他们的权力,其真正的矛头指向那些反叛的几个分部,和具有强烈独立倾向的纺织系统的分部、兵团之类的下属组织,竭制他们的反叛倾向,限制反对力量的扩大。
   这一举措遭到了下面的反对。我太傻了,也太认真了,目前我们红工的地位,已使总部的权威大不如前,但我却下文件缩减脱产人员编制,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剥夺掉,行得通么?一纸空文能削弱他们的力量么?
   中央解散临时工组织的通告
   1967年2月中旬,我还在苦苦支撑这个支离破碎的红工司的时候,2月18日,突然传来了中央的通告――解散全国的临时工组织的通告。
   这犹如一声晴天霹雳!让我们不知所措。
   所有的常委总算被惊动了,总部见到了他们多日不见的人影。
   全体常委在大队部陈铭声的上海第九印染厂厂里的地下室开常委会,商讨对策。
   我们先对这一通告的全文作了文字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这一文件的措辞是含混不清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解。你可以是理解为是对全国性的组织 “全红总”的,与我们这些同全红总没有组织关系的组织无关。但是,从全文的要求和目的来看,从全国的形势来分析,又完全可以理解为:全国所有的临时工组织必须解散。这一文件使人在理解上产生歧义,它不像法律文书那样用词确切。这种用词含混不清的中央文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屡见不鲜,现在看来是不是上面有意这样措词,用来探探全国势力强盛的临时工造反组织的反应呢?这种可能也许会有,但是,中央要直接下令解散全国所有的临时工组织,只是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因此,更为可能的是,当时许多身居高位的要员本身知识层次很低很低,因此,经常下发让人模棱两可的文件,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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