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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岁月》
《我的文革岁月》沈福祥著
·内 容 提 要
·自 序
·目 录
·第一章 童 年
·第二章 走进社会
·第三章 户口迁移记
·第四章 临时公民的外延
·第五章 上 访
·第六章 投入党的怀抱
·第七章 抄家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第九章 密 谋
·第十章 拉大旗
·第十一章 承认
·第十二章  第一号通令
·第十三章 万人大会后
·第十四章 组织改名
·第十五章 机关琐事
·第十六章 赤卫队的失败
·第十七章 红工司走上顶峰
·第十八章 抵制经济主义“妖风”
·第十九章 北上首都
·第二十章 面对反对派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人物
·第二十二章 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哄闹
·第二十三章 解散前后
·第二十四章 重拉队伍
·第二十五章 秋后算帐
·第二十六章 悲凉的起义
·第二十七章 还是阶级斗争
·第二十八章 文革冤魂
·第二十九章 反思“社会灾难”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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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赤卫队的失败

解放日报事件
   六六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解放日报事件”是红革会挑起了这场战斗,工总司插进去支援红革会。他们忙于争夺宣传工具和宣传阵地,闹得不亦乐乎,而我们则忙于组织的建设和筹备文化广场的大会。造反派在努力迫使解放日报——市委的机关报就范,致使解放日报停刊。赤卫队在此时匆忙登台,万人大游行,提出针锋相对的口号: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在造反的浪潮中,人民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对官方的喉舌——解放日报真的是那么要看吗?会真心实意地去游行要求看干巴巴的八股文吧?这就导致了赤卫队失去民心,成了上海最短命(66年11月23日成立至66年12月31日瓦解)的群众组织。
   赤卫队的兴起,不是偶然的,他们本是一批对党和社会主义有着深厚感情的人,阶级出身较好,干部、党团员多,工作积极肯干,每次政治运动也都冲在前头,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历次运动的“打手”。文革发生后,在造反派的冲击下,这些平时的“天之骄子”,在上面的授意下,自上而下组织了这支“近卫军”,他们的组织成立和形成当然不会遇到造反派成立时的阻力和风险,他们有市委的支持,可以堂而皇之地按系统迅速组织起来并立即获得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市委御用工具得天独厚的地方。
   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上海两大工人组织——工总司和赤卫队并没有正面冲突,赤卫队只是在游行示威,在舆论上“作战”,老实说工总司反而处于守势。但是市委在处理事件中却节节后退,以图息事宁人,逼使赤卫队在色织廿四厂中向造反派——工总司发动了强硬的进攻,扣押和禁闭造反派。
   这个时间表是这样的:

   11月26日赤卫队成立(一说11月23日)。
   11月30日红革会进报社,事件开始。
   12月1日工总司正式加入。
   12月2日赤卫队游行示威,正式亮相。
   12月5日或6日市委代表王一平和宋季文在谈判中,被迫在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解放日报事件开始平息。
   12月7日开始,赤卫队动员了大批人员在色织廿四厂围攻和扣押造反队。
   12月8日夜,红工司在文化广场万人大会后派二千人去色织支援工总司,插入色织廿四厂事件,大批红工司造反队员被扣押。
   12月9日下午,红工司调动十万人在色织廿四厂向赤卫队发起正面进攻,冲入色织廿四厂,救出被扣押的大批造反派。市委出面三方连夜谈判。
   12月10日,曹荻秋签发市委12号文件,答复工总司,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工总司人民广场大会
   我们红工司从正面为工总司向赤卫队冲锋陷阵,显示了上海造反派的力量,事实上为工总司开辟了“第二战场”。事后,我们并没有在上海造反派中占有一席地位,我们始终处于低下的不平等地位,临时工受人歧视的命运,并没有因为你高举毛泽东的旗织,高呼最革命的口号,干了最革命的行动,从而有所改变,即使你实际上已经为人作了“嫁衣裳”亦没有得到承认。“炮司”的学生头头对我不屑一顾,果然令人恼怒,而我们的对手赤卫队更是趾高气扬,在谈判桌上根本不把我们视为谈判对手。
   最可恨的是12月11日,是我们在色织廿四厂冲垮赤卫队的第三天。
   12月11日,工总司在人民广场召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有几十万人参加,把人民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下午在会议进行时,我带着老陆、骑着摩托车绕人民广场外围兜了一圈,广场的每个入口处挤得不能再挤了,我被挡在外面不准进去。里面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扩音器中的口号声压过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大会的扩音器一直拉到了南京路上。
   我看到这样的情境,一阵说不出的滋味搅得我肝肠寸断:前天工总司只动员到万余人,而我们却全力以赴,以十万之众向赤卫队正面进攻,解决了色织廿四厂事件,迫使市委在谈判桌上低头。对手被冲垮后,今天工总司却冒出了几十万人(据他们说有六十六万)坐在广场上摇旗呐喊。
   敌人已经打垮了,在谈判桌上低头了,你“迎头痛击”什么新反扑啊?这不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天、大前天资反路线反扑的时候,你们的人到哪里去了?最令人寒心的是,我们对这个会事先什么也不知道,只有费敏璋作为摆设坐在主席台上。
   我们既不是这个会议的参加者,也就谈不上分享会议的成果。事后知道在这个大会上批判了曹荻秋,曹在工总司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要求上当场签字。这下好了,工总司有了《工人造反报》,赤卫队当然毫不费力有《革命战斗快报》,而我们仍然什么报也没有。
   我在广场虚热的口号声中,气恼地对老陆说:“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回总部,我不要看了。”摩托车在南京路上飞快地向西奔驰。
   12月中旬时,上海造反派的势力越来越大,而赤卫队的势力也不断扩大,号称八十万,并且活动越发升级,公开打出反对张春桥的口号,公然要张春桥回上海检查,这样,赤卫队在上海人的眼中是保皇派的面目已经定型。工总司的后台是张春桥、姚文元;赤卫队的后台是陈丕显、曹荻秋,这已经不是秘密。
   工总司刷出大量标语:“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赤卫队是陈、曹御用工具!”“解散赤卫队!”
   赤卫队在这样情况下,不得不装模作样刷出“炮轰上海市委”,以表白自己并不保皇。12月23日赤卫队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老头(那时造反派中称曹荻秋为曹老头)揪来批判。
   去看看赤卫队的广场大会
   我的老陆兴致很好,说:“小沈,有胆量吗?我们去人民广场参加赤卫队批曹老头的会。”我说:“这有什么不敢,走!”我们的摩托车从威海路一头进入广场,一看广场内人不多,只有司令台前的小半个广场挤满了人,整个广场的外围并没有赤卫队的纠察线,没有十一日工总司大会的盛况。
   我们从人群的后面,也就是人群后部空出的地方驶过,到了司令台前方。我要老陆把车停下,老陆有些犹豫,但我坚持要停,他就捏住了离合器,但没有熄火,并不让我下车,说,万一赤卫队发现我们,好马上逃走。我们远远地在人群后观察司令台,一个人在作冗长的发言,下面的赤卫队员反应冷淡,会场显得有些冷清。
   我想,我们为什么不也在人民广场召开一次大会呢?我陷入了沉思。
   老陆怕出意外,急着催我走。我还在想我的大会该怎么筹备。我要他向西藏路开,到了西藏路再回头,从原路出广场。他虽然同意这么做,但是把车开得飞快,待我们在西藏路折回头向威海路开时,不寻常的高速,反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很多人回头来看我们,当有人从臂章上认出我们,惊呼:“造反队”时,我们一眨眼已经冲出了广场。
   我哈哈大笑,笑老陆的胆量太小了,我的一笑把他的紧张神经缓了过来,他减慢车速回头对广场看了一眼,嘴里嘟囔了几句什么,大概是在为自己辩解。
   从工总司方面(通过我们的“外交大臣”费敏璋)不断传来赤卫队要制造三停事件(停电、停水、停交通)向中央施加压力的新动向,又说这是“黑市委”(这是造反派对市委的称呼)的新阴谋。要求造反派提高警惕,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坏消息不断传来,海港情况不妙,很多船停驶,港口货物积压。最让人担心的是上海存煤不断减少,只有三天的存量。铁路情况也不妙,列车停开,旅客滞留,货物积压。
   这些消息在造反派的头头中传来传去,人们担心赤卫队“三停阴谋”一旦实现,存煤用完,大上海就将陷于一片黑暗,混乱又将与黑暗同时降临,上海即将面临着一场大灾难。
   尽管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对消息的出处和可靠性会打上一个问号,但我当时并不怀疑,我为这种混乱局面忧心忡忡,对赤卫队欲制造三停而忿恨不已,对“黑市委”的阴谋和赤卫队的垂死挣扎,认为是明目张胆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并计划着我们红工司该如何行动。
   12月29日下午,费敏璋从工总司回来,他脸上带着兴奋,以神秘的口气,像透露国家重大机密似的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赤卫队已经占据了康平路市委大院。并说刚才在工总司开了会,传达了中央文革的指示,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鲜血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费转而兴奋地说,上海的造反派要充分动员起来,要调动队伍去康平路,解决赤卫队在此一举。
   康平路事件
   我、殷、费三人当即决定调动队伍。
   费又对我交待说,指挥部设在衡山宾馆,王洪文在那里指挥,他与王洪文约定,在我们队伍到达后,要我即去与他联系。
   看来实际去执行这个决定的又是我这个组织部长了,我立即派专人和用电话发出了我的指令,调动各种人马。
   上次,我们为他人作嫁衣,被人利用,受人愚弄,遭到冷遇的情况历历在目,这次我要圆滑一些,不要冲到前头,不能再做冲头了。所以在调令中,要我们的队伍在衡山宾馆周围集结,我的指挥部也设在这里。让你王洪文知道我们在“并肩”战斗。
   我的手下在忙着调动队伍,我又指派专人去泰康食品厂调拨面包,我签署了调拨的字条,要求在午夜时分一定要送到现场,就地分发给我的队员充饥,这是接受了上次行动,我的队员又累又饥的教训,这次就“人马未动,粮草先行”。
   我守在电话机旁,各区人马调动非常顺利的信息不断通过电话传来,派出的专人也络续回来,一切顺利。我对我的安排很高兴。
   殷庆宝和费敏璋呢?不在了!我打电话时,他们就再也见不到人了。
   在天完全黑下来后,我带着随从,赶到衡山宾馆附近的马路上。显得有些陈旧的宾馆大楼就在眼前,这里四周都是花园洋房,昔日是资本家的居住区。平日,这里非常安静清洁,冬日的夜晚马路更应是寂静空荡。但今天晚上一下汇聚起十余万人在附近各条马路上,我们红工司的队伍和工总司的队伍各占据马路的一边,向前向后延伸着。嗬!这次工总司的队员要比我们红工司队员多了。我很惊奇,王洪文真能调得动人马了吗?
   我派人一打听,这些人马绝大多数是二兵团的,怪不得呢!是耿金章二兵团参加这次行动了,工总司似乎团结起来了。
   现场仍然不见殷和费,派人遍找找不着,这两个滑头,看来今天晚上的行动只有我一个人在现场了。我不敢走动得太远,不能离开我原定指挥位置,于是派出人员去了解我们队伍分布的情况和人数。
   大约过了半小时,各路领队头头纷纷前来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我指示他们原地待命。我对一些熟识的头头说出了我对工总司的不满,这次不必像色织廿四厂那样冲在前面为工总司“卖命”,让他们二兵团冲在前面吧!我们不直接与赤卫队正面交锋,避免流血,我们就在后面坐观其变,各路头头们连连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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