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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岁月》
《我的文革岁月》沈福祥著
·内 容 提 要
·自 序
·目 录
·第一章 童 年
·第二章 走进社会
·第三章 户口迁移记
·第四章 临时公民的外延
·第五章 上 访
·第六章 投入党的怀抱
·第七章 抄家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第九章 密 谋
·第十章 拉大旗
·第十一章 承认
·第十二章  第一号通令
·第十三章 万人大会后
·第十四章 组织改名
·第十五章 机关琐事
·第十六章 赤卫队的失败
·第十七章 红工司走上顶峰
·第十八章 抵制经济主义“妖风”
·第十九章 北上首都
·第二十章 面对反对派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人物
·第二十二章 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哄闹
·第二十三章 解散前后
·第二十四章 重拉队伍
·第二十五章 秋后算帐
·第二十六章 悲凉的起义
·第二十七章 还是阶级斗争
·第二十八章 文革冤魂
·第二十九章 反思“社会灾难”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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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机关琐事

宣传部和政治部
   经过了上述一系列事件后,我的生活开始平稳起来,一度过起了“机关”生活。
   十二月八日,在文化广场的大会上,王继鑫宣布组织赴京代表团。这是他与郭文美的计划,其内容和目的,从来没有在我面前透露过。他们有他们的私心和目的。猜测起来,无非想进京找到一举成功的捷径,说到底,还是临时工造反,去完成“历史使命”。
   赴京代表团的成员,由各分部推荐组成。王继鑫把劳动局的处长吴贻荪一起带走,总部秘书处的郭文美、骆江华,政治部的王英、王伟,他们一起随王继鑫组成了几十人的代表团,王继鑫自任团长,扬言不砸烂临时工外包工制度决不回沪。他们带着这伟大的誓言,在中旬离沪北上。
   殷庆宝的宣传部,人员最为庞杂。为了稳固他的权力,他先是把两个在他部里的常委开除出总部。由于这两人无丝毫能量,因此并没有引出什么风波。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把蒋瑞根,林新中为首的一些工作人员开除出总部。这两人被清除的后果就不同了,他们是有能量的,在外面网罗了一批势力强盛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以南市分部和卢湾分部为基地,在六七年一月中旬开始,制造了一系列的事端,揭发常委“罪状”的传单满天飞。这是后话。除此之外,看不出宣传部在平时的宣传工作中有什么建树。连最简单的在马路上刷大幅标语也不及其它组织。文革时期,尤其在关键时刻,大幅标语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制造舆论,或对某一事件的组织表态的最醒目、最简洁的方式。因为我们组织的大幅标语不仅数量少,而且内容都软弱无力,所以就不能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一方面是殷庆宝的能力所限,另一方面,还是我们这个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在宣传中缺乏政治性和纲领性的目标,所以无法与时代要求合拍,只能停留在临时工造反的层次上。但就是这个临时工造反的内容,也没有很好地宣传。

   红革会的《红卫战报》早就在上海出现,为了要同党报《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引发了解放日报事件。在事件后,工总司在十二月廿八日创刊了《工人造反报》。还有一些造反组织也相继出了自己的小报,而我们却不能。直到次年的二月六日,我们借助《新民晚报》内部的力量,才算出了一期《红工战报》,一期不伦不类、无人要看的报纸。
   总部设立的政治部,更是离奇和可笑。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一个无所事事的部。当时排座位设这个部那个部的时候,我们这批临时工、包括那个已经悄悄隐去的老杨在内,都不会知道在机关和企业中的政治部或政治处,主要是管理干部人事调动和组织发展的机构,也就是主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如果设了政治部,那么它就要下辖组织处、人事处和宣传处,如果单设了组织部、宣传部,那么政治部就不必再设。我不知道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设立政治部,大概是懵懵懂懂地以为革命造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政治,所以应该有一个政治部来统帅一切吧!但是常委们谁也不会听命于政治部的王伟、王英两个庸人的“统帅”。这对男女确实也没有干出过什么业绩来,反倒是在日后被反对派捏住了他们亵渎了神圣“政治”的种种话柄。他们俩人也随着王继鑫的赴京代表团走了,后来在1月中旬回沪后,形同虚设的这个政治部,实际上消亡了。
   总部的“毒瘤”
   在总部的工作逐渐走向正轨的同时,需要提及的一个部门是总部的“大队部”——纠察大队大队部。这个机构的设立和名称的确立,完全是殷和王的主意。但是它的班底,倒是我曾领导过的人员,就是以在风雨操场造反时保卫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娘子军们已散去回原单位)。总部成立后,我无暇顾及这些忠勇的随从,他们就落入了殷庆宝和王继鑫的控制之下。说实在的,这些人员是典型的乌合之众。其中一些素质较好的人,不满有些人的所作所为,大都陆续离去,剩下的称之为地痞流氓毫不为过。他们文化素质差,少数人员以总部的名义在外招摇过市,飞扬跋扈,吆五喝六,形象实在欠佳。再看看他们男女混杂,调笑不已的乌烟瘴气,把整个组织的形象破坏了。一些偶尔来访的人都为之侧目。
   组织部的人员和一些基层头头不时向我表示了对大队部的忧虑,我也耳闻目睹了这些男女的丑态,但我已经不能控制他们,更不用说改造了,就连他们的队长陈铭声和朱力军我一时也拿他们没办法。朱力军还是一个正直的人,陈铭声的为人要稍差一等,他是王继鑫和郭文美的亲信,又随王赴京,陈郭两人时以姐弟相称。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队部时时表现出流氓无产者的为所欲为,时常结伙拉帮,气势汹汹地向常委造反,提出一些蛮横无理的要求,在殷、王的姑息之下,一次比一次闹得气焰嚣张,自成了他们的帮派天下,混他们的“革命造反”的“流冠生涯”。就是在大白天我也见他们男女合盖一条棉被,或睡或坐,调笑、打牌、吸烟,这就是他们在值班,在做警卫总部的勾当。
   后来实在名声太臭,无数次的所谓造反,闹得总部不得安宁,殷、王对他们几次整顿、精简也不见好转,反倒助长了内部的帮派斗争。最后在“红工司”四面楚歌,每况越下,摇摇欲坠时,为了安抚和拉拢各区分部,在扩大常委会时,反倒把陈铭声也拉进了常委内。——可以说,这个“大队部”是寄生在总部的一个毒瘤。
   兢兢业业的李衍清
   总部的后勤部,虽然部长是草包钱桂芳,反倒是为总部做了后勤方面的实事。由于我的提议,我们的经费不再用联络员送来现款的方式收受,我们建立银行帐户,健立了一整套正规的财会制度,制订了一套收发规章制度。这些制度,为日后拯救我们这些常委立下了功劳。
   这得力于钱桂芳手下的一个中年会计李衍清,是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严守现行的财会制度,尤其是在以后纷乱的“打、砸、抢”的动乱中,妥善保管了帐册和单据,老李在总部日后的“内部造反”——“1·13事件”中,奋力抢救了帐册和单据,把它们转移到愚园路67弄43号一幢被抄的资本家房屋中隐藏起来,又在以后几次针对总部的“打、砸、抢”的浪潮中,忠心地保护了这些帐册。
   为了保护这些帐册,这间房屋作为极端保密的地点,只有为数三、四个人知道有这回事,但却不知道具体地点。正因为这样的严格保密,所以这间房屋一直被保存了下来,在六七年二月组织解散后连“官方”也没有发现它。这间房一直在李衍清的手中,到了以后重拉队伍时,他把这地方交给了我们,成了我们唯一的活动地点。
   后勤部完全有赖于老李的老成持重,忠心耿耿,钱桂芳这个草包才得以安坐在他的部长位子上。他虽觊觎我这组织部长的位置,却没有能量像殷庆宝那们从正面向我进攻,安插人员进来。亏得这位草包想出了一条绝妙的“高招”——把他的老婆塞到我身边来,美其名曰:“秘书”。也许他自忖这样可以夺取组织大权。
   我不要女秘书
   那时在造反派中,头头几乎清一色是男士,而头头大都有女秘书,对此,社会上必然有风情的传言。想不到那时我的脾气真是出奇的好,对于像殷庆宝和钱桂芳他们这样处心积虑的算计我,我竟虚怀若谷,大度地容忍了,我不愿看到内讧出现。对这位草包丈夫把自己的妻子塞过来做我的秘书,我冷然处之,我拒绝了秘书的称呼,只答应她是一般工作人员。这位女同胞一来就从另一位姓徐的女工作人员手中,把总部介绍信抢到手,夺取了开介绍信的“权”,似乎认为这样就抓到了组织部的大权。这位草包的夫人,微胖的满月脸上,一笑就浅浅地显露出一对迷人的酒窝,小小的圆嘴吐出的声音是那样的软糯而灵快。她喜欢挨得很近与你讲话,头上的秀发不时撩拨着你的头颅,让人发痒、发麻,一股女人的气息随即通过我第六感觉让人晕眩。不行!赶快立起身,扳着脸,以不耐烦的口气,打断她的话,命令她此事该如何如何办,那事该如何如何办,挥手赶走完事,或者是我匆匆逃走了事。我处处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冷不热地对待,从不允许她跟随我,只让她在组织部的办公室中死守台上的两只电话。如果我是放荡的花花公子,对于这送上门的便宜,有不贪之理?这位草包必戴绿帽无疑。
   一天早上,我皱着眉头,捧着我的左手。我痛苦的神色马上被她发现了,问我:“怎么啦?”我随口说:“大姆指肿得厉害,昨夜痛得一夜天没有睡好。”她关切地伸出胖笃笃的小手来,把我的左手握住看了又看,笑靥消失了,啊呀!啊呀地大呼小叫道:“啊呀!啧!啧啧!指甲下全是脓,不好了!这是蛇头疔。”
   我不经意地抽回我的手,肿胀的大姆指其形状真像一只昂头吐信的蛇头。她睁大了双眼,焦急不安、又软又急地连问我:“已经几天了?去医院看过吗?啊呀!为什么不早点去看呢!唉!蛇头疔真痛啊!现在痛得怎样?”我捧着随脉膊一跳一痛的左手,自管开始我一天的工作。见我不再搭理她,只得讪讪地走开。但是当有人进办公室来,她就不断地告诉人:我怎么怎么了,从侧面向我进言:马上去医院治疗。
   上午在忙忙碌碌中渡过,中午,手肿得越来越厉害,看来不去医院治疗不行了,再忙也要去。
   下午三、四点钟我走进了附近的华山医院,外面是阴天,候诊大厅光线暗淡,空无一人。我挂了号,外科诊室的走廊里更静。走进外科诊室,只有两位医生,冷清地在看着医学书,我挑了靠门的那位医生,把病历卡递上。那医生望了望我左臂的造反队袖章,我把手伸到他的面前。
   他看了看:“甲沟炎,要手术。”简洁地吐出了这个字。我说:“好。”他立即开好门诊手术单,示意我去付费。待我付了费回转来,他已把手术包准备好了。医生和我谁也不发一言,打麻醉针,拿出手术刀,娴熟地切去半个指甲,除去大量的脓和腐肉,再用纱布包扎好,默默地把一张已开好的消炎和止痛药物的处方给我。我无声地接过方子,离开了外科诊室,在空无一人的候诊大厅付费领药。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最快,最迅速的门诊手术治疗,后来再也没有只有我一个病人在看病的经历,文化大革命好像把人类的疾病全赶跑了。事实上疾病总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牛鬼蛇神”们不能去看病;“革命群众”狂热得无心去看病。和医院的冷清可以比拟的是公园。在文革的高潮下,养花爱花被斥指为资产阶级情调,因为公园里小桥流水,花花草草,同社会上充满了杀机的阶级斗争极不调和,所以游人也比往年稀少。同样道理“牛鬼蛇神”和“革命群众”从各自的处境出发,也无心去欣赏它们。后来被斥为消遥派的人们(他们什么派也不参加)为了逃避这恼人的尘世,曾在公园这个“世外桃源”寻求短暂的和平。但是一纸禁令,全市所有公园停止开放,所有的影剧院全部关闭(电视对绝大多数来说尚不知为何物)。——想想看吧!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吃、睡和劳动,除此之外,不能享受什么。要么去搞阶级斗争,要么就象畜牲一样劳作,人性被严重压制和扭曲,达到了令后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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