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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岁月》
《我的文革岁月》沈福祥著
·内 容 提 要
·自 序
·目 录
·第一章 童 年
·第二章 走进社会
·第三章 户口迁移记
·第四章 临时公民的外延
·第五章 上 访
·第六章 投入党的怀抱
·第七章 抄家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第九章 密 谋
·第十章 拉大旗
·第十一章 承认
·第十二章  第一号通令
·第十三章 万人大会后
·第十四章 组织改名
·第十五章 机关琐事
·第十六章 赤卫队的失败
·第十七章 红工司走上顶峰
·第十八章 抵制经济主义“妖风”
·第十九章 北上首都
·第二十章 面对反对派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人物
·第二十二章 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哄闹
·第二十三章 解散前后
·第二十四章 重拉队伍
·第二十五章 秋后算帐
·第二十六章 悲凉的起义
·第二十七章 还是阶级斗争
·第二十八章 文革冤魂
·第二十九章 反思“社会灾难”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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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第一号通令


   通令出笼
   这场“草头王”的纷争,经过一夜的明抢暗夺,在天亮时结束。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令部正式“开张”,匆匆地跻身于上海造反派的行列中,在造反征途中摇摇摆摆地走了一百天的行程,最后被抛出了历史旋涡,结束了造反历程。

   总部常委的第一件大事是出了第一号通令。
   这是根据华东局承认我们的签字文件的内容,发出维护临时工、外包工利益的通令: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第一号通令
   根据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本司令部特发出如下通令。
   一、即日起,除本司令部工作人员外,未经通知的临时工、外包工一律不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否则,一切后果均由其本人负责。
   二、十一月二十二日前,凡自觉参加革命造反的临时工、外包工及其他的革命同志,他们所属单位,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不准辞退,不准处分,不准围攻,不准扣工资)。如有违反者,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辞退的临时工、外包工,在两星期内(自十一月二十二日起)复工,按排工作。各有关部门必须立即执行。(黑六类除外)
   此  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二日
   乱哄哄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暂时就在文化馆中开始了我们公开的活动。
   一切从零开始,在我的周围重新集结起一批人,但当初我并不起用他们,我厂里的黎和小李子,成了我的信任之人,小李子成天为我跑腿。
   这两天我们通过联络员(市委的那个瘦小的工作人员)陆续要来了几辆旧自行车,他又送来了一百元经费,华东局答应刻制的公章也送来了,这枚公章就在费的手中保管使用。通过这枚公章,我们马上自己出具介绍信,去刻制各部的公章,打印了总部的对外介绍信。
   我们还没有袖章。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经有了袖章。殷、费毫无办法,只得到专门的商店去定做了几十只袖章,但只够总部的人员使用。这些琐碎的事全由殷、费、王他们作主,我在全身心地忙我庞大繁杂的组织工作,一时还毫无头绪。
   两处洋房总部
   这时对总部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总部的所在地。在文化馆中长驻下去是不可能的,也是我们不愿意的。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冷淡,极不欢迎我们的存在。再说这里又是市委接待站,大家有诸多不便之处。我们向市委提出,要求给我们房屋。这要求通过联络员的传递很快得到满足,黄昏时联络员手拿钥匙,请我们去看房接收。
   殷庆宝与我一起去看房,那联络员领着我们到江苏路的一幢洋房。这幢房子,小巧精致,房间不多,他领着我们上下走了一遭。我们发觉里面已经驻了一个支农职工的造反组织。他们是在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工业战线紧缩时被动员回乡的城市职工。一般来说,这些职工被动员时都受到一定的压力,很不情愿地回乡,到了农村或多或少遭遇到经济上、生活上的困难,当地政府又不能解决。他们看到原先的同事仍在工厂,有稳定的工资,享受劳保,心中能平衡么?现在有了可以说话的机会,有了些许民主,他们也起来造反,编织起回城的梦想。
   支农职工造反组织的几个人瞪着双眼,疑惑地看着我们。我感到不解,明明是来看房的,为何里面已经有主了呢?问联络员,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倒反问我这房子好吗?他已经看准了我这住在下只角的人对此洋房的惊羡之态。老实说这房子很好,他就说这房子是给你们两个组织合用的。殷庆宝一听此话,拉着我就下楼。联络员只得跟下来,陪着小心说:“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你们去看看。”
   这另一处是花园洋房,在愚园路987号(江苏路口)是一幢二层楼的别墅,进了面北的铁门,一条水泥路通向南面的草坪,进门右首是进房的门,门内是厨房和储藏室,穿过厨房朝南是一间很大的客厅,客厅面对花园草坪的一边是一排落地长窗,厅的中央是一只椭园形的红木大圆桌,北面的墙有一只大壁炉。二楼分成好几间房间,均很小,北面有一间浴室,浴室内有一只燃煤气的热水器,还是解放前的进口货,这在当时是非常稀罕的,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这奢侈品。在北面靠愚园路的楼顶有一晒台,晒台是全封闭的,上面全用玻璃棚罩住,滤去尘埃,只有阳光照下来。我惊叹这家原来的资本家主人,住的房子这等奢华,设计得也很周到实用。但是我也笑这家主人,只想隔去外面马路上的灰尘,岂不知在这样的玻璃棚内晒衣物,阳光中的紫外线却全被玻璃阻断,失去了杀菌作用,真是化钱干蠢事。
   这整幢房子的东西和家具已经搬空,仅在客厅内留下那张椭圆的红木桌和几张红木椅子,想来是它太大了,别的地方容纳不了才留下来的。这房子太棒了!比刚才的一幢要大,还有花园草坪,全幢房屋静静的,没有一个人,我不等殷庆宝开口,就把钥匙收下来。
   然而,精明而又贪心的殷庆宝另有一个心眼:
   在乌鲁木齐中路11弄11号有幢三层楼的洋楼,资本家在这两天要被扫地出门,街道办事处要搬进去(正规的行政组织也趁火打劫了)。这幢楼离他家近在咫尺,离静安文化馆也很近,他提议我们抢先占领下来,街道办事处算什么?我的考虑是:乌鲁木齐路是我们造反的“热土”,全市的临兄都知道乌鲁木齐路,总部设在这附近好。对!抢下来。
   第二天上午,带着大队部几个人,随着殷庆宝,穿过华山路就到了。这是一幢红色砖墙的三层楼房,我们这些人无所顾忌地闯了进去。房屋的主人一家男男女女全集中在楼下,他们龟缩在一边,用惊恐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我们这些膀大腰粗,臂上戴着造反队的袖章: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
   红色袖章具有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力。这家人一定经历了几次抄家,红色恐怖的阴影一下笼罩在他们的头上,簌簌发抖的姐妹俩互相偎依着,瞪着惊恐的大眼,时而看着我们,时而垂下双眼。
   我们毫不理会主人的存在,傲视一切地直上二楼、三楼巡视一番,大家对这诺大的一幢楼房感到满意,决定占领下来。我们回到楼下,他们一家人仍卷缩在一边簌簌发抖,等待我们的发落,两个姑娘用可怜的眼光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在他们一家人的身后是几捆包扎好的衣物,还有一些杂乱的日用必需品和几件旧家俱。那最老的男人大概就是资本家,他坐在角落旁,边上有两个女人站着(事后知道是大小老婆)。两个姑娘大概是他们的女儿。
   殷发问:“你们什么时候搬走?”一个大男孩胆子稍大,抢着说:“办事处要我们明天搬走,后天办事处就搬来。”
   我们交换了一下眼色,殷说:“我们是造反司令部的,这房子我们要作司令部用,你们马上就搬走。”
   那资本家老头颤巍巍地站起来,面露难色,低着头不敢吭声。那个年岁大的女人指着地上为数不多的东西叹了口气怯怯地说:“家里全是女人,男人全去上班了,讲好是明天搬的。”
   这些东西在我看来确实不多,仅仅是楼下堆着的一点物件,但对于没有交通工具的她们,靠手提肩杠确实办不到。在恻隐之心的驱使下,我对殷耳语道:“我们必须在今天占领下来,抢在办事处前面,我们从大队部调些人,帮他们搬场,那我们不是今天就能进来了吗?”殷点头同意。
   殷对大队部的朱力军说了几句,要他立即行动:一部分人搬场,一部分人就把房屋看管起来。朱力军就对那老头说:“我们马上派人帮你们搬,你们老老实实做好准备。”
   他们唯唯答应。实际上他们就这点东西了,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那个大男孩听了似乎有点高兴,马上动作起来。唉!这些可怜的人!
   我们的房屋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一下子到手两处。我们把愚园路的有玻璃晒台的洋房作为对内的总部所在地,不公开。把乌鲁木齐路的三层洋房作为对外公开的总部办公地。
   归还零用钱
   中午啃了面包后,我带着黎和李去我们乌鲁木齐路的总部。底楼已经有大队部的人在值班活动了,他们占据了一半房间,负责总部的保卫工作,另一半作为总部的接待室。人马有了,地方有了,又得到了正式承认,这接待工作反而没人管了。但我认为接待工作仍是重要的,就划入我的组织部,归我领导。
   二楼归宣传部使用,留出一间作政治部。三楼给组织部、后勤部和王的秘书处使用(实际上后来王把愚园路作为他的秘书处办事地)。
   我们进去时,二楼三楼的房间是全部被封着的,我们撕去红卫兵的封条――这一条条四指宽,两尺来长,写着潦草的“红卫兵封”的白纸。说来真奇怪,这么一条薄纸斜贴在门和墙的接缝处,房屋的主人就不敢进去,失去了财产所有权。财产的合法主人没有谁会狗胆包天去触动这些封条,因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在这里丝毫不起作用,红卫兵封条像征着阶级对阶级的专政。
   但这封条对我们不起作用,我们可以随便撕去它,因为我们是造反派,我们是在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造反”,就可以随意取用资本家的财物。
   但是,我们却不敢随意处分这些财物,我们完全明白这些财物是充了“公”的,不是我们个人的东西。
   打开一扇扇门,房间内凌乱的景象映入眼帘,一些衣物、用具杂乱地扔在地上,箱子和大橱门全打开着,床上堆着被褥之类,一看就知道,这家人经过了反复抄家,最后一次抄家注定了“扫地出门”的命运,仓促地被赶出了他们各自的房间,只给他们留下了极为可怜的生活用品,绝大多数被四指宽的白纸夺去了所有权。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人家最悲惨的就是扫地出门。一般的抄家,仅仅是抄走一些金银首饰、存款、现金、字画文物和值钱的东西,使经济拮据,但日常生活起居还不致大受影响。但是像这家人被扫地出门就惨了,房屋没有了,搬去居住的地方必定很小很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况且那时凭票计划供应,尤其是棉布,所以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这些有床有橱、杂乱无章的房间,我对黎说:“房间中全是资本家的财物,这不好,以后说不清,我们还是要这一间房吧!”我指着一间面对楼梯的儿童活动室,因为那个房间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只儿童小床和各种玩具,玩具之多,像托儿所幼儿园。他没顾上说话,只点点头,马上动手把小床玩具统统搬到外面的走廊上,一点不剩。
   总部其他各部的好汉们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留下了沙发、床、大橱、被褥之类的东西,搞得不伦不类,说是办公室吧,有床,说是卧室吧,又有办公桌。只有殷庆宝的宣传部那个有大阳台的大房间还算好,像个样子,但最好的皮沙发归他了。
   我环顾我的办公室,觉得很得意,因为屋内没有留下资本家的任何财物,手下的人不知从哪里搞来了办公桌,把我这组织部办公室布置得蛮像样。这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办公室,今后经济问题绝不会搞到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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