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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与胡锦涛,都是“团派”?

   最新的这波中国地方诸侯大调整,河南的书记李克强,江苏的书记李源朝,北京市长孟学农,广东省长黄华华,以及可能“转正”的上海副市长韩正,都曾经是共青团的领导干部。其中,李克强李源潮更与胡锦涛一样,有在团中央工作的经历。

    此外,做过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的杨永良,刚刚当选湖北省的人大主任;原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杨崇汇,也得以连任云南省政协主席。 (博讯boxun.com)

    于是海外的中国政治观察家敏锐感觉到,中国政坛迅速崛起了一群有类似共青团背景的人。这些人有的还公开以当年的共青团经历为荣,比如新任北京市长孟学农。一时之间,仿佛真有“团派”这么回事儿了。

    不过孟学农同时还大唱赞歌,说当年的共青团老领导胡锦涛“公道正派、不徇私情”。如果在这回地方诸侯大调整过程中,胡锦涛因为有共同的共青团经历才出力提拔一些人,恰恰徇了私情,不够“公道正派”,那么孟学农的这番话岂不是对胡锦涛的公开讽刺,本想拍马屁却偏偏拍到了马蹄上?查孟学农历史,是从北京小胡同的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当过工人,类似李瑞环,并非得天独厚不学无术的“太子党”,应该多少有点真功夫,断不至如此不识深浅。

    再者说,如果真有所谓“团派”,孟学农一方面大声疾呼学习胡锦涛“公道正派、不徇私情”,另一方面又公然为这个“团派”拉拉扯扯摇旗呐喊,就成了自己打自己嘴巴子,自己出自己洋相,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亲手把新市长与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划上了等号。完全不像精明的政治行家,倒有几分像是自虐狂。

    依在下猜想,按照中国官场现象常常要从反面解读的规律,孟学农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高举共青团大旗,倒有可能正是因为胡锦涛一贯“公道正派、不徇私情”,没有拉帮结伙搞“团派”的丝毫把柄可抓,从而根本用不着小心翼翼躲避嫌疑的缘故。

    从胡锦涛的角度看,姑且不论大张旗鼓拉帮结派不合他一贯“韬光养晦”风格。才当总书记不久,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转正”的严峻考验还在后头,正是特别需要“公道正派、不徇私情”一碗水端平的时候,以便让该走的人尽管放心地走,想团结在自己周围者不分五湖四海,心无芥蒂投奔而来。放着“真龙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光明大道不走,偏要踏上村野小民的羊肠小径,甘心把自己局限埋没在小团体小帮派里头,提拔一小撮打击一大片,实在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贬身份,自废前程。以胡锦涛的聪明才智,未必肯出此下策。

    汉高祖刘邦经过儒生开导,醒悟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经过毛泽东时代经济“穷过渡”,政治上“不断革命”不断动荡的折磨,中国共产党也总算领悟到,能依靠“穷棒子”夺天下,不能再指望仅仅靠“穷棒子”治天下。拓展政治基础,对巩固政权继续掌权有利,几乎已经是今天中共上层多数人的共识,所以才有了从公开标榜“无产阶级政党”,到企图“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全民政党的偷偷转变。胡锦涛当然是决策扩大中共政治基础的参与者,不可能不明白,广大的政治基础无论对于国家、政党还是个人的平稳执政,掌握并巩固权力,都至关重要。他已经官居全党的总书记,眼看就要当上国家主席,正是登泰山一览众山小,视野空前开阔的时候,没有理由反而要退守到某一个小圈子里,压缩自己的政治基础。

    划分“团派”的主要依据是,是否当过团干部。既然如此,那么著名的海外民运领袖王丹也理应是胡锦涛“团派”的一员。据王丹本人自述,他在中学里就比较关心政治,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学校的团委委员,区共青团代表大会的代表,甚至参加过团中央的恳谈会。一直到高考的时候,还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团干部。

    可是当真把王丹与胡锦涛拉扯在一起,几乎谁都能看出是个政治大笑话,其政治幼稚程度,恐怕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要望尘莫及。很明显,共同的共青团背景并不足以抹煞他们在其它方面的对立和分歧,团结成一家一派。换句话说,有比共青团背景更重要的东西决定着胡与王关系的亲疏远近。这种更重要的东东,是在过去共产党教科书里大写着的理想、信念、主义、志向、路线的不同,而在我辈凡夫俗子的心目中,则宁愿归结为利害考量的差异。改革开放了,资本家入党了,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似乎也不再在乎理想、信念、主义、志向、路线的一致了,共产党终于腐化堕落到我辈凡夫俗子的同等水平了,于是利害关系的考量在中国大地普遍地变得非同小可起来。胡锦涛要为中国共产党继续掌权勤奋工作,王丹要为海外民运的夺权事业努力奋斗,这就注定了他们老哥俩无论如何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虽然他们确实拥有相同的共青团背景。

    实际上,在火线入党成为历史之后、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入党之前的中国,团员作为党员的后备军,团干部是党政干部的后备军。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在党政机关发达发迹的团员和团干部自然就多到海里去了,在胡锦涛及其稍后的年代,他们堪称是中国党政干部的主要来源。而人类商品社会的法则通常是这样的:物以稀为贵,大路货不值钱。党政机关的团员团干部既然多得比比皆是,他们相互之间的共同之处或者一体归属感也就变得十分稀薄起来,稀薄得几乎没什么实用价值。在僧多粥少的向权力高峰攀登过程中,互相竞争很可能多于相互合作。

    简而言之,胡锦涛要么如同孟学农称赞的那样“公道正派、不徇私情”,根本不曾拉帮结派,要么也应当是围绕共同利害关系形成某种派别。至于所谓“团派”,一方面范围大而无当,没边没沿,人物形形色色,关系错综复杂,共同利害目标不明朗,内在一体感和凝聚力极其稀薄极其勉强,因而缺乏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势必激起圈外人的反感,在胡锦涛身边筑起一道妨碍广泛团结全党全国各方各面的围墙。结果显然是作茧自缚,得不偿失。

    退一万步讲,胡锦涛一定要撇开利害关系去拉帮结派,那也应该以“我”为中心,多拉几个帮,多结几个派,才是正理。比如“团派”之外,还应有“清华派”(在清华读书,工作,8或9年),“安徽派”(祖籍安徽),“江苏派”(在江苏出生,成长,十几年),“青海甘肃派”(工作14年),“贵州派”(省委书记,3年),“西藏派”(自治区委书记,4年),以及“水利派”(在水利系统学习工作十几年),“建筑派”(在甘肃省建委工作7年),等等。可是迄今为止,仅仅听说有“团派”。而实际上胡锦涛做共青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从1982年9月成为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开始,到1985年离开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去贵州当省委书记,满打满算不过3年时间,期间也并无突出事迹特别值得留恋,倒是在贵州访贫问苦,在西藏平定动乱,多见记录。胡锦涛凭什么唯独珍惜这短短3年的经历和交往?实在令人大惑难解。 【博讯2003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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