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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蛮族征服论”与拯救文明之路

——与盛洪先生商榷

    盛洪的两篇文章(《什么是文明》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载《东方》1996年第1期——编者)之所以受到关注,在于该文想解决的是当今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两个问题:

    其一是自由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的关系。自由主义,尤其是当今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英美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调人性利己的“低调”主义,而近年来在诸如“二张二王之争”中被祭起的“道德理想主义”又具有整体主义侵犯个人权利的咄咄逼人之势,令自由主义者反感。而当改革触及深层利益结构、社会公正问题日益突出之际,自由主义者也难以只讲“低调”。盛洪一方面明确主张自由主义、而且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逻辑推演树起一个“死而复生”的圣徒式理想,确实是有感而发。

    其二是自由主义与“合理的”民族主义的关系。中国的自由主义往往带有“西化”论色彩,而中国文化本位论者又常常把自由主义视为“西方价值”并予以拒斥。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国际经济秩序中有利于西方的那些东西也越来越使自由主义者感到尴尬。随着中国国力渐强,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是必然的,自由主义对此的回应当然不能只是简单地否定它。正如自由主义强调在群体中必须保持个人价值一样,在国际社会中也必须承认每个民族的独特价值。但具有“西学”形式的自由主义如何坚守这一信念呢?

    盛洪的解决办法是把西方描绘为反自由主义的野蛮力量而把中华传统描绘为自由主义传统。这样中国人对西方的抗争就既是民族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的了。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自由主义的并非盛洪首创,台湾一些新儒家学者如侯家驹等人早说论述过“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但把西方文明视为反自由主义的蛮族文明则要算是盛洪的独特之论了。

    以我之见,盛洪的论述主要可分为以下三个层次:1经验层次:盛洪根据他所选择的史料重构了近代中西关系史,可谓之“新蛮族入侵论”。2逻辑层次:以博弈论定义“文明”,文明即合作,合作须和平,武力文明劣于和平文明,由此推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错的”,市场、民主、自由贸易为普世价值。与此同时,他又从个人价值不可比推出文明不可比,文明共时态,文明(或者说是其“基本形式”即宗教)的竞争实质上是“相同的产品”间的市场竞争,因而西方以其文明强加于人是错的。3结论:自由主义可以救世。而中国文明是自由主义文明,西方文明则不是,因此中国文明可以救世而西方不能。救世方法是反“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行之,自我牺牲,“死而复生”,哪怕吃亏也带头实行自由贸易。

    盛洪想把自由主义与道德理想、与合理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种方向应当说是切中某些时论之弊,是能够获得认同的。然而他的以上三个论述层次每一个都不能令人信服,因而他的整个论述能否解决他想解决的问题,便大可质疑了。

一、“新蛮族征服论”质疑

    在经验层次上,盛洪对近代中西冲突的看法可以说又回到了洋务运动以前的清朝观点。如所周知,那时国人认为“英夷”不过是化外之蛮,只因其“船坚炮利”才打败了礼仪之邦的文明天朝,于是遂有洋务运动。后来国人认识到“船坚炮利”背后的制度基础,于是遂有改革与革命。再后来国人又看到制度更新需有文化背景,于是又有五四启蒙。而如今盛洪却发现西方不仅野蛮好战,“文明程度较低”,而且在制度上也喜好关税壁垒,破坏自由贸易。清朝则不仅爱好和平,“文明程度较高”,而且在制度上也实行符合自由贸易原则的低关税制。因此西方的胜利仅仅是由于“武器优者胜”。而西方的“武器优”(亦即“船坚炮利”)又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国与国对峙,战争不断”,“一直保持着尚武精神”,因而“也就有改进武力的需求”。换句话说,近代中国的“外患”与历史上的“蛮族入侵”并无本质的不同。应当说认识过程往往是要经过“否定之否定”的,然而盛洪的回归旧说却很难讲是否定之否定。就现象而言没有人会否认西方是以炮舰而不是以自由贸易打开中国国门的,也没有人会否认这种侵略的非正义性。然而“船坚炮利””技术成就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倾向自由贸易的,这同样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当然资本主义与自由贸易本身都有个发展过程,以今天WTO的标准看,19世纪的资本主义贸易不能说是很“自由”但若说它还不如当时传统中国习俗——指令经济中的贸易来得“自由”则未免太有违常识了。盛洪这样说唯一的根据是:据说当时西方关税税率比中国为高。但我们且不说他列举的税率数字是否无可争议,只需要指出:即使在关税壁垒已成为自由贸易主要障碍的今天,仅仅以关税税率来衡量贸易的自由度也是有问题的。例如你能说红色高棉治下的柬埔寨是因为关税税率很高才没有贸易自由的么?

    事实上,以税率杠杆来调节经济这一现象本身,比之直接以行政手段支配经济来已是“自由”多多。在历史上,关税壁垒是重商主义的一种实践,而没有这种壁垒可能意味着“后重商主义”自由贸易时代,也可能意味着“前重商主义”命令经济时代。在中国古代,政府对外贸最积极的时代是宋元而非明清。两宋政府尤其是幅员缩小而军费浩繁的南宋政府基于财政需要而鼓励市舶贸易,市舶口岸多达20余个,还曾以抓壮丁式的方式强籍商人出海(见《宋会要•刑法》2之144)。然而这种贸易并不“自由"”市舶司(类似海关)对进口货“抽解"”征税)10—40%,这一税率比盛洪讲的清代关税要高许多。但关键问题并不在此:宋政府对外贸的最致命的控制实际上是在“抽解”后。纳完关税的货物并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要先由市舶司统购统销一大部分,号曰“博买”主要的舶货如奢侈品、镔铁、药材等全部收购,其他货物也要由官府“博买”半。“博买”后由官方编纲解运京师。“官市之余,听市于民”《宋会要•职官》44之2),真正能“自由贸易”不过这些漏网之鱼而已。

    明清政府的外贸政策就更为保守。明代曾长期实行“片板不许入海,寸货不许入蕃”海禁政策,完全取缔民间外贸,以致于逼商为“寇”造成了绵延不绝的“倭寇”题。清代初年也曾厉行海禁,“片帆不准入口”康熙中叶解除海禁后也只限四口(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通商,比宋元时代的口岸少得多。而且仅仅70年后又关闭了三口,只限广州一口通商,实际上回到了半海禁状态。在广州一口又实行官府特许的行商垄断制度,加上对越来越多的货物实行禁止外贸(包括军需品、粮食、铁、丝绸、马匹、书籍等)对国民接触外国人的严厉限制(如1759年《防夷五事》条规所规定的)等等,对“自由贸易”排拒岂是今日所谓的关税壁垒或贸易保护主义所能比拟的?

    清代的关税税则紊乱,黑幕重重,贪污勒索,若就国库所得而言,其税率确实不高,不仅低于英国。而且也低于两宋。但这与自由贸易全不相干,只反映了当时以自然经济立国,以地丁钱粮为“正供”当局视外贸为不正经,犹如偷鸡摸狗,国家财政岂能寄望于此?有趣的是清代关税率比更为看重市舶之利的两宋为低,但却比根本无所谓关税、绝对禁止民间外贸而只搞破财换虚荣的“贡赐”的明朝为高。可见在传统中国体制下关税税率(如果说可以按现代统计口径称之为税率的话)的低下与其说与贸易的自由度成正比,不如说几乎是成反比的。这无疑是典型的“前重商主义”征。

    在前重商主义体制下,官方不仅限制进口,尤其禁阻出口(这与重商主义只限制进口但支持出口正相反);限制的目的也不是保护国内产业,而是便于管制国民。清初海禁是为了对付郑成功,弛禁后的外贸管制也是为了防止洋人“勾串内地奸民”《清高宗圣训》卷199)。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各国歧视外商是为了支持本国商民的话,传统中国在对外商有时确如盛文所说“真是太宽容了”同时,对本国商民却极尽歧视、镇压乃至剿灭之能事,其手段是一点也不“和平”。相应地作为“博弈”的另一方,当时的中国海商也常常以海盗的形式对祖国处在战争状态,从明代作为所谓“倭寇”主体的中国民间海商武装,到明清两代的林凤、林道乾、刘香、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至朱、蔡牵、郭惟太等莫不如此,这其间哪有什么“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文明规则!尤有甚者,明清当局与扩张到东方的西洋殖民势力联手剿灭本国海商的事也屡见不鲜,堪称“规则”。明万历时“官军追海寇林道乾至”菲律宾,西班牙人“助讨有功”(《明史•吕宋传》)。清康熙时官军又与荷兰人联合进攻郑成功在金门、厦门的基地。盛文对中、西在菲律宾的“殖民”作比较后大为感慨,引为传统“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和平更自由的证据。其实那时的中国官府何止“没有派兵去保护中国侨民”而已,他们还派兵去追杀过“中国侨民”呢!在当时的官方眼里这些“侨民”根本就是“盲流”或“叛逃”之类,巴不得借洋人之手除了他们,这里哪有什么和平与自由,有的不过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而已。

    说到“内战内行”,当然不仅止对海商为然。盛文极称欧洲近代以前“战争不断”而中国则是长期和平,这有违基本事实。欧洲中世纪领主林立,表面上战争很多,但以中国标准看其规模大都很小。“百年战争”中最大战役之一克勒西会战损失骑士1500人,日耳曼骑士团历史上最著名的楚德湖“冰上之战”死亡400人,被俘50人。这在西方历史上算是“大战”,在中国历史上却不值一提。许多更小的“战争”在我们看来就几如大型宗族械斗一般。西欧历史上最著名的几次“农民起义”,如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法国的札克雷起义等,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眼光看如同儿戏,,多够上“骚乱”的水平。中世纪欧洲军队多是临时征集的骑士与附庸,,家供养的常备军不多,我国北宋时无论平、战都供养着百余万军队的状况是不可想象的。欧洲中世纪人口总的来说增长缓慢且时有起伏,但绝看不到象我国历史上那样周期性地在王朝末世的大规模战乱中一下损失掉半数以上乃至9/10以上人口的浩劫。远的不说,明清之际的战乱中仅四川一地经过所谓“张献忠屠蜀”(是否张献忠所“屠”姑置不论),原有300多万在册人口的天府之国只剩下1.8万余丁,这样大范围的人口灭绝在欧洲历史上有过吗?我们列举这些事实并不是想说明中国人比西方人更“野蛮”。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制政治与命令经济使人野蛮,这无论对哪个民族都是一样的。近代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是历史的铁案,谁也不能翻了它。然而像盛洪的如下说法,我以为是过分了:他认为今天世界上的一切罪恶,“从日本军国主义,到东南亚的金三角”,都源于“英国人早期的劣迹”;而日本的拒不认错似乎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在日本之前的侵略者并没有道歉,这里指的是西方国家”。这样的话正是今日日本极右翼常说的。然而为什么德国人就没有搬出这理由来拒绝道歉?“英国人的劣迹”以前的世界是个大同世界吗?如果西方人以东方人没有为成吉思汗征欧而道歉为由坚持殖民主义又当如何?西方人当然应该为他们当年的行为道歉,但法西斯与一般意义上的殖民主义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事,英法美等国是做不出来的。“日本文明”是否比“西方文明”更野蛮倒说不上,但天皇—神道法西斯制度绝对比民主制度更野蛮,这个界限还是应当分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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