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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改革与民主(外一篇)

◆ 产权改革与民主 ◆

•秦 晖•

   过去人们常说,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搞不下去,因为特权者会死守旧体制。这话看来不对,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许多案例都表明,在某种情况下不改政治不仅可以改经济,而且经济体制可以改得极“彻底”,改得决无半点“社会主义”的残留。只是这种改革将毫无公正可言,它将变成“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一场超级原始积累过程。道理很简单,特权者也许不愿意放弃权力垄断,但他决不反对,也许还比任何民主主义者更乐于当老板!

   我们过去说不问姓资姓社,现在又说不问姓公姓私。其实“姓公姓私”早就是个伪问题:市场经济中的所谓“私有权”本质上是公民自由产权,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若干公民自由地(即不是被迫地)把自己的资产加以合并、自由地组织经济联合体的权利。因此世界上只有命令经济国家立法禁止私有制,从无市场经济国家立法禁止“公有制”的。如美国,从当年欧文的新协和村、民粹派的 “联盟公社”到如今的摩门教公社,只要它不搞强制,国家就不会阻挠它。倒是在我们这里,近年来一些地方相继规定“今后禁止新建产权不明晰的国营企业”,规定一年内乃至几个月内完成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制,甚至合同未到期的承包、租赁企业也要提前终止合同以便拍卖。一些地方在有油水时强调领导层持大股;而在那些“烂摊子”中又反过来强制职工出钱补窟扈,不出钱就解雇。这些做法真是“激进”得可以。

   我国如今不少地方雇主可以自由地组织商会,工人却不能自由组织工会。我们过去启发劳动看觉悟时常讲“谁养活谁”: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其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倒从来没有“养活工人”之说,主张劳动价值论的斯密等不用说,即如弗里德曼这样号称最极端的自由市场理论家,也不过说“劳务贡献”与“资本贡献”同等重要,两者间是互利的交换关系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示惠。然而我们今天的一些“主旋律”作品却堂而皇之地教训下岗工人“往后得学会自己养活自己”,仿佛过去工人是被“养活”的,如今不“养”了……

   的确,我们如今不应纠缠于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这类伪问题了,但我们却不能回避一个真问题:公正还是不公正?无论姓公姓私都有个公正与否的问题。公有制也许很理想,但象红色高棉那样搞“公有制”,马克思在世也会给气死;私有制也许很有效,但无论哈耶克还是米塞斯或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理论家”都不会赞成贪官污吏的化公为私。象“休克疗法”倡导者萨克斯那样的人尚且大骂“权贵私有化”,我们这里却有人撰文宣称只要不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其余怎么弄都行,真让人叹为观止!

   无论姓公还是姓私的不公正,都与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关,即马克思指出的那种“权力捉弄财产”之弊。而这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才可能解决。在今日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能进行,甚至还可能进行得又快又“彻底”,但绝不可能缓解不公正,使改革沿着人类文明与正义的方向前进,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近年来海内外一些“新左派”大谈“经济民主”,但他们讲的“经济民主”内容是文革式的“工人治厂”与文革前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而理论与实践都证明,企业管理上的“民主”大都是失败的。企业决策应当由所有者或受其委托并对其负责的经营者作出,“大众参与”只能限于建议性质。换言之,无论姓公姓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较成功的企业家在管理上一般都是“一长制”。然而,由此决不能导出所有者的产生过程也是“一长制”、也要排斥民主。在发达市场经济下,企业主可以对他的企业发号施令,但他之成为企业主决不是发号施令得来的:他决不能下令把“非他的”企业变成“他的企业”或他所看中者的企业。换言之,管理改革可以讲集中,但产权改革必须讲民主,而不能搞“一长制”。遗憾的是我们的情况往往相反:一些人热衷于鼓吹“鞍钢宪法式的民主管理”,另一些人则主张搞一长制的产权改革,这是很可虑的。由于“管理改革要集中”,过去一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消极影响还不明显,现在随着“产权改革要民主”日益成为时代的要求,这种滞后的消极性会大大突出。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由商品时代向信息时代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愈发突出。近来一个以关注政治著称的“首富”就信息价值问题频发惊人之论,认为信息时代已使平均利润率概念失效,无本万利、“四两博千斤”已不足怪。此论值得注意。的确,在一个机会均等的规范市场中信息价值的创造是人类劳动质量的一次飞跃,创造者得到超常回报也是经济进步的表现。但在一个机会垄断的不规范市场中,“权力信息化”比“权力商品化”更可怕,“信息官倒”的危害将百倍于“商品官倒”,它的“四两博千斤”将是腐败的一次飞跃。就此而论,我国某些信息价值论者对权力的兴趣远在比尔•盖茨之类洋人之上,是耐人寻味的。而众所周知,消除机会垄断与权力信息化也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

   总之,产权改革要民主,走向信息时代的产权改革尤其需要民主。

◆ 公正之神为改革护航 ◆

•秦 晖•

   改革20年来成就巨大,问题不少。成就最显著的是两块,一是增量领域外资与民营的崛起;一是存量领域的农村改革,先是变公社为家庭农场,接着乡镇企业崛起,“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直到现在,改革成就很大程度还是靠农民,而存量中的国企这一块则问题成堆。

   农村改革为什么能搞起来?一是改革前体制对农民特别不公,二是农村改革由农民主动发起,上面认可,公共决策,起点平等。“平分土地”,这一条是成功的关键。土地永远平均是不行的,但土地起点平均是必行的。搞改革,农民为什么积极?国企工人为什么消极?不是什么“文化”、“观念”问题。讲文化,城市比农村更“西化”;讲观念,城市比农村更“新潮”,信息也更开放,但农村是起点平等,而城市许多国企是穷庙富方丈,然后让工人两手空空地下岗,或者让他们掏钱“买岗”。这就相当于在农村把公社的土地变成社长的庄园,把农民赶走,或者让他们掏钱“买地”种。这样搞法,工人不比农民更“保守”才怪了。所以2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就是,存量改制要公正,增量投入要自由。而在增量领域自由也就是公正的体现,因此九九归一,就是改革要公正,这不仅是道义问题,也是个可行性问题。

   打个通俗的比喻:当一个旧式的宗法大家庭难以为继陷入危机时,会发生是否“分家”之争,即要否改革之争,接着就会有如何“分家”之争,即怎样改革之争。理论家总认为要否分家是大同题,但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大家庭”最容易激发人之间矛盾的不是要否分家之争,而是如何分家之争。

   改革20年来,“要否分家之争”曾经很热闹,现在也还未消失,但已无关紧要。而“如何分家”之争却日益突显。过去我们说不要争论姓社姓资,现在又说不要争论姓公姓私,我看很快地姓“改”姓“保”也不必争论了——但公正还是不公正则是一定要争的,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不要以为“要否分家”之争平息了便大局已定,倘若因“分家”不公打将起来,会更难收拾。所以无论回顾过去。还是展望将来,我们都要高度重视公正问题。

   不争论姓公姓私,确切地说是不争论“公”好还是“私”好,不是公私不分,更不能允许少数人凭权势占公为私。不争论公好还是私好,有人说是个少说多做的策略问题,但我认为这的确没什么可争的。市场经济中的所谓“私有权”本质上是公民自由产权,它理所当然既意味着每个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单干”,也意味着若干公民乃至许多公民只要各自自愿,也可以自由地合并资产、组织经济联合休,因此毫不奇怪,世界上只有命令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还无市场经济国家禁止“公有制”的。即如美国这样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历来就是各种“公有制”的实验场,英国人欧文在这里搞“新协和村”,法国人卡贝在这里搞“伊加利亚”,俄国民粹派在这里搞“雪松谷公社”等等。只要是自愿而非强制,就不会受到行政阻挠——至于它们的经济效益如何,内聚力能否持久,那是另外的问题。因此,问题不在“公”好还是“”好,而在于无论姓公姓私都有个公正与否的问题。公有制再理想,也不能用一平二调共劳动者产的办法搞“公有化”;私有制再有效,也不能用以权谋私的办法搞“私有化”。

   过去“文化决定论”盛行,说是改革需要冲破“传统文化”。其实,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最容易陷人的并不是什么“文化困境”,而是一种“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与之恶性循环。一种竞争若起点不平等,规则不公允,机会被垄断,那就是“伪竞争”。伪竞争最容易激起社会上的反竞争思潮。这种思潮要求一个最高权威赐于人们“公平”而排除竞争因素。但这只是“伪公平”,至少在赐予公平者与受赐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平等。“伪公平”制度的危机又会产生对竞争的呼吁,但这种体制下的权力集中又易于引发新一轮的不公平竞争,如此往复循环,一个国家是否会陷入这种难以自拔的“怪圈”,不是由“文化”而是由变革方式的起点选择所决定的,不管什么“文化”之下,“不公平的伪竞争”都是“反竞争的伪公平”之母,反之亦然。

   随着产权改革在我国的大规模展开,这种选择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为了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这种改革应当确立如下原则。

   管理改革可“集中”,产权改革要民主。实践表明管理上的“民主治厂”往往是乌托邦,现代企业需要一长制与科学管理。但市场经济可以让产权持有者向企业发号施令,却不能通过发号施令来建立企业产权,公共资产既然是公共积累,其“产权明晰化”就应当是个公共决策过程,产权改革要民主,而不能搞一长制。而现在有些人主张在管理上搞“经济民主”,另一些人则主张在产权改革上搞一长制,这恰恰是非颠倒了。

   产权改革的方式可“卖”可“分”,但决不能搞“黑箱交易”与“黑箱分配”,无论“卖”还是“分”,原则上都应当是公共决策,那种以减少“交易成本”为理由肯定“双方交易”而否定“公共决策”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产权改革原则上应当是第一步通过起点平等或机会均等原则找到“最初的所有者”(应当得到资产的人),第二步通过市场竞争中的规则平等原则找到“最终的所有者”(最会利用资产的人)。股权适当集中或许是有利的,但原则上它不应在初始配置中、而应在二级市场中实现,股权起点平均或许是公道的,但原则上它只能意味着存量分配而不能意味着增量投入(即强制集资)。以下两种弊端应当防止:一是在“有油水”企业中通过行政手段强调领导持大股;二是在“烂摊子”企业中强制职工出钱朴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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