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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在1917


    三巴朗是一个印度地名,在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脚下,靠近尼泊尔,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强制种植靓青,别说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三巴朗,就连印度人甘地在1916年之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它,但二十世纪发生在印度的一系列的、并终于导致印度独立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第一次,就发生在这个名叫三巴朗的地方。
    1916年的一天,一个来自三巴朗、名叫拉兹库玛尔.苏拉克的农民走进甘地的帐篷,一把拉住他的手对他说:“律师先生会把我们的疾苦告诉你的。”接着他就把名叫普拉沙德巴布的律师领到甘地的帐篷里来了。他们把三巴朗靓青种植农民的疾苦告诉了甘地,在甘地的提议下,普拉沙德巴布在国大党大会上提出了同情三巴朗农民疾苦的决议案并获得通过。但农民苏拉克并不会轻易放过甘地先生,他要求甘地开完会后到三巴朗亲自去看一看。甘地答应把三巴朗放在旅程之内,“我会去住一两天的”。会后甘地从勒克瑙到康埔时,苏拉克一路跟着他对他说三巴朗离这里很近,甘地承诺一定会去的。此后不管甘地走到那里,农民苏拉克跟到那里,在阿赫梅达巴、甚至在遥远的加尔各答,他要求甘地确定一个日子。就这样,贫苦农民苏拉克终于在1917年初把甘地从加耳各答领到了遥远的喜马拉雅山下的三巴朗。
    这时离甘地回到印度其实才两年时间,他原计划五年之内暂不在印度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甘地当初从印度去南非时,是一个在印度几乎混不到饭吃、只好在他的兄长手下混日子的小律师,但到了南非以后,因为使命感的强烈驱使,他在南非把精力放在为印度侨民争取权利的运动中,创立南非印度人大会,创办《印度舆论》,创建“凤凰村”、“托尔斯泰农场”,从事一系列的抗争活动,曾数度入狱,他1915年再回印度时全国各地都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已经成为印度人心目中的“公众人物”或者精神领袖了,这就是农民苏拉克死死缠住甘地不放、要他过问三巴朗农民疾苦的原因。与此同时,甘地在南非也引导印度人学文化、讲卫生、改变落后习惯,以提升印度人的形象,他还在英国发动布尔战争、朱鲁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积极组织印度人救护队,投身战场,在南非发生瘟疫时他又组织志愿者日夜守护病人,不避生死,因此在英国殖民当局心目中甘地也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殖民地的英国官员对他也有相当的尊重,这又是甘地“可以”过问三巴朗靓青种植的原因。他刚回到印度时,国大党的领袖戈克利告诉他先不要急于做什么,让他旅行全国,到处看看。于是这两年甘地除过在阿赫梅达巴创建“非暴力抵抗学院”外,就是坚持乘坐三等火车旅行全国。英国统治时期印度的“全国”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斯里兰卡等,因此这些地方都曾经留下过甘地的足迹。

    三巴朗的佃农根据法律的规定,每耕种二十卡塔的土地,就必须为地主种植三卡塔的靓青,佃农因此遭受地主的剥削和压榨,深受其苦。甘地到达三巴朗后,住在一个当地的律师家里,他刚到那里,当地的一群律师就来了,他们围住甘地,问他该怎么办?表示愿意在他的指挥下工作。普拉沙德巴布等多名三巴朗的知名律师也从各地赶回三巴朗协助甘地工作。后来,在甘地离开三巴朗后,普拉沙德巴布就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成长为当地的领袖人物。甘地经过研究后,对这些律师们说,我不需要你们的法律知识,我需要你们的,就是和我一起坐牢的准备。因为我们要求废除的是靓青种植的法律而不是在法庭上打赢官司。我只是提出来,至于愿不愿坐牢,必须你们自己决定。当律师们和佃农们全部表示愿意坐牢时,甘地说那就让我们开始吧,我现在需要大量文书工作人员和翻译人员。
    就这样甘地开始着手调查佃农被欺负的真实状况和他们对种植园主的不满,他因为看不懂凯达文和乌尔都文,所以当地的律师全部成了他的翻译和文书,翻译们帮助甘地接待成千上万的佃农的控诉,文书们则整理大量的资料。甘地说,我没有钱,付不起工钱。律师们表示,我们不要工钱,而且你需要多久,我们就为你工作多久,如果人手不够,我们还可以找更多的人来协助你工作。刚刚开始工作,甘地就接到了威胁,种植园主联合会的秘书告诉甘地,我们和佃农之间的事情与你无关,甘地回答说,本来是无关的,但现在他们要求我调查,我就有了调查的权利。更大的威胁来自地方官员,三巴朗只是狄哈特专区的一个县,狄哈特专员明确告诉甘地:请你立即离开狄哈特专区!甘地意识到自己被政府逮捕可能比预计的时间更早,于是就加快调查的速度。第二天,当他们骑着大象赶往一个遭受虐待的佃农家里时,半路上被警察拦住了,警察很幽默的对甘地说:警察局长向你问好!甘地接到了命令他立即离境的书面通知。他在收到回执上写的是:完成调查之前,决不离开三巴朗。他因为拒不服从离境命令又收到了法庭发出的传票,要他第二天到法庭受审。
    法庭的审判充满了戏剧性。要求甘地离境的消息传出后,人群从四面八方赶到他的住处,又随他来到法庭,法庭就被支持和保护甘地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而外边还有更多的人群。看到这个场面,县长(兼任法官)、税官(也就是行政官)、政府的律师和其他官员不知如何是好,政府的律师提出延期开庭,但甘地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意延期,理由是“我要主动供认我的罪行”。甘地在自传里曾经不无得意的写到:“根据法律,我是要受审的,但真正说来,却是政府在受审。而那个专员也就取得了这样一点胜利,那就是他使政府陷进了他为我所布下的罗网。”甘地向法庭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阐述了“应该遵守法律的责任”和“不能违反那些我对请我到这里来的人的责任”两种责任之间的冲突,然后宣布:“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的唯一安全而荣誉的做法,就是,做我所决定的事情,那就是,接受不服从的的处分,而决不提出抗议。”
    《声明》是这样结尾的:“我冒昧作这个声明,并不是希望我所应得的处分有所减轻,我只是说明我所以违背命令并非不尊重合法的当局,而是要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那就是良心的呼声。”
    就这样,审判甘地违反刑法144条的法庭在甘地自己的要求下开庭了。明智的法庭虽然无法延期审判却宣布延期判决。后来的结果是,省督下令撤消了案件,行政长官同时通知甘地,你可以自由的进行你愿意的任何调查了,而且还可以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帮助,比如可以随时来找行政长官、随时到政府来查阅所需要的文件等等。甘地在《自传》中说:“印度就这样第一次直接接受了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实际教训。地方上和报纸上都在纷纷议论这件事,而我的调查也意外的得到了宣传。”
   但接下来的调查并非一帆风顺,当地种植园主发动了强大的反击,在报纸上制造种种流言蜚语诋毁甘地以及和他一起工作的律师同事,犯罪调查所的官员也全程对甘地进行监控,随时准备收集他的犯罪证据。甘地坚持不收取任何报酬,费用首先由三巴朗的律师们自愿承担,律师的钱花之后,甘地只向仰光的朋友募捐和在三巴朗所属的省份的富户募捐有限的费用,他决定不在全国发动募捐,还拒绝了孟买朋友送来的15000卢比,他和一起工作的同事坚持过最简朴的生活,减少饮食,动员律师裁减厨师和仆人(这是印度律师长期的习俗)。从政治策略上,他决定不使用国大党的名义进行任何工作,“因为国大党这个名字是政府及其统治者——种植园主所不喜欢的。他们认为国大党不过是一个代名词,它代表着律师们争吵的地方,代表他们利用法律上的空隙来破坏法律的工具,代表炸弹和无政府罪行,代表外交和讹诈。我们必须打消他们这种想法。因此我们决定不提国大党的名称,也不让农民知道有所谓国大党这么一个组织”(《甘地自传》359页)。当时在遥远的喜马拉雅山下,作为文盲的农民们事实上也不知道印度有一个国大党,更不知道国大党在去年还通过了一个《关注三巴朗农民疾苦》的决议案。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甘地注意到农民的无知和愚昧,于是决定在这里建立学校,国大党一批领导人的夫人们,包括戈克利的夫人和甘地自己的夫人都作为志愿者被派到这里来了,他们同时在6个村子建立学校,教孩子文法、读、写、算,教他们讲卫生和懂礼貌,还帮助他们整理环境卫生、发放药品、保护耕牛、建立简单的医疗机构。甘地当时决定在这里把工作长期进行下去。
    就在甘地决定长期工作的时候,却有人在想办法让他立即离开。成千上万的农民的谈话被记录下来,种植园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指控,事情看起来十分严重。这时种植园主们坐不住了,他们又在给政府施加压力,想把甘地赶走。甘地收到了来自比哈尔省政府的来函:“你的调查已经拖得太久了,你现在还不结束调查工作,离开比哈尔吗?”甘地回信说“调查势必延长,除非调查的结果使人民获得解救,我无意离开比哈尔省。如果想让我离开,那就请承认农民的疾苦并解除这种疾苦;另一个办法就是政府立即成立一个调查团自己进行调查。”省长召见了甘地,同意成立调查团并邀请甘地担任委员。甘地的条件是:“在调查过程中我是自由的;政府虽然承认我是调查团的成员,但我仍然是农民的辩护人;如果调查结果不能使我满意,我有权利领导农民并劝告他们采取任何行动。”
    省长同意了他“这个正当而合理的条件”,调查团立即成立了,这个公正的调查团在不久就提出了全体一致同意的《报告书》,完全承认了农民的疾苦,并提出了全体一致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虽然种植园主还在进行顽强的反抗,但“存在将近100年的‘三分田’制就这样被废除了,而三巴朗的种植园主的‘王国’也就眼看着完蛋了,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们,现在多少可以抬起头来了,而靓青的污渍永远洗刷不掉的那种迷信也被破除了。”
    印度历史上的第一次“文明的反抗行动”在一个遥远、封闭而且落后的地方大获全胜。正当甘地忙于收尾工作,并想为三巴朗的办学、护牛和卫生改革继续工作时,他收到了几个朋友的来信,说凯达县的农民今年歉收,希望他去指导他们如何争取减税的行动;有的来信说阿赫梅达巴的纺织工人工资太低,也想让他去领导他们争取涨工资的行动。不久,凯达、阿赫梅达巴都发生了“非暴力抵抗”运动,并且都获得了成功,后来,全印度都爆发了持续不断的“文明的抵抗”并终于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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