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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耕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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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我无法体会一个罪犯的那份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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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铁打的监狱流水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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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我的监霸长着黄胡子

   那年七月十日,当我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潜回故乡时,我的心情比那个雨日更加潮湿。走出汽车站,我的双目从雨伞下热切张望。还是那个小城,还是那几条街道,两侧还是那一幢幢我所熟悉的楼房。但一种怪异的感觉袭上心头。
   
   楼房似乎更灰暗、更矮小了,街道似乎更狭窄、更破旧了。法国梧桐的落叶,在风雨之中更增添了几分伤感与破败荒凉。
   
   令我感到突兀的是,我走出车站碰见的第一个熟人,他向我说的第一件事,居然是“6.26”车祸。我明白他的心理轨迹:看见我,想到公共汽车,然后自然想到不久前的那次车祸。于是他省略了联想的过程而直接说出结果。

   
   “你知道吗?前几天翻车,死了三十二个人!”
   
   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现在已回忆不起来那个人是谁了。他当然不是小说家。他不是故意制造荒诞,因为他本身就是荒诞。他向我描述了那场车祸。据说当时几乎满城恸哭。
   
   令我吃惊的是,今年四、五、六三个月的事,在这里还不如“6.26”车祸的影响大。也许只有“6.26”车祸那种当场诉诸死亡的恐怖情景,才会给我的父老乡亲们造成长久的震撼。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6月26日在我的故乡发生、并导致32人死亡的惨案不会引起我震惊。
   
   我只是说,我与我的老乡们还处在不同的心理现场。现在与我同时关在11号监仓的陈济仓,正是“6.26车祸”肇事车辆的驾驶员。
   
   有一天,我、张新良、陈济仓坐在11号的大铺上,搬着手指细数每个犯人手上的人命。6号的刘双喜杀死两人,伤三人;5号的xx杀死一人;2号的xx杀死一人,伤一人;12号的xx重伤一人。我说咱11号谁也没有杀过人。陈济仓突然说,这个监狱里的杀人状元就在咱11号关着呢!见众人不解,陈济仓自豪地说: “我一次就杀了三十二个!”
   
   发生车祸的当天,陈就被依法拘留。交通肇事罪的最高刑期是七年。陈济仓后来就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对此,陈本人有充分心理准备,他常说:“咱手下有32条人命,但杀不了头。七年,肯定是七年。”他说:“七年算什么?我到了劳改场还不是开车?区别只是不领工资了。”每次看见管教干警,陈都要问:“没听说啥时候送我去劳改场开车?”好像他在向人事科长要求新调一个工作单位一样。
   
   相对于这间十二平米的黑牢,劳改场是令人十分向往的地方,不管是莲花山砸石子,崔家沟煤矿挖煤,还是到“五号信箱”烧砖。这几个劳改场在那里,我至今也不知道,但名字已听得耳朵起老茧了。关在黑牢中的人,下一步的去处,一般就在这几处了。据说宣判之后,剩余刑期已不足一年的,就继续在这个看守所执行——我看见那些在街上清理水沟的犯人,就属于这种情况;已不足五年的,送往“五号信箱”烧砖;不足十年的,去莲花山采石场砸石子儿,那些石头运往各建筑工地——你看见那些浇注沥青的垫路碎石、铺设铁轨的路基垫石,可能就是莲花山的产品呢;至于死缓,无期徒刑,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人,就送到一个叫崔家沟煤矿的地方挖煤了。崔家沟煤矿在号子里简称“崔矿”,非常亲切,好像是一个与我们有着深厚感情、留下了美好回忆的地方。到了后来,犯人在给自己预估刑期时,也分别用这几个劳改场代称了。
   
   “我肯定要去崔矿挖煤。”田金占说。
   
   “说不定咱俩分在一个中队呢。”张新良说。
   
   “我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可能只能要去烧砖。”刘军说。
   
   而我,对自己的估计是,要么去“五号信箱”烧砖,要么就去莲花山砸石子。当然,还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在某天夜里突然拉出去,悄悄活埋掉。这种情况发生在纳粹侵入苏联的前夜,斯大林通知那些平日被监控的异见人士紧急开会。这一去就永远不见回来了。阵济仓说:“现在那里还会有这种事?你没事儿,你到劳改场顶多负责出黑板报,给劳改犯念报纸,你戴着眼镜没法进砖窑,镜片会烤裂的。”我说也可能还不等进砖场,就先拉出去活埋了。张新良就说,那当然!像我们这种土匪,如果敌人打来了,政府说不定还发杆枪,让我们上前线戴罪立功呢。像你这种,只有先拉出去活埋了再说。
   
   据说在劳改场里还有报纸看,有篮球打,能在外边晒太阳,能吃饱饭,家里亲人还可在固定的日期来探监。说起这些,人人都十分向往。因为以上这些,就是黑牢里的人做梦都在想的事,尤其那些农村里来的犯人,觉得在劳改场里,几乎等于找到了“工作”,说不定刑满释放回家,乡亲还把你当有工作吃公粮的“干部”一样看待哩!
   
   陈济仓更有经验,他说:“劳改场和毛主席搞的农业学大寨、农田基建大会战差不多!不就是集体劳动、集体吃饭、住集体宿舍吗!而且咱到那里,干的还是技术活——犯人里没几个会开车!”
   
   我后来终于没有去上述劳改场中的任何一个,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对这几个劳改场的向往,给漫漫长夜里在黑暗的牢房里的我,增添了许多乐趣,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说我这次回来,下车后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陈济仓出的那次车祸。陈济仓很自豪地说:“看吧,你们学生娃是瞎闹腾!我一闹腾就惊天动地,创造了一项记录。现在我的名气比你大啦!”我说我属于秘密收审,没公开消息,在这里悄悄关着。
   
   果然,前几年我再次回故乡,路过陈济仓出车祸的那座桥时,看见路边立着一块石碑,上书某某运输公司客车驾驶员陈济仓,1989年6月26日15时,违章驾驶,在此发生特大交通肇事,造成32人死亡、若干人伤残,希过往司机,以此为鉴云云。
   
   我就这样在囚室里闲聊着,犯人之间慢慢就熟悉了。几日后的一个上午,田金占指挥刘阳明、卢传胜、还有负责拎马桶的那个犯人,把谁的旧衣服撕开,做成几块抹布,反复地擦洗水泥地板。陈济仓在和我说话,他问我现在懂不懂号子里地规矩?我说不懂。陈说,监狱从古到今,哪朝哪代都有,不管是国民党上台还是共产党上台,但这监狱里的规矩不会变。这就是每一个进号子来的人,先得来一顿打,这是号子里的入门仪式,就像结婚,先得办个手续,三跪六拜是不能少的。打过之后,再把身上的衣服扒了,好衣服送给监号里的老大,这样日后老大才会照顾你。
   
   陈说到这里,张新良说:新人进来,听着送你进来的管教走出监狱院子,在外边锁好大门了,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脚先把他撂倒,上去几个人就是一陈乱棒锤,打得他摸不着北!
   
   我说那要是叫起来怎么办?哨楼上的武警听到了,管教就会把武警放进来的。
   
   张新良说:“他敢叫!叫就用棉被把他捂住,隔着被子打!一般的都老实,谁也不敢叫,知道这是手续,打一顿就过了,要是敢乱叫,那就只有打得更狠些!”
   
   听张、陈二人这样说,我脊背一阵阵发冷。
   
   他们说这话,难道是要给我补课?
   
   陈说:“你进来没有挨打,是咱这个人对你的意思。”说着,陈指指张新良。
   
   我说:“真是感激不尽!”
   
   张新良哈哈一笑。我真有些感动了。
   
   陈接着说:“我这一把老骨头,进来时还有两根肋骨是断的,虽然没有挨打,也忍着疼表演‘看电视’、‘撞钟’、‘老汉抽烟’等节目。你进号子来,什么过场都免了——免了打不说,也没表演节目、没扒你身上衣服、没接班提马桶、也没扣你的饭……”
   
   我终于明白,陈说这一番话,其实是给其他人听的。对张新良给我的“特种”优待,陈济仓心怀不满——其他人也可能不满。陈说这话目的就是要挑起是非。如果不满的“群众呼声”高了,张新良为平息民愤,多少也得给我点颜色吧。
   
   进来当晚,张新良制止了对我的暴力计划;第二天还把另一个最好的铺位让给我;负责提马桶的人按“规矩”把马桶向我交班时,我糊里糊涂拒绝了,张新良也未坚持 “原则”;吃第一顿饭时,张直接把我“提升”到和他同盆夹菜的地位;甚至连负责端水、洗碗、洗地板这些“家务活”也一样不安排我干,原来这都是有“名堂” 的。后来,在我参与了一个又一个新人的“入号”仪式之后,我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奥妙。此是后话。也许他们只是把监狱的游戏规则代代相传,而只有我从中发现了 “监狱哲学”?这一点日后我再详细介绍。
   
   陈济仓暗含杀机的话说完时,其他人都面无表情,目光各自看着一个地方,仿佛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话。但我知道,此时只要一个眼神或一个动作,他们就会突然扑上来把我打倒在地。
   
   张新良突然说:“你们注意过我嘴上胡子的颜色没有?都说长黄颜色的胡子的人歪(凶狠之意),其实我这人一点都不歪。平时我也很少打人,我想把咱11号搞成‘文明监室’,今后进来的人都不用打了。这个‘眼镜’一进来,我看就是个好人,所以就对他好一点。”
   
   他说话的语气很平缓,但众人明显泄了气。我明白他“黄胡子”柔里带刚的暗示——老子长的是黄胡子!他很聪明,嘴上说自己不狠,但先提醒别人注意他胡子的颜色——而且告诉大家,据说长这种颜色胡子的人,天生心狠手辣!
   
   他所谓的黄胡子,不过是上唇长着一溜短髭,并且在两个嘴角处,向上翘起。
   
   田金占突然说:“在咱这号子里,好人就是坏人,只有坏人才是好人!”这句话真是大有学问,使我对他不得不刮目相看。
   
   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因为赌博被拘留三天,也关到这里来,第二天早上在院子放风时,我和他竟在这里意外相逢。他就曾说过“我是坏人中的好人,是好人中的坏人”这句话。
   
   据说失去自由的最初几天,是最难熬的,但我很自豪,我从一开始适应了囚室里的生活,甚至一次也没有想到要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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