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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資料庫 】
1、【 特刊 】 陳光基回憶錄 : 《 回憶與思考 》
·按語與序言
·一、廿世紀七十年代的越南
·二、一個毫不乏味的大使任期
·三、《 維新 》大會
·四、CP87與柬埔寨問題三個層面的關係
·五、從反毀滅種族至《 紅色解決法 》!
·六、自我解困的一步 ﹕ 多樣化的關係
·七、為適應局勢﹐ 中國委身屈求
·八、第一輪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巴黎國際會議
·九、鄧小平為談及越南接見凱山豐衛漢
·十、藥苦但治不了病
·十一、政治局對90年6月會談之評價
·十二、欠精明的選擇
·十三、成都越中峰會
·十四、成都會晤 --- 我們的成功或失敗 ?
·十五、誰應是難以釋懷之人 ?
·十六、成都之債
·十七、仍爭論的國際形勢與外交政策之問題
·十八、第七屆黨大會以及與中國正常化所要付出的代價
·十九、第二輪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巴黎國際會議
·廿、旅程結束但歷史仍未打開新篇章
·廿一、我國安全與發展的挑戰 ( 附錄 )
·1975年至1991年大事記
·目錄
2、 美國中央情報局1979年《中越邊界爭端》
·美國中央情報局1979年檔案《中越邊界爭端》
·美國中央情報局1979年檔案《中越邊界爭端》(續)
3、美中關係
·視頻:尼克松在中國-1972年
4、蘇、中、越共黨關係
·胡志明致史太林的兩封信
【 越戰反美陣營共黨領袖談話記錄 】
·1、周恩來與胡志明的談話(1965年3月1日)
·2、劉少奇與黎筍的談話(1965年4月8日)
·3、毛澤东與胡志明的談話(1965年5月16日)
·4、周、鄧、康生與黎筍阮維幀的交談(1966年4月13日)
·5、周恩來對胡志明的談話(1968年2月7日)
·6、周恩來康生與范文同的談話(1968年4月29日)
·7、陳毅與黎德壽的交談(1968年10月17日)
·8、周恩來康生對越南南方中央局代表談話(1969年4月12日)
·9、鄧小平與黎筍談話記錄(1975年9月29日)
【 紀念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四十週年 】
·誰曾支持赤柬波爾布特?
·1975-78年:越南與柬埔寨互相误判
·回顧越南侵柬
·赤柬與柬埔寨的滅絕種族
·40年後越柬如何和平相處、消除猜疑
·越南報刊如何報導紀念越柬戰爭?
·戰後40年,柬埔寨逐漸改變與中、越的關係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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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事顧問在奠邊府 ( 1950 - 1953 )


   
   
    近年來﹐中國在越南抗法戰爭中所擔任的角色被歷史研究者廣泛的談論﹐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可是﹐在以往的年代裡﹐越南歷史家往往故意的不太願意提及中國人在那場戰爭中的出現﹐ 意想使越南的 “ 民族歷史能夠保持純結 ”。由於直至今還不能夠參閱中國政府解密的中越两國關係歷史檔案資料﹐ 西方學者存有極大的困難可以評價北京當局對那場印度支那戰爭究竟持如何實質性的態度與政策等。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 一些有關中越關係問題的書籍問世。近年來兩部由美國北加羅連那 ( North Carolina ) 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 冷戰系列書籍 ” 的英文書中作者翟強 ( Qiang Zhai, 音譯 ) 的題名為 « 中國與越南戰爭﹐ 1950—1975 » (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2000年出版 ) 以及作者陳堅 ( Jian Chen 音譯 ) 的 « 毛的中國與冷戰 » (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2001年出版 ) 最值得令人關注 。
   
   
    這兩位華人作者使用了近年來中國方面已經發表或出版的資料﹐ 包括各種回憶錄 、 日記 、 史料等再次復現北京當局對印度支那發生的兩次戰爭的政策與看法。 翟強先生是美國蒙特哥美利歐本大學 ( Auburn University, Montgomery ) 的歷史教授﹐ 其書中有兩章的篇幅談及越南抗法戰爭時期中國軍事顧問的細節。
   
   
    對於中越關係的各種問題﹐ 尤其是中國對越南奠邊府戰役的援助與政策的問題等﹐ 撰寫人是十分困難的能夠站在一個較為平衡的角度上去論述與評價歷史。能夠做到平衡的兩方面應該是﹕ 1﹐ 要強調出發自民族主義精神的原始的 “ 本地 ” 因素﹔ 2﹐ 由冷戰時代思維所產生的觀點 : 北越共產黨僅僅是莫斯科或北京手下操縱的傀儡工具。翟強一書得到許多報章評價為能够 “ 站在平衡點上最深刻的研究戰爭時代內的中越關係 ”。不过亦有人批評該書把越南處於過於被動的角色去論述。
   
   
   本文亦根据數年來中國方面已經公開的資料,注重介紹并分析它,讓關心中越關係或越南歷史問題的讀者进一步了解關於中國對奠邊府戰役的政策,也僅集中概述上述書中的一些主要內容。
   
   
    翟強先生1993年在一篇文章中曾承認 : “ 由於寫作資料只可採用來自中國方面的資料﹐ 它不會是全面的體現了在第一次越南戰爭中的中越關係 ”。 正如在2003年由一些法國和越南學者在巴黎舉行的 《 奠邊府戰役討論會 》 上人們所認為﹐ 奠邊府至今仍然是個令人注目的歷史問題。最近幾年來各國的個人研究﹐ 尋找更多的資料或者為進一步瞭解歷史真相等等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整個歷史研究過程中的一個小部份而已﹐ 最终它亦都只是為解答多年來人們所要探索的問題 : 究竟是甚麼因素能使1954年5月7日奠邊府戰役可以引致如此伟大的勝利呢 ?
   
   
   

越南首位最可靠的朋友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承認由胡志明主席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越南政府在1950年1月15日電函北京,要求兩國成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那時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致電時為共產黨總書記的劉少奇表示同意接受越方所提出的建議﹐ 並指示外交部把北越的建議轉告予蘇聯以及東歐共產黨國家。
   
   
    中國立即在三天後﹐ 即1950年1月18日承認了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 繼之﹐蘇聯亦在1月30日也與越南建立外交關係﹐ 北韓以及東歐共產黨國家随之也先後承認了越南新政府。
   
    四月份﹐ 胡志明提出中國派遣軍事人員来到越南協助他們抗戰 --- 打敗法國殖民者。胡曾建議中國的軍事人員应以師級的為顧問﹐ 以團營級的為指揮來到 “ 越盟 ” 的大本營工作。中國的回答是只可派出顧問﹐ 不會遣派指揮人員。中共中央軍委在1950年4月17日下令成立了中國軍事顧問團﹐ 包括七十九名顧問人員以及一些助理員。
   
   
   自1950年的4月至9月期間﹐ 中國給予越盟數量較多的軍事武器與非軍事物品﹐ 其中包括一萬四千枝長槍與手槍、一千七百枝機關槍與衝鋒槍、一百五十口迫擊砲、六十口大砲、三百口反坦克火箭砲以及彈藥、醫藥品、軍服與二千八百噸食物 ( 資料來自在中國1990年出版的 « 援助越南抗法戰爭中國軍事顧問團史料 » )。
   
   

中國政府決意援越的理由有三﹕

   
   
   

第一﹐ 北京認為﹐ 印度支那與朝鮮、台灣同為被外國勢力參與干涉的陣地。中國領導人不僅擔懮印度支那抵抗外國的能力﹐ 而且亦顧慮滯留在越南的國民黨余軍力量。自1949年12月共產黨軍隊佔領廣西後﹐ 一部份國軍逃至北越﹐ 而其他的則躲藏入廣西的山林地區。在韓戰爆發後﹐ 這些國民黨軍人曾發動攻擊新政府。從這個大環境中去考慮﹐ 若果法軍敗於越盟﹐ 由越共来統治北越﹐ 中越邊界則亦可得到安寧。

   
   
   

第二﹐ 出發自同為共產黨兄弟國家陣營的國際主義精神﹐ 北京難以推卸越南的要求。從一份1950年3月14日劉少奇寫的內部指示可以看到北京把中國革命與國際上的“ 革命事業 ” 連接起來﹕ “ 在我們取得革命勝利後﹐ 以各種方式來支援亞洲各被壓迫國家的人民和共產黨去取得勝利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不可推辭的國際責任。 ”

   
   
   

第三﹐ 中國對印度支那的參與干涉是傳統上中國與週邊國家關係的習慣做法。歷史上﹐ 歷代中國皇朝常把越南視為 “ 自然的影響範圍內的地域 ” 。這种傳統思維肯定是毛澤東與其同志們對待越南的做法,也視為理所當然的歷史傳統的延續,而越南人本身仍存在傳統上從中國尋找效仿政治、經濟、文化等领域的模式與理念。若果說胡志明要求毛澤東幫忙的意念不一定是出自相同的意識形態的話﹐ 但亦可以說是越南人習慣上向中國 “ 求助 ” 心理的反映﹐ 同時亦可以爭取达到维持越南的民族獨立﹐ 何樂而不為呢 !

   
   
   
    於是,1950年8月﹐ 中國政府派出由羅貴波為首的中國軍事顧問團抵達越南。在給羅的一封電文中﹐ 劉少奇囑咐不要把中國人自己的觀點強加於越南人,以及也不要失望如果對方不接受中方的建議。此些說話證明了中國早已留意到敏感的問題 --- 越南民族的自豪感及其兩國歷史上存在的敵意的意識。雖然如此﹐ 正如以下的論述﹐ 讀者亦將會看到﹐ 當越南同志不 “ 遵照 ” 中國同志所提出的建議或路線而自我作出策略之時﹐ 中國顧問便就感到失望﹐ 甚至時而現出憤怒的表露。
   
   
    根據中國顧問的進言與援助﹐ 越盟部隊展開第一場戰役就是1950年的 “ 邊界戰役 ”。他們意圖打通越盟根據地與中國的聯繫網絡﹐ 使两地更容易作交通與交流。當時法軍控制了沿著中越邊界南邊所有的主要市鎮據點與哨站。殲滅這些法軍據點的位置將會一方面更加鞏固越盟的越北根據地﹐ 另一方面使中國的援助輸給線通行無阻﹐ 由此﹐ 越盟力量將處於較有利的軍事位置﹐ 為日後可以更加順利的向紅河平原地區挺進。
   
   
    初始﹐ 越盟原定攻擊老街 ( Lao Cai ) 與高平 ( Cao Bang ) 這兩個重要的據點。在幾番考慮後﹐ 越盟改變初衷﹐ 只集中攻打高平罷了。除了要求中國派出軍事顧問和援助物資之外﹐ 胡志明還建議中國派遣高級軍事顧問到越南來配合邊界戰役展開後的形勢急劇變化之所需。
   
   
    1955年7月7日中國遣出名將陳賡 ( 1903—1961 ) 到達越南。在陳的日記中﹐ 我們悉知﹐ 陳賡來越後發現越盟部隊並沒有在抗法戰爭中充分利用婦女的力量。於是,他向越方指出該點。從中我們可以看到﹐ 陳賡已經發揮了毛澤東的 “ 人民戰爭 ” 的理論而要在越南實行。因為在抗日戰爭與對國民黨的爭奪戰中﹐ 中共也利用了婦女的力量﹐ 確實是有助於戰場上的勝利。
   
   
   

陳賡在印度支那戰爭中所担任的角色

   
   
    陳賡簡介﹕ 1922年加入中共。曾參加韓戰並擔任中國志願軍副總指揮。1959年出任國防部副部長, 1961年逝世於上海。其《日記 》一書在1984年出版。
   
   
   
    陳賡在一份寄予北京的報告中寫道﹕ “ 在獲得從雲南和廣西運來的武器裝備與得到訓練後﹐ 一些越南軍事單位的戰士鬥志頗高。但是﹐ 在營團一級的越南幹部戰士缺乏戰場上的實際指揮作戰經驗。” 他建議邊界戰役應該採取的原則是 “ 在戰場上消滅敵人的機動部隊力量﹐ 佔領一些小又處於孤立的據點。軍人應在戰鬥中獲得並積累作戰經驗﹐ 並由此而提高戰士的戰鬥精神。在取得完全主動的局勢後﹐ 漸漸的才擴大戰鬥的規模 ” 。
   
   
    對於越南提出要攻打高平的計劃﹐ 陳賡提議主要的戰略是 “ 在包圍 ( 在某一處敵人的 ) 碉堡﹐ 同時也攻擊其援軍 ” 。陳賡特別強調在攻擊靠近高平的一些地處散落的碉堡﹐ 同時也應消滅來自涼山 ( Lang Son ) 方面的法國援軍。
   
   他說道﹕ “ 如果我們可以消滅來自涼山三至五個的機動營部隊﹐ 這樣就較易的佔領高平﹐ 及其取下靠近涼山的一些碉堡。” 在7月26日的電文裡﹐ 中國中央軍委批准了陳的提議。
   
   
   7月28日﹐ 陳賡來到越盟在太原 ( Thai Nguyen ) 的根據地與胡志明、羅貴波會面。陳向越南領導人作報告﹐ 越盟部隊不應該攻打佔領當時法軍的重要據點高平﹐ 而該首先攻擊一些小碉堡﹐ 使法軍軍心有所動搖。在戰術方面﹐應該運用 “ 以打 ‘ 一 ’ 后襲其援軍 ” 的打法。具體的是﹐ 先攻擊處於高平與涼山之間的東溪 ( Đong Khe ) 據點﹐ 從而引出高平、涼山兩地的法軍來殲滅。胡志明聽後馬上接受了陳的計劃。
   
   
    9月16日﹐ 越盟軍隊發動攻擊東溪據點並在兩天後便佔領了它。然而﹐ 陳庚並不完全滿意越南軍隊的勝利結果。法軍在東溪大約有二百六十名兵士﹐ 及其越南籍兵士則有一萬多名。在戰鬥結束後﹐ 结果是越盟軍隊約有五百名傷亡﹐而有多於二十名的法軍則逃走 。
   
   
    在陳庚逝世後1984年在中國出版的日記中﹐ 陳指出越盟軍隊犯了一些錯誤。第一﹐ 他們並沒有按既定的時間來攻擊敵人。原先預定的攻擊時間是9月16日傍晚開始﹐ 但越盟軍隊則在十七日早才發動攻勢。當太陽上昇後﹐ 法軍就進行猛烈的反攻﹐ 越盟部队被迫撤退。跟著﹐ 在十七日傍晚他們才再次出戰。第二﹐ 越南指揮員不願到前線陣地去﹐ 由此﹐ 他們與前線戰士往往失去了直接的聯絡。第三﹐ 一些幹部隱瞞實況而作出錯誤的報告并提交予上級。陳庚亦曾對武元甲將軍提出上述的三點問題。
   
   
    雖然如此﹐ 越盟還是算作取得了一次大勝利。他們佔領了東溪﹐ 而高平據點被孤立。法軍從涼山調出援軍通過七溪 ( That Khe )﹐ 意圖奪回東溪。與此同時﹐ 另一隊法軍轉向越盟在太原的大本營進軍。陳庚估計法軍揮軍前往太原是企圖引誘越盟軍調離東溪﹐ 使在高平的法軍有機可逃。故此﹐ 陳庚決定越盟部隊要堅守東溪,不可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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